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陈老总卸任上海市市长，在去北京之前，偶遇了华野老兵吴强，当时吴强已经转业到了地方，陆续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华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陈老总看着吴强，勉励他在上海要好好工作，吴强激动之余，就透露出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我正在为一个长篇小说做准备，创作提纲已拟好，希望你支持，对有关的领导说一声，给我一点时间。”
陈老总那时满口答应：
“好！”
事实上，吴强1952年转业到地方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并且拟定了大纲以及人物小传，但因为工作忙碌，他也只能是抽空完成，直至转业至地方后，才真正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完成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横跨了五十多年时空，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的《红日》。
一吴强虽然说是一名军人，但据他的家人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吴强其实不算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反倒是一个文艺青年。
1910年，吴强出生于江苏涟水一个贫苦的家庭。
吴强幼年求学时便成绩出众，但因为家庭贫困的关系差点辍学，1924年吴强小学毕业后，其父亲便因出不起学费，不打算再让吴强上中学，后来还是吴强拼死力争，才争取来学习的机会。
为了吴强上学，父亲借了50块大洋高利贷，这才让他顺利上学。
吴强在上学阶段，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熏陶，这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对文艺创作颇感兴趣。
1934年，吴强考入江苏省教育学院，尽管主修的是民众教育，但那时他已经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一员，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
抗战爆发后，吴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8月，吴强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吴强的创作，多多少少都和他这一时期的军旅生涯有关系。
吴强创作小说《红日》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渐慢慢成型的。
这还要从孟良崮战役说起。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九个纵队在孟良崮合围了张灵甫率领的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在经过艰难的三天血战后，张灵甫最终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其意义绝不仅仅只是粉碎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而是标志着我军能够正面作战中，打击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
吴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这一战。
吴强后来回忆小说《红日》创作的经过，也是始于这一战。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第二天，战士们抬着一具敌人的遗体到六纵宣教部门口，吴强当时接到纵队的指示，要求对该遗体验明正身。
战士们明确告诉吴强：
“这个人是在敌七十四师军部拒不投降而被击毙的。”
吴强后来专门找来了几个国民党军俘虏察看这具遗体，不料这几个俘虏一见躺在担架上的人，扑上去就痛哭，嘴里还喊着：
“是张师长，是张师长！”
甚至还有俘虏揭开担架上遗体的衣服，历数他的“功劳”。
吴强在一旁气愤不已：
“张灵甫为蒋介石卖命，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们还为他摆什么功劳！”
通过几名俘虏兵，吴强证实了躺在担架上的这具遗体就是张灵甫，内心深处也不禁升腾起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一刹那间，吴强有了一个创作冲动，想要把这一仗写下来。
二华野六纵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可以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张灵甫与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就是进攻我华东解放区的急先锋，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多次让我军吃瘪。
当时，华野诸多官兵对张灵甫以及整编七十四师强悍的战斗力心有余悸，甚至还有人说：
“整编第74师比抗战中的日本军队还难打。”
部队的士气受到了很大影响。
时任华中野战军六纵司令员、后改六师副师长的王必成听到部队里战士们的这些话，身为虎将的他火冒三丈：
“得和这个张灵甫碰一碰！”
可让王必成没想到的是，他后来两次同张灵甫较量，都以失利而告终，特别是二战涟水，六师伤亡达5000余人，几乎是伤筋动骨，陈老总大怒之下，就要把王必成撤职查办，好在是粟裕求情，王必成最后只做检讨了事。
孟良崮战役，六纵后来成功复仇张灵甫，王必成在战后登上山顶，长舒一口气：
“此伤终报，可安睡矣！”
吴强作为华野六纵的一员，从涟水失利到孟良崮复仇，桩桩件件他都是亲历，可谓感触颇深，他后来回忆创作的冲动时坦言：
“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
从这时开始，吴强便开始搜集有关孟良崮战役的一些材料，并结合他本人经历开始初创，奈何当时正在战时，部队频繁的转移使吴强难以安心创作，更糟糕的是，孟良崮战役两个月后，部队夜渡胊河时，吴强乘的船翻了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全都丢了。
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但吴强仍然初心不改。
虽然在后来，吴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笔，但他毕竟是作为亲历者，后来随部队参战，又多了很多素材，这让他心中的形象愈发丰满起来，为后续投入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9年冬，吴强随部队进军厦门，随着战事稍歇，吴强终于有时间构思小说，为了能将自己脑海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写出来，吴强进入了一个疯魔的状态，有时睡梦中梦到文中的一个场景，他都会忍不住哭醒过来。
写到最后，吴强甚至舍不得让书中心爱的角色死去，以至于情到深处，忍不住痛苦。吴强的疯魔状态也引起了上级关注，时任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还以为他是遇到了夫妻感情问题，特地来慰问。
前后花了三年功夫，吴强终于写出来几万字的故事梗概和人物小传，暂定名为《仇敌》。
1952年，吴强转业到了地方，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开始有了大把的时间逐渐完善打磨故事。
三应该指出的是，吴强创作这本小说，在许多老战友那儿已经不是个秘密，在他创作的过程中，很多老同事、老首长都提出过建议。
1956年春，吴强得上了上级领导的批准的创作假，他在南京军区招待所找了一个僻静的屋子，然后一头扎了进去。
为了能写好这部小说，吴强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每天写作的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状态好的时候就连饭也顾不上吃，经常是一包饼干就凑合，当然创作有时又难免卡壳，吴强心焦之余，只好靠抽烟来缓解，因为抽烟太多，舌头也发麻。
长期不规律的饮食休息，导致吴强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一次晚上出去散步，吴强晕晕乎乎一头撞在了一棵树上，但他自己没有察觉，还对着树连连道歉。
吴强原计划只写25万字，但后来初稿完成后，有40万字。
就在初稿完成的那天，吴强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一放松就晕了过去，后来被人送进了医院，但吴强只住了半个月就忍不住出院，因为小说初稿才完成，他要趁着这股劲头继续修改，以求精益求精。
吴强后来一个人悄悄搬到了杭州一家招待所，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对小说初稿进行修改。
在完成了小说后，吴强又对小说初定名《仇敌》感觉不满，后来他想起孟良崮战役红旗插上最高峰的场景，于是就把小说名字定为《最高峰》。
吴强将小说打印了十几份，分别送给老战友、老首长征求意见。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必成率先收到了吴强寄来的小说，坦白的说，当他受到这部小说时，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但同时他的内心又很矛盾，这个矛盾是体现在另外一个层面。
吴强创作小说本来就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素材，所以小说中很多人物他都是用了现实中就有的。
王必成看了小说后，没说一句话，转身就给了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孟良崮战役时他是六纵政委。
江渭清的心情几乎与王必成一样，他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他把吴强叫来以后，先是严厉的批评了一顿，然后告诉他：
“打孟良崮战役，是华野各部队配合的结果，成绩怎能只记到六纵名下？”
江渭清后来坦言：
“我熊他，我矛盾，我解决不了这个事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请求战友的宽恕和谅解。”
倒是粟裕收到打印稿以后，没对小说的内容提意见，但他认为书名不妥，毕竟看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解放战争的最高峰就是孟良崮战役。
吴强接受了这一建议，回去后便苦苦思索，偶然一天早上，他看到窗外映射进来朝阳的光辉，一下子就联想到孟良崮战役胜利后，一轮红日照在孟良崮山巅，把所有人映得通红……
“把小说定名为《红日》是再合适不过了！”
小说《红日》中许多经典的形象，现实中都是有人物对应的，只是在细节上，他把所认识的人物一些鲜明的个性都安在了一个人身上，就比如军长沈振新，吴强后来回忆：
“因为年长岁久在军部，我认识和熟悉的像沈振新这类的人物就多了，沈振新式的军一级的指挥员们的精神面貌也就自然地汇合、集中到一起来。比如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四纵队司令员陶勇，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他们坚定爽朗而有英雄气魄，也都是父亲熟悉的人。所以许多细节，取自不同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但这里要延伸一点。
吴强参军以后，很长时间都是在宣传部文艺部门工作，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他创作了很多战争年代的故事，都很精彩，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事，改编自1950年沈西蒙创作的话剧《战线》的电影《南征北战》，吴强也都投入过很多精力，因此后来在创作《红日》时，他也把之前许多成熟的主体情节都借鉴到了小说中。
从借鉴到发展，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红日》在创作上的进步。
《红日》小说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关注，后来陆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成为旧时代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