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著名革命家廖仲恺对于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我辈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大福德较孔孟且十倍。

诚哉斯言，虽然白话和白话文学不是从胡适才有的，白话文运动不是从胡适才开始的，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使用白话文交流、创作胡适是居功至伟的。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古代有两种书面语，一种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言；一种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

白话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书面语，并用于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各家观点尚不统一。

我们只知道唐时僧家讲解佛经的俗讲和变文就是白话，唐宋时儒家的诸夫子的语录，如《朱子语类》其中有不少文字就明白如话。白话作为文学书面语的历史，即使是从元末明初得章回小说开始算起，也有六七百年。

通过上述我们似乎可以很清楚，白话既不是胡适首创，也不是胡适首倡，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明所谓白话文运动的价值和意义被严重高估了呢？显然不是！

就以现当代公认的明星章回小说四大名著《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为例：

成书于元末明初（一说嘉靖中期）的《三国志演义》，虽然是中国第一部章回体白话小说，但是遣词造句几近文言。随着古白话的成熟，《水浒传》《西游记》似乎在努力摆脱文言的束缚，向白话靠拢，但是到了《红楼梦》几乎又回到了文言的怀抱。

我们现在都把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章回体小说视为通俗文学的代表作，但这些通俗文学如果不经过职业说书人的拆解和演说，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原本原文呢？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古代的文言还是所谓的古白话，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都存在着严重的阅读和接受障碍。

我们有一种固有印象，总认为在现代教育普及之前，古人的识字率非常低，这是一种错觉。

1899年，具有维新思想的秀才陈子褒在谈当时报刊为什么不能普及的原因时就指出，中国能识字的人其实并不少，但是能读懂文言的却很少。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也都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们也曾努力提高白话的地位，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后来胡适所评价的那样，晚清主张白话的人只主张白话，并非有意主张白话的文学。

换句话说，晚清知识分子主张白话，只是在报刊读物等方面，至于严肃的文学创作，还是要遵循文言体制。

胡适则不同，他所倡导的是一场用“活的工具”完全地彻底地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胡适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工具的变迁史，是用一种文字语言代替另一种文字语言作为工具的历史。在他看来，当时的文言是一种已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文字。

1917年起，胡适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尝试集》等文章和著作，为白话文运动做了一系列纲领性的规划并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展现了白话创作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可能。

文章和著作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以用三句话简单概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怎么说的就怎么写。

这些观点一出，不久就引起强烈反响，在胡适的努力下“以白话为正宗”“以白话为国语”“以白话为唯一的书面语”的所谓运动，蔚然成风。

192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训令各地学校以白话文为国语，白话文运动基本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胡适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焦点和枢纽性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学术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同。

白话文成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以及行政公文唯一的通用语言，从而改变了中国数千年以文言为主要书面语的书写范式。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思想的变化，几乎重塑了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思维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无疑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