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落幕，美国一跃而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国力攀上了巅峰，文化输出风靡四海，物质力量无人能敌。
而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不仅未因冷战结束而消散，反倒愈演愈烈。
反美主义并非冷战产物，甚至早在美国立国之前，便已暗流涌动。
随着美国全球政策的扩张，这种情绪积累发酵，成为一个复杂又悠久的历史议题。
很多人都在反美，到底在反对美国的什么呢？其实只反对两样东西
当代反美从何时开始？
从现象而论，“反美主义”实则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
它既非某种严谨的理论体系，也非条理清晰的思想流派，更遑论是一种明确的社会制度。
它更像一种标签，用以统摄一切带有反美特质的现象，散漫却响亮。
严格说来，“反美主义”本身并不足以称为一种真正的“主义”。
它缺乏核心理论，更多是情绪化的表达和历史积累的象征。
翻开历史，对美国的反感与不满由来已久。
而今，“反美主义”更是跨越地域，声势浩大，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这一现象究竟因何而生？
历史上，美欧之间的权力博弈从未止息。
随着美国崛起，欧洲相对衰落，二战后国际权力的中心转向美苏之间。
美国自此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俨然成为西方的主导力量。
然而，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与德国——对此始终心存不甘。
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威胁压顶，加之欧洲综合实力孱弱，欧洲各国不得不勉为其难，追随美国的脚步。
冷战结束后，局势骤然转变。
苏联解体后，西欧各国的外部威胁消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迅速减弱。
另一方面，欧洲经济持续增长，欧盟建设成果显著，区域力量显著增强。
内外条件的改变，让欧洲有了对美国提出“权力分享”的底气，并提出多极化的世界主张，试图以欧盟为一极，摆脱美国的控制。
美国追求的却是巩固其“一超独大”的地位，单极世界的构想排除了欧洲自主的可能。
美欧间权力博弈的暗潮在冷战后愈演愈烈。
“单极”与“多极”的对立，背后隐含的是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层冲突。
欧洲的脱钩诉求触及美国的战略底线，令双方矛盾渐次公开化。
“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旗帜，开启了一系列国际行动。
初时欧洲尚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表示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显现，以“反恐”之名扩张其全球霸权的图谋更是昭然若揭。
欧洲各国对美国权力膨胀及对自身控制的警惕愈发强烈，双方关系逐渐生隙，裂痕难掩。
分歧不仅仅停留在态度层面，更涉及具体政策。
无论是在联合国的角色与决策，还是伊朗核问题乃至对华军售，美欧立场屡屡相左。
欧洲批评美国不顾盟友利益，行事专横；而美国则指责欧洲在反恐中推卸责任、不愿分担压力。
真正将矛盾推向顶点的，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这场战争令美欧关系全面触礁。
美国绕开联合国和北约，以单边主义方式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
对这一决定，法国与德国为首的欧洲核心国家表示强烈反对，拒绝配合。
为应对欧洲的掣肘，美国直接分化盟友，将支持其行动的国家如波兰称为“新欧洲”，而将持反对态度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视为“老欧洲”。
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采取了更为露骨的“奖惩”策略。
支持者被允许参与重建项目分配，而反对者则被排除在外。
这种分化欧洲、巩固主导地位的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反而激化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反美情绪，特别是法德两国，对美国的不满直指其霸权本质。
再观中东，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步步为营，通过直接渗透强化自身存在，扶植以色列为抓手，分化阿拉伯国家，扩展影响力。
以色列的建国与壮大，背后无不刻印着美国的实际操弄。
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美国主导下强势通过，促使以色列正式诞生于中东乱局之中。
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美国在外交上鼎力支持，还为以色列提供关键军事援助，使其在战场上站稳脚跟。
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一度掌握优势，眼看就要“雪耻复仇”。
此时，美国迅速介入，为以色列提供全面支持，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外交，事无巨细。
一场几乎已定结局的战争，因美国的干预彻底翻盘，以色列不仅保住了既得利益，还进一步巩固了地区强国地位。
冷战后，苏联势力退出中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却未见削弱，反而愈加坚定。
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成为以色列长期霸凌周边国家的重要保障。
在巴以冲突的历次博弈中，美国更是扮演了一个“暖味”却实质偏向的角色。
对以色列的支持直白且强硬，使其在地区冲突中愈发肆无忌惮。
巴勒斯坦的抗争一次次被镇压，和平进程始终难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时至今日，加沙的惨剧成为中东困局的血泪缩影，而这仅仅是美国主导下诸多悲剧的其中之一。
从中东的战火到其他地区的动荡，美国的战略博弈不断制造裂痕，留下无数创伤。
由此，反美情绪在世界各地滋生蔓延，难以遏制。
反美反的是什么？
那么，许多人口口声声“反美”，究竟在反对什么？
有人憎恨美国的政策，却不舍得放下手中的美元。
有人大声抨击美国，却离不开苹果手机和微软软件。
有人反美，却仍将孩子送往美国求学，甚至移民定居。
还有人公开指责美国，却在私底下忙着与美企谈合作、签订单。
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其实反美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两点：霸权和虚伪。
首先是对霸权主义的深恶痛绝。
美国以其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在国际社会中俨然一副“世界警察”的姿态，横行无忌。
美国军舰打着“和平”的旗号，却将军事影响力渗透至全球每个角落；它以“民主自由”为名，干涉他国内政，扶植代理人政权，甚至发动“美国治下的战争”。
在这一霸权逻辑下，美国所推崇的和平，不过是“强权统治下的和平”。
这种以力量为核心的霸道行径，怎能不招致反感？
其次，是对其双重标准和道德虚伪的不满。
从根本上看，美国的国家行为深受新教伦理和民主观念的影响。
新教伦理中的“选民”观念，让美国自视为“上帝选中的国度”，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而理性民主观又让其相信，美国的国家利益天然代表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于是，美国理直气壮地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将国际社会视为被其拯救的对象。
美国的政策与行动，总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却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
一面干涉别国主权，一面却在内部享受自由与繁荣；一面要求他国遵守规则，一面却自己率先破坏规则。
如此“双标”，怎能不让其他国家心生厌恶？
如果世界太平，美国的军工企业恐怕要面临“断粮”的窘境。
作为全球“嗜血”的搅局者，美国在战乱与动荡中攫取巨额利益，以喂养其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
从1798年至2022年，美国已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仅冷战结束至今短短30余年，便发动了251次干预行动，数量竟超冷战前190余年的总和。
美国位处北美洲，两面环大洋，远离欧亚大陆的纷争，本土安全几乎无需担忧。
这种地理优势并未成为其四处制造安全困局的底气所在。
通过向世界投放危机，美国在冲突中谋取财富，巩固了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
二战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当欧亚大陆陷入战火，美国却凭借远离战场的地理优势大发战争财，供应军备、收割利益，而自身国土安然无恙。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熟稔此道，又不断复制这种模式。
最近的俄乌冲突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一方面以强化北约军事联盟为由拉拢欧洲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制造经济动荡，将资本和企业吸引至美国本土。
欧洲的资金、技术乃至产业链加速向美国转移，而美元则在全球范围内空前强势。
这场冲突表面上是地缘政治博弈，本质上却是美国以制造动荡为手段，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作为全球霸权的实际操控者，美国的利益来源于对国际秩序的控制，而非维护。
换言之，它的获利方式并非在和平中共荣，而是在混乱中分肥。
于是，美国成为了地缘政治中的搅局者，一个以制造麻烦为生的超级大国。
战争、冲突、经济动荡，皆成为其攫取利益的工具。
其所谓“和平”不过是霸权下的秩序，而非公正与稳定的世界。
切莫妖魔化一刀切
其次，便是对美国执意推广其所谓“普世价值”和单一模式的坚决反对。
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念，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今日之美国，自恃国力强盛、科技领先、军事实力无双，盟友簇拥，自觉高居国际舞台的中央，便愈发膨胀、自负，以至于妄言自己的模式是世界的终极解法，自己的制度是普世的标准答案。
美国人似乎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幅员辽阔，历史与文化错综复杂，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
他们的那一套制度与思想，未必人人买账。
事实上，不少国家对其“普世价值”持排斥态度，甚至公开反对。
对于美国而言，这或许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对其他国家而言，这却是基于自身文化与现实的选择。
当下，围绕美国模式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从未间断。
有人认为那是条邪路，有人却视之为康庄大道。
但判断制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是美国的口号，而是各国人民的实际感受。
制度是否适应国情，是否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进步，答案应由本国人民书写，而非由外部强加。
为何反对美国的这些主张？归根结底，因为其危害极大。
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以看似中立的面貌出现，却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体系构成冲击。
它容易迷惑群众，造成思想上的盲从，更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与分裂。
在一个需要多元与包容的世界里，美国的单一模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制度与思想的选择，应基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而非屈从于外来的强权与霸道。
真正的繁荣，来自于对多样性的尊重，而非对单一性的强求。
许多人谈及“反美”，往往会陷入一种情绪化的误区，把所有与美国相关的人与事统统打上“该反对”的标签。
事实上，所谓“反美”，并不是要将矛头对准美国普通民众，也不是针对那些选择移居美国的人。
无论是孩子在美国留学，还是在美国置产，又或是将先进的美国产品与药品引入国内，这些行为本身并无可指摘，更不应成为批判的对象。
反美情绪的本质，并非一刀切地拒绝美国的一切，而是针对美国某些特定的政策、行为和意识形态展开批判。
它反对的是那些通过霸权扩张破坏国际秩序的举动，反对的是以“普世价值”之名强行推行单一模式的傲慢态度，更反对的是对弱小国家主权与利益的无视。
在表达情绪时，必须明辨对象，理性分析。
不能因少数问题就对整个国家、文化乃至其民众全盘否定。
同样，个体与群体之间、行为与价值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把一种情感推向极端，只会助长误解，削弱讨论的深度。
不要轻易将问题妖魔化。
反对的应是具体的行为，而非笼统的群体；批判的应是显而易见的错误，而非一切与美国有关的事物。
理性才能看清真相，也才能让讨论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文化多元。
参考资料：后冷战时代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研究
王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