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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芳

摘要：国内外近年来外语教材研究呈现出专业化、学科化、多元化的加速发展态势，外语教材学呼之欲出。外语教材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外语教材建设规律，构建服务外语教育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外语教材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外语教材性质和功能、外语教材史、外语教材编写、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外语教材使用、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外语教材管理、外语教材生态系统等。外语教材学建设需要外语教育生态体系中各参与方通力合作，培育专门人才，建设分类教材数据库，利用数据分析模型对教材进行全方位分析与评估等。外语教材学还应关注研究方法创新，使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等多元方法加强教材及其实际使用效果研究。

关键词：外语；教材；外语教材学； 学科建设；教育生态体系

1. 引言

外语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化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外语教材承载着外语教育“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特别是开阔“国际视野”和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任务。外语教材研究对外语教材建设和教材理论体系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每年出版各个学段、各种类型的外语教材数量众多，但是质量良莠不齐，教材编写、使用、评估和管理急需系统化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引和支持。本文简要阐述外语教材学的目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旨在构建外语教材学的学科体系，服务外语教材建设和管理，促进外语教材编写实践和外语教材研究发展。

2. 外语教材研究学科化势在必行

我国早已有学者从教育学角度把教材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开展了系统研究。李嘉瑶和王建新（1989）编著的《教材学》是中国最早提出“教材学”的专著。曾天山（1997）的《教材论》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教材研究的教材本体论、教材史论、教材编制论、教材教学论、教材管理论、教材改革论等不同方面。

在国际外语教学界，教材研究也已逐渐形成专门领域，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Tomlinson（2022）认为，“教材开发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覆盖教材开发和使用过程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材设计、教材编写、教材评估、教材改编、教材使用研究等。Norton & Buchanan（2022：xxiii）指出，教材研发是应用语言学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吸引了许多博士生的兴趣，相关课程也特别受硕士生欢迎，因为它既带来理论洞见，又对语言教学专业人员具有实用性。

外语教材研究发展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亟须构建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来深化研究。常畅和杨鲁新（2023）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1962—2022年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刊登的英语教材研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外语教材研究主题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研发等方面，但研究整体上缺乏系统性。

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2019年12月，教育部同时出台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明确指出教材是“国家事权”，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教育部也设立了专门的教材管理机构，批准成立了多门学科的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并要求加强教材学科化建设，构建并逐步完善教材理论体系。这些举措为提升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水平、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

3.外语教材学的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3.1外语教材学的研究目标

作为课程的基本载体，教材与学科的建设及其特点关系密切。外语教材受到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远超教育学，因此外语教材学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外语教材学的总体目标是探索外语教材建设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服务中国外语教育实践的教材理论体系。

外语教材学可从本体论、实践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构建外语教材理论体系。外语教材学首先需研究外语教材的本质与特征，包括外语教材的内涵与外延、教材的功能和局限等。其次，外语教材学需在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依据，为教材编写提供指导。再者，外语教材学需为教材使用、教材评估、教材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等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3.2外语教材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我国较为系统的教材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李嘉瑶和王建新（1989）提出了教材学的学科结构构想，由总论、属性论、结构论和管理论构成。总论包括教材史、教材的地位与作用、教材学研究的对象、教材学研究的方法；属性论包括教材的分类、教材的属性、教材的本质、教材属性对教材建设的影响；结构论包括教材的总体结构、教材的个体结构、教材的结构设计原则、教材的结构优化；管理论包括教材的生产与编著劳动、教材管理的本质、教材的宏观管理、教材的微观管理、教材管理队伍。这一教材学研究内容分类总体清晰明了，侧重教材结构和教材管理，但缺乏教材内容分析、教材使用、教材评价等的阐述。曾天山（1997）的《教材论》包含教材本体论、教材史论、教材编制论、教材教学论、教材管理论、教材改革论、教材比较论、教材发展论等，教材学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但是前后章节内容之间存在较大交叉和重合。21世纪以来，国内教材研究整体逐渐步入多元化阶段，涉及国外教材管理体制对比研究、教材内容分析、教材评价机制研究等。外语教材研究近10年来也拓展到外语教材内容分析、国内外外语教材比较分析、外语教材使用研究、外语教材评估研究等多元化的研究阶段（常畅，杨鲁新 2023）。

国外外语教材研究迄今经历了一个从“教材评估”到“教材编写”，到“教材研究三重点”，再到“教材研究多维度”的发展过程。Cunningsworth（1995）聚焦教材评估，旨在帮助教师选择教材。Tomlinson（2001）编辑的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主要聚焦教材编写，分为素材收集与教材编写、教材编写过程、教材评估过程、教材的电子呈现、教材编写建议5个部分。Harwood（2014）提出教材研究应包括教材的内容分析、教材使用和教材编写。Norton & Buchanan（2022）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教材历史发展、教材与技术、教材与教师发展等内容。

外语教材学是一门跨学科学问，与诸多学科存在交叉关系。外语教材研究需借鉴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探讨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对外语教材编写的影响，并讨论教材功能对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启发。外语教材编写需遵循教育学的基本原理，符合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外语教材管理则与管理学关系密切，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教材管理学概念（孙绵涛，李莎 2021）。综合教材涉及的不同方面，我们认为外语教材学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1）外语教材本质特征和功能研究，（2）外语教材史研究，（3）外语教材编写研究，（4）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5）外语教材使用研究，（6）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7）外语教材管理研究，（8）外语教材生态系统（ecosystem）研究（束定芳 2023）。

3.2.1外语教材本质特征和功能研究

“教材”在英语文献中称为“textbook”或“coursebook”，教材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般称为“mate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这反映了关于教材的理解从狭义向广义扩展。“textbook”主要侧重教材选文；“coursebook”侧重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不一定限于具体课文，范围有所扩大；“material”则将教材范围进一步扩大，任何发挥教学功能的材料都属于教材研究范围，且这种趋势近年来再次增强。

“教材”是一个复合概念，教材的类型多种多样（钟启泉 2019）。传统的教材分类一般包括纸质媒体组成的图书教材，胶片与磁带、唱片为媒体的视听教材，广播为媒体的广播教材，以及立体的实物、模拟实物模型、标本等实物教材，可统称为“模拟教材”。计算机信息技术介入之后，模拟教材得以数字化而形成“数字教材”，模拟教材和数字教材的一体化形成“多媒体教材”。Guerrettaz et al.（2021）指出，现有教材定义往往忽视了教学材料的复杂性，包括它们如何影响语言学习者和教师、语言教学和语言使用，并且受限于单一类型的材料，即教科书。语言教师和学习者在课堂上实际使用教学材料的多样性超出这种狭隘的概念化范畴。国际语言学期刊System在2021年推出“教材使用”特辑，刊载的7篇文章探讨了形形色色的语言教学材料，如电影、手机应用程序、自然界物体、教师的临时拼图活动等，拓展了教学材料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外语教材的功能，Mishan & Timmis（2015：5-6）根据学生反馈，总结出教材的5个重要作用：（1）通过有趣和具有视觉吸引力的内容有序推进学习，且满足学生对教材的学习和心理认知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2）提供大量接触语言使用的机会，语言材料涵盖各种文体、风格、口音等；（3）提供有关语言、学习者培训、策略使用和文化的全面信息；（4）借助文本和教学活动引发学生的口头和书面反应，通过呈现学生个体经验之外信息丰富的主题知识促进其自主学习；（5）为教师教育提供教学模型，是教师发展的跳板，激发教师思考如何更好地使用教材。

近年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外语教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利于建设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源，外语教材的内涵和外延又得到拓展。人工智能应用于教材开发可在教材呈现方式上实现立体化、多模态化，在教材内容上围绕相关主题由教材使用者即时生成主题知识，弥补传统教材的容量或知识创造方面的不足。

3.2.2外语教材发展史研究

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演变、有关外语教材重大事件和重要教材的研究包括国内代表性外语教材编写、国外外语教材引进和使用研究，以及外语教材审核与管理制度发展过程的回溯梳理，对于汲取历史经验、彰显中国特色、凝聚中国智慧以构建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编的《英语》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民学习英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教材之一，风靡中国英语教学界几十年。这一“现象级”教材奇观背后既有改革开放对外语需求巨大、优质外语教材或教学资源奇缺等外部原因，也有教材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语法翻译法的教学理念、配备大量语言知识练习等自身优势。再如，1981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规定教材编审委员会是教育部外语教材和教学的业务指导和咨询机构。许国璋等一批知名外语教育专家作为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为中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做了大量工作，对外语教材建设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等编写的College English、上海外国语大学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筱菊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复旦大学董亚芬主编的《大学英语》等外语教材在这一阶段陆续出版发行并广泛使用，成为对中国高校外语教学产生深远影响的里程碑式经典外语教材。

由此，外语教材史研究首先需要梳理国内外重要外语教材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研究者可探讨下述相关问题：最早的外语教材及其编写活动出现于何时？不同时期编写的经典外语教材有何特点，反映了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哪些外语教材为什么能在外语教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外语教材史研究应关注外语教材编写与教学理论研究、实践的关系。Howatt & Smith（2014）把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历史分为4个阶段：（1）古典时期（1750—1880），模仿古典语言的教学方式，与其关联的教学方法是语法翻译法和古典法；（2）改革时期（1880—1920），重视口语教学，相关的教学方法是直接法和自然法；（3）科学法时期（1920—1970），遵循科学依据实施教学，相关的教学方法包括口语法、情景教学法和听说法；（4）交际法时期（1970至今），学会“现实生活中的交流”，相关的教学方法是交际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这4个时期国际主要英语教材是实现相应外语教学思想与理念的载体，也受到特定阶段外语教学方法的影响。中国外语教材的发展过程表现出类似特征。但是，中国的外语教材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尤其是汉语教育观念的影响？外语教材对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外语人才培养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外语教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3.2.3外语教材编写研究

教材编写过程研究能为教材质量提升、教材理解和使用、教材管理规定制定提供重要参考。然而，教材编写过程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国内近年来开始有学者探讨外语教材编写过程。文秋芳（2023）介绍了在实践基础上凝练的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该体系包含国家与社会要求、外语教材文化范畴、外语教与学的理论、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编写管理规范5个要素，每个要素各有特点又互相关联。从初始操作程序上看，它们有先后顺序，但教材编写过程中它们须协同发挥作用，才能确保高质量的外语教材编写。束定芳和王蓓蕾（2023）从教材编写参与者的角度详细记录了某套高中英语教材编写过程，为教材编写工作组织、编写人员选拔、编写方案制定、教材单元板块设计、教材试教试用、教材质量审核等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一手资料。

相关研究也涉及外语教材编写的影响因素。Xu et al.（2023）研究了一名学校教师、一名大学研究员和一名专业教材编写者在编写英语教材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发现参与者的价值观和信念影响了他们在合作设计教材过程中的实践，进而影响了互动和协商过程。Yildiz & Harwood（2023）通过对来自不同国际出版社6位作者的访谈，揭示了编写全球教科书所受的各种限制。作者们普遍反映面向全球销售教科书的出版商更倾向于使用国际材料而非区域或本地材料，编写过程往往由出版商而非作者主导，教师和市场销售的反馈、禁忌话题等也限制了教材作者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妨碍了他们尝试精益求精打造产品的努力。因此，作者们建议教科书出版商重新考量教材编写和生产过程，以提升全球教科书质量。

外语教材编写研究需进一步加强教材编写过程管理和呈现方式研究。教材编写过程管理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如何制定教材编写方案？如何选择或者创作语言材料？如何设计学习活动或练习类型？教材呈现方式研究的重要课题包括：如何在教材编写中运用新技术？如何开发新形态教材？教材编写方案应依据国家发展战略、学科专业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指南、学科知识图谱和先进研究成果、学生和教师实际需求等制定。语言素材选择应依据“真实性”原则，基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等实际情况，尽量呈现不同体裁、主题和风格的语篇或非连续性文本等。

3.2.4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

教材内容分析对教材选择、教材内容改编或扩充发挥重要参考作用，并对教材编写具有实用价值。教材内容分析最初聚焦教材评估，其目的是为教材选择提供指引。Cunningsworth（1995）主要围绕语言知识和技能对教材的内容与结构进行分析，评估教材是否适合作为某门课程的教学用书。语言知识内容包括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语法、词汇、语音、语言风格、语篇体裁等，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以及教材中的话题、主题内容和社会价值观。教材内容分析也涉及教学方法使用要素，例如学习者需求、教学指导原则、学习和教学步骤、学习者角色定位、技能学习等。Cunningsworth（1995）的教材内容分析还涵盖教师用书及教材对教师角色的定位。McGrath（2002）不但介绍了教材评估和分析的具体内容，还论及了教材改编和教学材料的重新设计。

外语教材内容分析与评估不仅要关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更要关注教材主题内容的思想性、时效性和适宜性，并且关注教材呈现方式是否符合教育学和心理学原理，是否符合教材使用者的认知和心理特点等。教材内容分析与评估既可在教材使用前实施，也可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实施，旨在为教材的有效使用提供参考，为教材修订提供有效反馈。

3.2.5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教材使用是落实教学大纲要求、实现教学与学习效果的途径。教材编写应充分考虑外语课堂教学中教材使用的实际情况，教材评价也应结合教材使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成果能为教材研发和教材管理提供重要参考，是外语教材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已有部分外语教材使用研究关注教材使用者的教材观、教材使用策略与影响因素，以及教材使用产生的影响（如徐锦芬 2023；徐锦芬，刘文波 2023）。徐锦芬和邓巧玲（2024）从学习者能动性角度构建了英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模型，为教材使用的学生因素认识与理解、教材编写等提供了参考。但是，外语教材使用的实证研究整体仍然欠缺。

未来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需关注教材因素（教材内容、难度、语篇篇幅等）与教师因素、学生因素、课堂因素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教师对待教材的态度和教材使用方式存在差异。有的教师基本按照教材编排结构授课，有的教师结合教材和补充材料施教，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完全打破教材原有框架，根据对课程的理解改编或者选择教材相关内容实施教学，这与教师的信念、教学知识和经验、培训经历、教学风格等密切相关。学习者的信念、学能、学习风格，课堂布局、课时安排等课堂和制度因素，以及教育管理者对教材使用和外语教学的态度等也会对教材使用产生影响（Hutchinson 1996）。

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者如何使用教材理应成为教材使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一方面善于在教师指导下，用好教材中的语言素材、练习和语言技能训练，另一方面在教材之外接触大量外语输入，比如阅读文学名著或报纸杂志、观看电视节目或经典电影等。两者如何平衡和互相促进值得关注，研究者可通过个案研究、调查研究开展深入探讨。

3.2.6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

教师是教材使用者，也可以是教材编写者。优质教材无疑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优秀教师可通过创造性使用教材，弥补教材的先天不足。教材编写过程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参与教材编写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提升教材编写质量的前提条件之一。有关教材与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教材作为教师发展的资源、教材使用中的教师能动性、教材编写与教师发展。

徐锦芬（2023）认为，外语教材建设具有价值引领、理论引领、专家引领和技术引领四大主要特征，因此教材使用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杨姗姗等（2023）采用个案研究法探析 7 名高校外语教师在教材编写项目中的专业发展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体现在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共同体自觉和身份自觉4个方面，受到个体、项目机制、学术机构、宏观环境4个层面因素的影响。

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的研究还应关注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学资源拓展与开发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都倡导教师开发和使用教材之外的教学资源，鼓励编写校本教材。这对教师深刻理解教材与课程标准的关系、教学目标与教学资源的关系等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2.7外语教材管理研究

教材是“国家事权”，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教材管理工作。教材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是管理的主体，包括机构和责任人；二是标准，即管理的依据和内容；三是管理的程序。我国已经建立以国家教材委员会为最高管理机构的教材管理体制，设立了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具体的工作实施由教育部教材局负责。各高校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都成立了专门的教材管理机构。教育部还出台了不同学段教材的管理办法，对教材编写、选用等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教材内容和呈现方式也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学科专家等进行审核。

当前教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优化教材管理的程序和内容，如何利用现代网络和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教材编写和使用进行辅助管理（孙绵涛，李莎 2021）。教材编写还涉及出版社、教育理论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外语教材管理特别是编写过程管理和教材审核需建立开放、动态的管理机制。例如，由于外语教材涉及外国语言和世界文化呈现，外语的语言规范、世界文化的代表性等还需相关本族语专家审核。

3.2.8外语教材生态系统研究

教育是个生态系统，外语教育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分支系统，外语教材是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各方能量互动和传输的重要体现，外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也是构建教育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之一（束定芳 2023）。我国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教材不仅体现课程大纲、课程标准的要求，承载学生课程学习的内容，也是教师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依据和蓝本，更是学生提升核心素养的基础资源。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教育主管部门规划课程标准制定、组织教材编写和审核。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和选题计划建立教材编写团队，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社组织或邀请专家进行教材审核。因此，教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影响教材编写和使用的各项主要因素及其互动方式。

外语教材生态系统研究除了关注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教材的要求，还应探讨学生、教师、家长、教材编者、编辑和出版社各方对教材的态度和作用，以及教材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产品受到的各种限制，包括政治、文化习俗和商业规则的限制等，制定相关的研究议程，以促进教材开发和编写创新。教材研发需要各方面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并且需要鼓励新的声音的表达（Norton & Buchanan 2022:xxiii）。

4. 外语教材学研究方法

外语教材研究与外语教学其他研究一样，需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的性质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外语教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

定性研究通常适用于教材发展过程研究、教材编写研究，而定量研究更适用于教材内容分析与评估、教材使用研究等。例如，外语教材史研究可通过对外语教材编写、教材使用、教材管理等史料的定性分析，厘清教材发展历史，并从中总结经验、归纳特征、发现规律，指导今后的教材理论研究和研发实践。Atkinson & Corbitt（2023）使用定性内容分析方法，基于口头陈述和访谈数据探究了开放式写作教材编写中教材开发原则的应用，发现新手教材编者注重学习目标，尝试创建可关联的内容，并采用多样化的重复和层叠来构建模块化章节。教材内容分析和评估也可使用语料库方法，建立分类教材资源库，开展定量分析研究，为教材内容研究和教材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混合研究在外语教材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受到更多关注。Guerrettaz et al.（2022）提出了语言课堂的教材使用研究“议程”（agenda），主要包括教材使用与语言教学法（materials use and language pedagogy）、课堂互动相关的教材使用（materials use in relation toroom interaction）和教材使用中的语言多样性、文化与权力（language diversity, culture, and power in materials use）3个方面，具体分为7个研究任务：（1）采用定性案例研究方法，界定和分析教材在课堂生态中的作用；（2）采用纵向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探究特定教材的使用如何塑造教师的教学知识和教学实践；（3）开展探索性研究，探讨语言教师教育项目中语言教学/学习材料的教学内容；（4）采用多模态分析方法，定性识别课堂中使用的不同教材形成的多义符号意义建构模式；（5）以学生语言使用为重点，记录小组活动中的课堂互动，通过对交互的多模态分析和访谈分析考察教材的预期和意外结果；（6）开展民族志研究，探索学生和教师如何接受、抵制或以其他方式回应课堂教材中的语言变体和文化；（7）采用民族志案例研究方法，探究语言规划活动中的教材使用。

教材研究另一重要的方法是比较研究。研究者可对比世界各地外语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围绕教材建设目标、理念、内容、体例创新等前沿问题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为国内教材编写提供借鉴。教材比较研究还可在不同学科教材之间进行，比如外语教材与汉语教材或其他学科教材的比较，以凸显学科特色，汲取相关经验，深化对外语教材本质与功能的理解。

5. 结语

中国外语教材学的目标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服务中国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外语教材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包括外语教材本质特征和功能研究、外语教材史研究、外语教材编写研究、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外语教材使用研究、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外语教材管理研究、外语教材生态系统研究。外语教材学研究方法应用需科学化和多元化，依据研究目标和问题采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或混合研究方法，加强基于大型语料库或数据分析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国外语学习者数量众多，对优秀外语教材需求巨大，而外语教材编写、使用和管理仍然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外语教材学的理论构建和应用实践研究将推动我国外语教材研究深入开展，真正提升外语教学水平和效益。外语教材学前景光明，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界》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