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们称为“神秘老人”的陆久之，他最后活到了百岁高龄。

他在44岁时当了蒋介石的女婿，这个身份已经十分惹眼，不过更令人惊奇地是，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便是红色特工。

他曾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几十个春秋，是一个神出鬼没的战士。

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夜之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阴谋的枪声打响时，陆久之正在湖州会馆开会，他和与会同志冲出包围，转入地下。

这时，国民党利用流氓头子陈群、杨虎，成立了一个“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指派杀人不眨眼的青红帮头子常玉清担任调查组长。

这个“调查组”实质上是特务组织，他们像一群狼犬，到处搜捕革命者，对革命组织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于是，党安排陆久之打入这个组织，跟着这帮特务、鹰犬到处乱跑。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他侧目而视，有的认为；像他这样出身的大少爷，早就该清洗出革命队伍了！

其实，陆久之是在自己人的蔑视下忍辱负重地干着营救革命者的秘密工作。

“工统会调查组”的一名特务密报：陈赓经常出现在新闸路某条里弄，于是组织了一个暗杀小组。但是，特务守候了几天，陈赓早已转移了地方。

另一个特务汇报发现了向忠发隐藏的地点，但等到搜捕人员赶到时，已有人通知向忠发及时逃跑了。

原来，陆久之得到特务行动的情报后，就通过三条地下交通渠道，用最快的速度向自己同志发出警告。

敌人在多次发现被追踪的猎物经常失踪后，知道内部人员不纯。他们对陆久之产生了怀疑。1928年春节，陆久之突然被解雇。

陆久之得知消息后，立即离沪去广州暂避。

同船到广州的还有李国谌，他曾经是叶剑英同志的部下。

两人借住在大埔叶剑英同志家里（在香港油麻地对面）。

其实，叶家中除叶母及曾宪植同志外，尚有医务工作者柯麟寄宿。在叶家，大家经过研究，认为陆久之有官僚家庭作背景，敌人轻易是不敢下手的。

因此，策划由曾任孙中山秘书长的连声海出面写介绍信给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请他委派陆久之的工作。

就这样，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当上了招商局的秘书兼《航业半月刊》编辑主任。陆久之利用工作之便，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

1929年6月，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国，途经上海，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

周恩来同志派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陈寿昌转告陆久之，要他做好佐野学的掩护保卫工作。

这位日共领袖充作陆久之的老师，住在陆久之公馆里整整一个月零五天，后由组织协助转移。

佐野学离陆久之家后十天，不幸在闸北被捕。

由于发动海员罢工的失败，加上隐藏佐野学事件被泄露，陆久之于1930年1月，仓促出亡日本。

在亡命日本期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研究生，又在铁道学校业务科取得毕业证书。

与此同时，根据党的指示，陆久之还在日本东京参加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站工作。

当时夏衍、蔡叔厚及沙文汉、陈僵良夫妇都先后来到日本，他们经常碰头。

凭借着各种关系，陆久之于1936年和驻日大使许世英累上交情，在大使馆当上了高级专员，而实际上仍在为党做收集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工作。

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才随许世英回国到了武汉。

许世英被委任为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成了该会委员。他对这个闲职不感兴趣，不久，听说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搞“国际问题研究所”，要派人到沦陷区搜集情报，经他积极活动被选中了。

他立即来到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又继续了“冒险家”的生涯。

陆久之真不愧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

他利用留学日本的资历和与日本军人的特殊关系，打进了和日本海军有密切联系的“海安公司”担任经理。

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日本人控制了一切，对从上海去苏北、青岛解放区的船只进行严密监管。但是，“海安公司”利用与日海军的特殊关系，能弄到海军经理部的许可证，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挟带输送到解放区。

一个由重庆政府派来的秘密专员，公开身份又是和日本海军有特殊关系的公司经理，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做事。他的一举一动需要作多么精细的安排啊圈

华灯初上。坐落在上海延安东路的浦东大楼，在敌伪时期是著名的“璇宫舞厅”，它吸引着大批流连在孤岛上醉生梦死的人们。

这里，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年轻漂亮的歌女，嗲声嗲气地唱着靡靡之音。

陆久之是这里的后台老板，他每天晚上到这里来和舞女们卿卿我我，还和汪伪官员、日本军官、工商巨子……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打交道。

就在这风流场所，他搜集了党所需要的大量情报：

另外在黄浦江边汇山码头，一个仓库管理员也每天为他搜集日本军舰调动的资料。

他记录下有多少日寇新调来上海，又记录下有多少只船运骨灰盒离开码头。

和汪精卫同时投敌的高宗武、陶希圣又背叛汪精卫秘密逃往香港了。

陆久之立即把消息告知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负责人，但却把详细的副本交给了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文。

不过再巧妙地伪装，也不可能没有破绽。

一天，日本特务逮捕了陆久之，把他关进日本宪兵队的地窖中，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

陆久之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自己是商人，不问政治，矢口否认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陆久之的流利日语和谈吐，引起了一个日本看守的同情，他表示愿意为陆久之效劳。

陆久之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托他带给平日有交往的日本朋友、海军武官府古川时太郎。

得到这位日本朋友的营救，陆久之才脱离了魔窟。

上海解放了，在敌人心脏里搏斗了几干个春秋的陆久之久围之，如今可以纵情地欢唱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接受一项艰巨的任务：争取原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起义。

于是，1950年春，他从上海出发到香港，再搭货船东渡。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入境是困难的。好在陆老是“日本通”，一口道地的日语帮了大忙。

党派陆久之去日本做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的策反工作，是因为已经知道代表团团长朱世民看到蒋介石政府不得人心，没有前途，因此他在一些高级随从人员中流露出：“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家自己考虑出路吧!”

党认为争取朱世民起义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了解到陆久之和朱世民是湖南同乡，陆久之的一个叔父也在朱世民手下工作。

谁知陆久之到了日本后，朱世民由于被特务打“小报告”已被台湾方面召去“述职”。

朱一到台湾即险遭扣留。后来，他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侥幸逃离，回到东京，台湾已来命令，撤了他的团长职务，代表团起义流产了。

朱世民后来流亡美国，但是他手下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经过陆久之的联系，后来都返回大陆久之参加了革命工作。

这次东京之行，使陆久之终身留下了后遗症。

由于他是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回来时仍然寻找了一艘货船，偷渡回来。

一天，船还在海上破浪前进，突然一阵风暴刮来，陆久之从床铺跌下，头部撞到船上的铁器上，立即昏迷过去。

所幸，没几天就到达香港，被送进医院。

生命被抢救回来了，但由于脑震荡，平衡神经失常，双手痉挛，现在他写字和握筷也还打抖。

回到上海时，吴克坚同志代表党向陆久之表示慰问：“你这是因公致疾，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功绩的!”

可以说，作为无形战线上的老兵，陆久之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了几十个春秋，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不过阴差阳错的是，在1954年时，陆久之受到误解，被判刑十五年。

1962年，由于周总理的干预，他才被提前释放了，并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工作。

到了1966年，陆久之又面临了人生的又一低谷。

直到12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又过一段时间，陆久之才被宣告无罪，并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协的特邀委员。

1983年9月，陆老在香港的妻子蒋瑶光六十岁生日前，陆老被批准去香港探亲。

蒋瑶光，出生于1924年，其生母因为一连生了几个女儿准备将她抛弃，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在视察医院的时候听闻，于是当即给当时还是蒋介石妻子的陈洁如打了电话。

陈洁如当时膝下无子，赶到医院见孩子白胖可爱，于是征求了蒋介石的同意，将孩子抱了回去，后来，蒋介石取了一个星座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就叫蒋瑶光。

抗战爆发后，蒋瑶光经好友介绍，嫁给了陆久之，就这样，一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就安在了陆久之的身上。

而陆久之本人对此也不甚介意，正好这个身份，反倒有利于他工作的开展。

不过陆久之和蒋瑶光的婚姻，尽管旁人议论纷纷，也有些许争议，但也是有真情实意的。

当时陆久之回香港探亲，去见蒋光瑶，曾有人猜测：陆久之苦恋祖国六十年，历尽劫波，心灵上还带着创痛，他将和妻子团聚，终老于香港或台湾了……

但真正了解陆久之的人，却断言陆久之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两个月后，陆老从香港风尘仆仆回来了。

在香港期间，台湾的友人听说陆老到了香港，也专门来作说客，请他到台湾去，许诺高官厚禄。

但陆老坚定地回答：“我自己10岁接触共产主义理想，追随周恩来，为革命奔波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行将就木，再让我背叛自己的理想，这是决不可能的事！”

妻子和友人无法改变陆老的志向，也只好让他离去。

1985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陆久之，依然每天从早忙到晚，凡是他认为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不计功利，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

甚至大暑天的时候，他还照常每天去挤公共汽车，为老年人的福利事业操心。

他似乎越活越年轻了，腰杆笔挺，步履稳健，看上去还只有六十多岁。

当有人问起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你又不愁吃用，干嘛在垂暮之年，还起早摸黑，忙碌不停？”

陆老只笑笑，随口朗诵两句诗作为回答：

“老骥雄心今尚在，愿将余热化光芒。”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自此走完了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