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前后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主导地位，博古、李德彻底贯彻王明的错误路线，与敌人进行不切实际的阵地战。

这就导致红军陷入苦战被被动，1年浴血奋战，红军伤亡惨重，却难以打破敌军的“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继续使用错误路线指挥红军转移，导致红军被动挨打，经历了兵败湘江等惨败，人数锐减，士气低落。红军到底该前往何方？如何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彼时，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红军极有可能会全军覆没，中国革命也将会被葬送。

遵义会议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名党员，谁要是参加了这次会议，或者亲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也会给本人的人生增添无限光彩。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51年1月，为庆祝我党成立30周年，当地政府开始着手搜集遵义会议的相关历史资料。1955年1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成立，1955年2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

第一任馆长由长征时担任红三军团四师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后因在娄山关战役中负伤流落遵义的老红军孔宪权兼任第一任馆长。当年国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开放（半开放状态）。

自从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到底死多少人？具体名单到底是谁？

孔宪权馆长当初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1957年3月曾带人前往北京拜访遵义会议的亲历者杨尚昆，彼时，离遵义会议召开已经过去了22年。杨尚昆提供了一个18人的名单：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陈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董振堂。

杨尚昆提到，董振堂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才到场。纪念馆按照这个名单，将相关资料陈列在馆内。

后来，有人对林伯渠、董必武参加遵义会议提出异议，孔宪权赶紧第一时间向林伯渠发函求证，本人答复没有参加。

孔宪权通过其他渠道求证，证实董必武也没有参加，很快，纪念馆将陈列资料减为16人。

另外，由于遵义会议是党的会议，杨尚昆的谈话中没有提及李德（德国人，红军的军事顾问）及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1958年11月，邓公到遵义办公事，他到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当他走进当年会议的会议室时，他向陪同人人员提到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还指出他当年所坐的位置——一个比较偏的角落。

对于邓公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其求证过程颇为曲折。1958年，当邓公参观完纪念馆，馆长孔宪权曾向杨尚昆求证，杨尚昆表示需要查阅资料才能答复，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求证，秘书局确实查到了一些原始文献，但查不到可靠的佐证材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李立任职贵州省省长，馆长向其请示邓公是否参加会议的问题，李立斩钉截铁地回答：

“邓小平本人都说参加了，你们还要去哪里调查？难不成，他本人的谈话，就不能当做是活档案吗？”

1965年，纪念馆由此将陈列资料增加为17人。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邓公由于政治原因，陈列资料被造反派从纪念馆移出。纪念馆陈列资料再次变成了16人。

然而，别有用心的造反派还因此给邓公扣上各种“大帽子”，说他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以及“捞取政治资本”。

不过，周总理曾清晰记得邓公是参加了遵义会议，周总理曾回忆说：“邓参加了遵义会议，这件事没错呀，他还做会议记录的嘛！”

之所以会出现争议，关键是因为1935年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对参与者有这样的记载：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这份历史文献一直保留至今，里面没有提到邓公，但也没有提到李德、伍修权、尹自勇等人。

邓公作为会议的记录者，会议记录又在战乱中遗失，没法为他提供可靠的佐证材料。

加上，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任馆长求证时，杨尚昆的谈话中也没有提到邓公，所以，邓公是否参加会议引起争议，还引起了一场风波。

1984 年，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弄清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对究竟哪些人员出席过此次会议？作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们除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外，还亲自访谈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 张闻天夫人) 等。

做这么多工作，就是为了求证邓公到底参加遵义会议没有？接受访谈的人员经过仔细回忆，也终于确认邓公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最终，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被官方证实的有20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另外，有人提出名单里缺少了董振堂，相关部门回应说因为董振堂是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参加的，实际上与没参与的效果差不多。

有人1955年曾提出（主要是凯丰）还有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也参加了，但是1955年凯丰逝世，尹自勇1939年牺牲。尹自勇是否参加既缺少物证，也缺乏人证，所以无从考证了。

其实，邓公对这件事的争议看得非常淡了，1973年，邓公从江西回到北京，有人去看望他，他在提到这件事引起的风波和争议时说：

“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就是没有，要说我此生有过的成绩已经很光荣了，这件事不过是再增添一份荣光，仅此而已，就算没有参加，我的光荣也不会因此被抹杀！”

历史就是历史，邓公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年引起的争议和风波是当年诬陷者故意散布的误传谬说，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