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景祐元年，在苏州修河堤修的风生水起的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回京的调令。
仁宗到底没有忘记这个铁骨铮铮的大臣，在地位稳固后，即重新起用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范仲淹回朝后，和吕夷简的矛盾剧增。
俩人结怨，表面上看是因为废后之事。
但往深里说，还是俩人从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执政理念不同。
吕夷简是典型的守旧派大臣，其执政风格突出一个“稳”字，主张维持现状，不进行大规模改革。
因此，从宋初便存在的“三冗问题”，经过数十年发展，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架势。
范仲淹就不一样了。他力主改革，想要对现有体制动刀子，彻底解决“三冗”带来的积贫积弱。
可惜，范仲淹空有锐意进取之心，但眼下却只是个从四品的待制。
在当官的一抓一大把的东京，别说谈不上显赫，基本上算是泯然众人了。
范仲淹位卑言轻，只能寄希望于吕夷简，希望他能帮助北宋王朝逆天改命。
吕夷简嫌弃脸：在忙，勿cue……
一来二去，老范的小暴脾气终于爆发了。
范仲淹几次在朝堂之上开撕吕夷简，所谓“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
吕夷简一开始还装模作样的搞怀柔，展现自己宰相肚子里能撑船的开阔心胸。
但再开阔的心胸也挡不住范仲淹持之以恒的输出，久而久之，老吕终于破防了。
吕夷简派人给范仲淹传话，质问他：官家提拔你为文学侍从，难道就是让你呈口舌之快的吗（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
范仲淹反唇相讥：谁规定待制不能针砭时事了（论思政侍臣职，余敢不勉）？
吕夷简见一计不成，又出一计，很缺德的安排文正公为权知开封府。
权知开封府职轶正四品，貌似还比文正公原来的天章阁待制高半品。
但在北宋的官场中，权知开封府可算不上是一个好差事，素以事务繁杂著称。
吕夷简的算盘打的很响亮，就是想用繁杂的事务消耗文正公的精力，让他无瑕顾及自己。
熟料就这么一个让百官闻风丧胆的职位，范仲淹却干的井井有条。不仅让开封府“肃然称治”，而且还能忙里抽闲的写文章继续喷吕夷简，两不耽误。
吕夷简没辙了，只能望着范仲淹苦笑。
得，喷去吧，就当听王八念经了。
他哪里知道，范仲淹私下里憋了个大的，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2
虽然没能力全面推行改革，但在开封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实践一下还是有权力的。
于是，在权知开封期间，文正公逐步开始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
改革的首要目标是经济问题，没钱说什么都是扯淡！
范仲淹搞钱的手段也不复杂：
就俩字，裁员！
众所周知，北宋冗官问题严重，官员人数长期高达10万+。
单是发放的工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范仲淹决议精兵简政，裁撤冗官，省下钱来谋发展。
然后，改革就不出意外的碰钉子了。
得知要裁员，大伙纷纷表示不慌。
慌什么？爷背后有人！吕夷简听说过吧？那我兄弟（亲戚、朋友）！
范仲淹这时惊奇的发现，自己手下这帮人细查下来，不少都和吕夷简沾亲带故。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
北宋时期，正规科举一次只录取几百人，而且还是三年录一次，根本不够用的。
为了填补巨大的空缺，统治者大腿一拍。
得，荐举、恩荫吧！
荐举没啥好说的，就是推荐人才吗。至于推荐的到底是人才还是亲信，就看推荐人的良心了。
这里着重提一下恩荫制，因为这是北宋最受人诟病的制度之一。
恩荫制并非北宋首创，其他朝代也有，如唐朝。
但唐朝对恩荫官严加控制，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荫一个孙子为官，三品以上官员才能荫一个曾孙为官，一次只能荫一人，而且还不是常例。
北宋就比较放得开了。六品以上官员每年可以荫一人为官；一二品大员更是不得了，每年可以荫十人为官！
注意，是每年一次，而不是一辈子一次！
这只是常例，还有特例。
比如皇帝过生日，祭天之类的，官家都会大举封妻荫子。
作为北宋任期仅次于赵普的宰相，吕夷简当了21年宰相，恩荫的人，算下来少说得200多号，基本上七大姑八大姨都被他给塞进了行政班子里。
范仲淹不屑于搞这一套，也看不起搞这套的人。
吕夷简在范仲淹心里又被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景祐三年，范仲淹向仁宗呈《百官图》，暗戳戳的讥讽吕夷简用人唯亲，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官员体系里塞。
（范仲淹绘制的《百官图》）
吕夷简知道老范在嘲讽自己，但他忍了，没发作。
除了献图外，范仲淹还向仁宗建议，放弃东京，迁都洛阳。
宋初定都开封，主要是看中漕运的红利，方便将南方的财富运到京城。
但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发现了定都开封的弊端。
开封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唯一能抵御辽国铁骑的燕云十六州已经让石敬瑭孝敬别人了。
这就导致开封时时刻刻处在契丹人的威胁之下。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发威，辽军一路平推到澶州，离开封只有200多里。
宋真宗吓得半死，嚷嚷着要南迁。
若不是寇准力挽狂澜，南宋的历史恐怕得提前一百多年。
范仲淹提议迁都到洛阳，就是想避开契丹的锋芒，避免都城沦陷的尴尬。
仁宗拿不定主意，只好去找吕夷简商量。
吕夷简就回复了一句话：“这只是范仲淹在争名声而已，不用鸟他（仲淹迂阔，务名无实）。”
仁宗听了，也就将迁都的事情搁置一旁。
范仲淹气坏了，觉得吕夷简公报私仇。
为了反击，范仲淹又向仁宗进献针砭时事的四论，同时对仁宗说：
“吕夷简就是汉成帝时期的张禹啊，陛下一定要对此人多加防范！”
这话可不兴说啊！
吕夷简马上做出回应：陛下，这是范仲淹在挑拨你我君臣的关系！
范仲淹固然是好心，但话说的太直接了。
一边是为自己挡枪的好基友，一边是直言敢谏的下属，你觉得仁宗会选择谁？
自然是吕夷简！
大臣多了去了，但基友只有这么一个。
于是，因为“离间君臣”，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谪出京，改任饶州知州。
离别的时候，友人们像前两次一样，摆酒为范仲淹送行。
席间，有人举起酒杯，说了和前两次送行相同的话：
希文兄（范仲淹字希文），此行光荣啊！
范仲淹笑着回答：“我都已经光荣三次了（仲淹前后三光矣）！”
虽说言语很乐观，但其中苦楚，恐怕只有自己知道。
文正公有个好友，叫梅尧臣。
得知范仲淹因为直言再度被贬官后，写了一篇《灵乌赋》送给他，劝他不要再操心政治，安心熬资历等升迁，做一个太平官不香吗？
范仲淹回写了一篇《灵乌赋》。
其中一句话非常著名：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03
虽然范仲淹已经离京，但吕夷简并不打算就此打住。
不久之后，在吕夷简的指使下，御史韩读上疏弹劾范仲淹搞朋党，拉小山头。
私结朋党，在古代可是重罪。
吕夷简借题发挥，想要彻底搞臭范仲淹。
馆阁校勘尹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作为范仲淹的好友，尹洙指定不能眼睁睁看着吕夷简下黑手而不顾。
他找来了两个朋友，想要援救范仲淹。
这两个朋友，一个是集贤校理余靖，庆历四谏之一。
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两人虽然从未见过文正公，但都对文正公十分仰慕，答应倾力相救。
三人在余靖家开会，商量对策。
商量的结果是，三人都不好插手。
因为三人不是言官，不能越俎代庖，容易给吕夷简留下把柄。
正当三人愁眉苦脸时，尹洙一拍脑门：
对了，我的同年高若讷是言官，我们可以请他出面。
言官说事，不算侵权越职，自然不会落下把柄。
欧阳修不放心，问尹洙高若讷可靠吗。
尹洙拍胸脯保证，高若讷“正直有学问， 君子人也”，一准可靠。
尹洙写信，请高若讷来余靖家里一聚。
等高若讷到来后，尹洙将事情和盘托出，希望高若讷能帮忙。
熟料高若讷听说是要营救范仲淹，竟当场拒绝。
原因无他。
高若讷讨厌范仲淹，觉得老范人厌嘴贱，挨贬活该！
这下子尹洙三人没辙了。
高若讷不肯帮忙，只能自己上了。
5月，余靖率先上疏，为范仲淹辩护。
在奏疏中，余靖表示，文正公并没有挑拨君臣关系，只是提意见而已，不应该获罪挨贬（今坐刺讽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
奏章递到吕夷简手里，老吕如获至宝。
不容易啊，终于有范仲淹结党的证据了！
什么，你说你和范仲淹不是朋党？
那你为他辩护什么？你为他辩护，就是他的同党！
不得不说，吕夷简的确是个政治流氓，
在狠踩范仲淹一脚的同时，也不忘把余靖赶到筠州监酒税。
第一次援救，失败。
尹洙和欧阳修为难了。
如今范仲淹没救成功，还搭进去个余靖，怎么办？
两人商议后决定，为了文正公，就算面前是个火坑，我们也要往里面跳。
于是，继余靖之后，尹洙也上疏辩护。
尹洙的奏章是这么写的：
听说范仲淹私底下结交朋党，臣和他的关系不错，理应也受到贬谪，请责罚！
先是【一九】，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虽国恩宽贷，无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腼面目。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宰相怒，遂逐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
讲真，可能是年纪小阅历浅的缘故，反正我是没搞懂尹洙的底层逻辑。
他这不像是援救范仲淹，更像是认罪了。
难道说是以退为进？或是想用身家性命为范仲淹做担保？还是单纯恶心吕夷简？
反正无论怎么说，尹洙算是把朋党的罪名给范仲淹扣实了。
吕夷简很高兴，奖励尹洙去郢州监酒税。
第二次援救也失败了。
如今，三人小组只剩下欧阳修。
欧阳修预感到如果自己上疏，下场估计和余、尹二人一样。
但欧阳修毫不畏惧，迎难而上。
只不过，欧阳修大概对高若讷不帮忙耿耿于怀，在上疏之前，先写信把后者骂了个狗血喷头。
高若讷也不回信，直接将信交给吕夷简。
报告，我这里又发现一个范仲淹同党！
吕夷简一视同仁：欧阳修，你也走吧。
幸运的是，欧阳修境况略比余、尹好些。
他没被打发到地方监酒税，而是被打发到夷陵当了县令。
此后，虽然蔡襄等人也为范仲淹鸣不平，但基本都是私下里说说，没有敢拿上台面的了。
就这样，景佑党争，在尹洙三人添乱更比帮忙多的助攻下，成功从吕范两人的私人恩怨，变成了党争。
只是，范仲淹等人虽然仕途失意，但却为改革派带来了名声，收获了更多支持者。
也正因如此，在吕夷简退休后，范仲淹才得以继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
只不过，在此之前，文正公还得先去西北料理一个更可怕更强大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