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190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湘南常宁县水口山，颠沛流离，尝尽人间酸甜苦辣。

13岁时，迫于生计，耿飚到铅锌矿当童工，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后来，他接受到水口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3年后入党。

入党后，耿飚先是在地方上参加武装斗争，后来走上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

长征中，耿飚率部担任前卫，参加多次恶仗、啃硬骨头，屡战屡胜，建立奇功！

尤其是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耿飚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为此，毛主席亲自写信予以表扬。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表扬耿飚，耿飚第二次受到毛主席公开表扬是在1969年。当时，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大使的耿飚发现了我国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发生的许多问题。

他非常气愤，提笔就给负责欧洲事务的是乔冠华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乔冠华很快将信转给了中央。

毛主席看完信，大加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为此替他捏了一把汗：

“你胆子真不小啊！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李先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堪称“兄弟”。上世纪整个六十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全方位的援助，两国之间外交进入“蜜月期”。

阿尔巴尼亚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一个小国家，国土面积仅2.8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0万。

1945年，恩维尔·霍查当选为政府首脑，从1954年开始，霍查的左右手穆罕默德·谢胡一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直到1981年12月神经崩溃自杀。

从1954年开始，两国之间互派大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中国对阿提供了近100亿人民币和60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援助，帮助阿建设了142个完整的项目。阿尔巴尼亚也曾在国际上大力声援我国。

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是全方位无偿援助，这也助长了阿尔巴尼亚“等靠要”的思想，甚至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如：

阿尔巴尼亚要求我们援助他们建设电视台，要达到每个农业社（村）都拥有1台电视机的标准，当时，我国也只有北京、上海少数地方拥有电视机。

阿尔巴尼亚还要求我们援建纺织厂，但是他们没有棉花，就直接提出棉花也要求我们提供。中国使用外汇购买棉花援助，他们织成布匹后，还要求卖给我们。

另外，阿尔巴尼亚提出了远超自己国防需求的军事援建项目和军事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他们提出年产20万吨的化肥厂项目，使得阿尔巴尼亚的每年每公顷土地达到400公斤的标准，而我国当时很多农村还在使用畜生的粪便。

反正是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对于我国援助的物资浪费惊人，将我方用优质钢铁做成的电线杆随便堆积遗弃在路边，将我方援助的优质水泥钢筋修筑了1万多座烈士纪念碑。大量化肥被阿尔巴尼亚丢弃在路边，任凭风吹雨淋日晒……

中国当时还很贫弱，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中，经济发展也很困难，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不足二十元。

为了中阿友好关系，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援助了他们近100亿（按阿方人口，相当于给他们全国每人发3000元）。

然而，当耿飚调查发现阿尔巴尼亚的浪费情况后，不仅十分痛惜，而且十分愤怒。

更可恨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觉得我们援助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并从没有想过要还或者报答！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霍查曾毫无忌惮地对媒体说：你们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也公开表示：我们不问你（中国）要，我们能向谁要呢？之后，中央派李先念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李先念就问谢胡：

你们拿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的表现绝了：什么！我没听错吧！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是穷苦农民出身，经历过十分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对于穷困的体验十分深刻，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也深知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不容易。

面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和浪费，他实在是无法忍受，就写了一封长信。事实证明，耿飚的判断是正确的，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阿尔巴尼亚就开始抹黑我们，还将国内赞成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领导人全部清洗。

升米恩，斗米仇！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上演，1978年，复出后的邓公审时度势，果断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集中力量和资源优先保证国内的经济发展。

升米恩，斗米仇！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上演，阿方立即投入西方阵营，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丝毫没有感念当年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