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厦门远华案案发，这场涉案金额巨大的走私案件瞬间震惊了全国，在那个年头，很多家庭都还没有解决好温饱的问题，可赖昌星早就靠着非法手段过上了“天上人间”的生活。
真正让他猖狂的不止手中的财富，而是那一个个巨大的保护伞，这是赖昌星利益的重要保障，职务最高者，便是他的“二哥”李纪周。
抱紧大腿，才有“出路”
赖昌星儿时家里很穷，小学都没能毕业，辍学出来后就干了买卖蔬菜的生意，后来又转向工厂。
那段日子他的人生还是挺励志的，从1977年到机厂当锻工后，靠着白天黑夜不间断的努力，才办起一个纺织配件厂，购买了全套车床设备，每年还要花两个月在外面跑业务。
再到1985年，赖昌星开启了生产纺织机的厂子，成本2万5的机器能被他卖到7万5的高价，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小，他也靠着这种方式赚到了不少钱，在1991年就达到了数千万身价。
这算是他走过的正路，每一步都无比艰辛，他也非常怀念这段青葱岁月。
另一边，那个还未在赖昌星生命中出现的“二哥”就不一样了。
李纪周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后来长期在公安部工作，在41岁那年才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在那个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的时代，像李纪周这样的“独苗”情况还是很少见。
父亲疼爱儿子也是人之常情，公安部宿舍距离上班地还比较远，需要乘坐班车上下班，那时就有同个班车的人回忆说：“李纪周的父亲经常早早起床，跑到班车上专门给他儿子占个座位。”
在父亲的关照下，对李纪周的评价通常能用两个词概括：胆大，受宠。
而那些公安部的老干部对他的印象也很好，李纪周每次见到他们都会叫“叔叔”、“阿姨”，无论他是什么职位通常如此。
1989年，李纪周由副局升任为副局，对他来说，这一切也并不奇怪。
不过当时他甚至没什么基层工作经验，就有意见是让他去下面锻炼锻炼，结果最终李纪周下基层的地点竟然是繁华的广州，后来有人说：“正是那段前往广州锻炼的经历，彻底毁掉了李纪周。”
和赖昌星对比，李纪周的这一路走来都是极为顺利的，几乎没有什么阻碍，也不用刻意去寻找机会，什么事情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过去有长辈们盯着，他还不敢把性格中张扬的一面展露出来，南下过后，再也没有什么能束缚他了。
1990年来到广州公安局后，已经有家室的李纪周和警局的一位女干警有了好感，时间一长，两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最终堕入情网。
那个女干警也没闲着，她自从搭上李纪周后就开始滥用职权并干预下面办案，导致“新英豪公司”成功走私一大笔，李纪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哪怕已经明白了一切，李纪周仍然没有悬崖勒马，可一旦他走向腐化，就有更大的陷阱等着他。
1994年，赖昌星想方设法接近了他，两人就这么开始称兄道弟。
刚到第二年春节，赖昌星亲自抵达北京，李纪周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便对赖昌星说：“你借给我老婆1000万，她不会做生意，万一赔了怎么办？”
赖昌星自然心领神会：“这钱是我帮嫂子做生意的，不用还。”
那时的赖昌星早已是“人精”，他还通过中间人向李纪周远在美国的女儿送去50万美元，彻底“绑定”了李家一家人。
其实，李纪周的贪腐之路并不能全怪赖昌星，他的情人早就给他戳了个天大的窟窿。
就在赖昌星送钱的那年，“新英豪公司”的控制人梁耀华找到了李纪周，原来有一艘价值3399万的走私货船被公安机关查扣了，李纪周自然不能让这件事放大，马上亲自出面要求办案单位把船给放了。
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为“全国打击走私犯罪领导小组副组长”。
情人不省心，妻子同样如此。
那会李纪周的妻子明明已经退休，不安安心心过养老生活，反倒是到处拉关系、搞应酬，这些事被李纪周知道了，也只是简单说了她几句，态度也不算坚决，或许那也是因为他心中有亏欠。
赖昌星的“红楼”辉煌无比，也意味着他已经把所有生意做到最大，并且肆无忌惮，尤其是李纪周已经当上了公安部副部长，那更是让赖昌星无比“自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自己了。
从1996年到1999年，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走私成品油数量高达450多万吨，平均每三天都有一艘万吨油轮在赖昌星等人的指挥下抵达厦门。
而且，他在厦门关区走私偷漏的应交税款，被查明的就已经高达300亿，总涉案金额高达530亿。
明明中国政府对待走私有着一套严格的机制，使得走私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可在赖昌星的各种招数面前，那些关口几乎全部成了摆设，只要领导有爱好，赖昌星就能有办法去满足。
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等统统为他服务，当然，级别最高的还是那位李纪周。
李纪周的突然“失踪”，或许才真正击破了赖昌星的思想底线。
李纪周的狱中忏悔
“不满足”是李纪周的思想中心线。
过去在公安部治安局当局长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七八百元，为中国警察局长的最高标准；当了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高达一千元，后来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则又涨了三四百元。
按照当年的物价水平，他这些钱是完全够一家人生活的，问题是他却并不愿意安稳拿工资，手下至少拥有数百万的财富，其中大部分不义之财的来源都是赖昌星。
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接到一个重要电话，靠着这则消息逃至加拿大，开启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哪怕到了异国他乡，他的生活还是极为阔绰，曾花费130多万加元在当地购买了一幢花园式豪宅，由于日子总是很无聊，他也会经常光顾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的赌场豪赌，一切烟消云散后，钱对他来说也只是数字了。
他知道自己没有希望，是因为“二哥”被捕了，若是这个“二哥”能稳坐那个位置，恐怕他的人生还充满无限可能。
赖昌星还在外逍遥快活时，李纪周却在1999年10月29日被戴上了手铐。
面对各位审讯的干警，他最开始的一个多月是死活不承认任何事情，只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给妻子写了一张纸条：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向司法机关讲清楚，争取得到从轻处理。
或许，他当时还觉得自己能和妻子踢“默契球”，没想到妻子没能悟透他的“意思”，当即就向办案人员交代了赖昌星行贿的事情。
另一边，李纪周听闻妻子已经交代了，干脆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
按照他那种从小受宠的性格，监号内没人说话也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后来还发展成只要有审讯人员前来，他的心情还有些激动，最起码能有人说两句话了。
无论面对谁，他也总是能侃侃而谈，恨不得将自己过去的风光彻彻底底展现出来。
办案人员也从来没有打断他，让他畅所欲言。
有人问过：“你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警界精英和政绩突出的高级干部，现在因为犯罪沦为阶下囚，对此有什么感想？”
李纪周听闻这个问题还是有些失落，他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东一句西一句回避。
知道结局无法避免，他所希望的就是不要被判处极刑，最起码生活还有一点点盼头。
一名曾为成克杰辩护的律师曾自荐为李纪周辩护，李纪周知道成克杰被判了死刑，他就觉得找这个律师不吉利，总是提出要另请他人。
为了能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远在美国的女儿退赃。
在那封信件中，他表示：爸爸犯了严重的罪行，对不起你，我请你为爸爸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赖昌星曾给你50万美元，我已向组织交代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帮助爸爸，将这笔钱退回来，寄给最高人民法院，若是你动用了，也要将剩下来的尽可能退回来。
从结果来看，这次沟通是无效的，那50万终究是石沉大海。
不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是肯定了他“积极动员亲属退赃”的行为，并认为他“有认罪悔罪的表现”。
2001年2月27日，李纪周的名字出现在《新闻联播》当中，那时距离他消失在高官队伍中已经有两年半了，再次出现时，他已坐在被告人席位上，看起来非常狼狈。
过去他那种神采奕奕的样子彻底消失不见了，他开创了一个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被定罪级别最高的执法人员官员，当时还被称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舆论普遍认为他罪该万死，最终他的判决结果为“死缓”。
因为他在交代问题期间还供出了很多线索，为侦破相关重大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加上积极退赃的行为，具备法律容忍的“宽恕”条件。
法学博士陈宏光当时也表示：“死缓的判决经得住法律推敲，也是有法理依据的。”
“二哥”的故事彻底告一段落，但赖昌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一直到2011年7月，他才终于重新踏上这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特大走私案首要嫌犯终于明白：中国政府抓捕他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哪怕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在努力。
“猫鼠游戏”至此结束，赖昌星也被遣返回中国接受法律的审判，他自然不是主动选择归来的，而是一次次谈判、一次次会晤后的结果。
面对无处可逃的最终下场，或许早已在赖昌星的预料当中，过去“二哥”在，谁也不敢动他，现在“二哥”都死缓了，他的命运更是随风飘荡。
远华集团大厦和红楼都是赖昌星留给厦门的“遗产”，昔日灯红酒绿的场景荡然无存，相关人员的结局也是命中注定。
一切都重归于零令人唏嘘，可回过头来看：一切本就不该开始。
参考资料
1.贪官李纪周 三联生活周刊
2.北京高院核准远华案重犯李纪周死缓判决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