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凌晨，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命令时，莫斯科的寒意或许还未完全消散。
俄军的装甲洪流随即越过边境，空降兵在黎明前突袭并占领了基辅郊外的安东诺夫机场。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
历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这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军事行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不仅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深刻暴露了俄方在战略规划、战术执行以及对国际反应预判上的多重失误。
战场上的算盘打错了？
2022年初春，当俄军的多路突击集群越过边境线，向乌克兰腹地快速推进时，外界普遍认为莫斯科旨在重演一场类似“布拉格之春”的速决战。
国防部长绍伊古自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俄军转型，其核心举措之一便是模仿美军模式，提升职业军人（合同兵）的比例，据称已达到六成以上，并以“营级战斗群”（BTG）作为主要的地面作战单元。
这种编制理论上融合了坦克、步兵、炮兵、防空等多种力量，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和战术灵活性，被寄望于在现代化战争中快速穿插、分割包围。
特别是在行动之初，俄空降兵（VDV）对基辅西北郊的安东诺夫（戈斯托梅利）机场实施的机降突袭，意图夺取空中桥头堡，快速输送后续重装部队直捣基辅。
乌军的顽强抵抗和快速反击使得俄军未能巩固对机场的控制，后续部队的空运计划受阻，这成为早期战局未能按预定剧本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随着战线的铺开，BTG在乌克兰复杂地形和高强度对抗环境下的弱点逐渐暴露：其步兵数量相对不足，难以有效清剿和控制占领区域；各单位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在实战中暴露出短板；后勤保障体系面对广阔的战线和乌军利用西方情报支持下的精确打击，显得尤为脆弱。
乌克兰军队利用北约国家提供的实时战场情报，其炮兵和无人机部队得以对俄军的指挥所、集结点、弹药库和后勤车队实施高效打击。
特别是美国援助的M142“海马斯”（HIMARS）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凭借其射程和精度优势，对俄军纵深目标构成了严重威胁。
战争的进程并未如俄方所愿，快速军事行动迅速演变为一场消耗巨大的拉锯战，尤其是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北部和东北部战线受挫后，俄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将主要作战目标收缩至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
钱袋子没守住，教训有多痛？
军事行动在战场上的挫折，往往与经济金融领域承受的巨大压力相辅相成。
在2022年2月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其严峻程度和波及范围，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战前未能充分预估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的广度、深度和协同性。
此次西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祭出了“金融核弹”级别的措施。
其中最为直接和致命的一击，便是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存放在西方金融机构中的大部分外汇储备。
根据参考资料及多方报道，这笔被冻结的资产规模据估计高达约30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战前外汇储备总额的近一半。
制裁的影响立竿见影，在最初几周内，国际金融市场对俄罗斯资产的信心崩溃，卢布兑美元和欧元汇率出现断崖式下跌，最大跌幅一度超过30%甚至更多，俄罗斯国内民众排队提取外币和囤积商品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货膨胀压力急剧飙升。
为了阻止资本恐慌性外流、稳定卢布汇率、遏制通胀预期，俄罗斯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且代价高昂的非常规措施。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将基准利率从战前的9.5%猛然提升至20%的历史高位。
除了冻结外汇储备和加息，西方国家还将俄罗斯多家主要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虽然并未完全切断所有银行的联系，但已严重阻碍了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
同时，针对能源、科技、航空等关键领域的出口管制和进口限制，以及众多跨国公司的撤离或业务暂停，都对俄罗斯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长期经济发展潜力造成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防火墙”有多高？
观察俄罗斯在经济金融领域遭遇的挑战，可以对比看到中国近年来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和战略布局。
与被动应对危机不同，中国的策略似乎更侧重于“未雨绸缪”，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法律、机制和基础设施，来提升自身在复杂国际经济博弈中的韧性和主动权。
其中一个体现便是逐步完善的法律工具箱，例如中国商务部于2020年正式施行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该规定旨在针对那些中断对中国企业正常交易、采取歧视性措施或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外国实体（包括企业、组织或个人），授权相关部门可采取限制或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限制或禁止其相关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入境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2024年中国对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军工企业的制裁行动，其行动逻辑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精神一脉相承，即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进行精准反制。特别是提到可能切断其稀土供应链。
中国长期以来在全球稀土的开采、分离和精炼加工环节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在涉及稀土相关的产业链博弈中拥有重要的战略筹码。除了法律和产业层面的布局，中国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展现出长远考量。
近年来着力推广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便是关键一步。
CIPS旨在为全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提供一个独立于西方主导的SWIFT体系之外的选择，虽然目前其处理规模和全球覆盖范围与SWIFT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其战略意义在于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提供备选方案，降低对单一体系的依赖。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的数字人民币（e-CNY）的研发和试点，虽然其首要目标是提升国内支付效率和安全性，但也包含了探索跨境支付新模式的意图。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多个城市进行内部试点，并与香港等地探索跨境应用场景，这被视为中国在数字货币领域抢占先机、探索绕开传统美元主导清算体系路径的长远布局。
台海风云，历史和现实的影子
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东南沿海，台湾海峡的局势始终牵动着地区乃至全球的神经。
回顾过去几十年，台海曾数次经历紧张升级的时刻，这些历史的片段至今仍是理解当前局势不可或缺的背景。
例如，1995年至1996年发生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其直接导火索是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讲，被大陆方面视为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作为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包括向台湾岛南北两端附近海域发射“东风-15”弹道导弹。
时间快进到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后，尽管焦点在南海，但其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台海问题息息相关。
当时，中国海军集结了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的主力舰艇，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近年来规模较大的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对外释放出不承认、不接受仲裁结果，并有能力捍卫自身海洋权益的强烈信号。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转型，海、空军力量的发展尤为瞩目。
航空母舰辽宁舰、山东舰相继服役并形成战斗力，新型驱逐舰、护卫舰如下水“饺子”般列装；空军方面，歼-20隐身战斗机、歼-16多用途战斗机、轰-6K/N战略轰炸机以及运油-20空中加油机等先进机型的批量装备，使得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体系对抗能力和持续压制能力显著增强。
如今，解放军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已趋常态化，频繁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进行战备巡航和实战化演训。从更宏观的地缘战略视角看，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要冲，是美国等国长期经营的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关键环节。
一旦中国实现两岸统一，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维持台海现状、利用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的战略构想，将因此面临破产。
万全之策：准备打两场仗？
基于对俄乌冲突教训的汲取和对台海复杂局势的认知，一个清晰的战略思路浮出水面：在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时，必须做好最困难、最复杂的准备。
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岛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外部势力，特别是美西方国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因此，未来的军事准备需要具备双重目标：其一，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以雷霆之势迅速瓦解“台独”分裂势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力求速战速决，减少冲突对两岸同胞造成的伤害和对地区稳定的冲击。
其二，必须拥有足够强大和可靠的力量，来慑止、应对甚至挫败外部可能的军事干涉。
解放军近年来演练的“围点打援”战术，正是针对这种复杂情况进行的实战化准备，即在重点解决主要目标的同时，有效阻击或歼灭前来增援的外部力量。
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和战略博弈，我们不能被一些“美国可能不会实质性干预”、“台湾只是棋子”等过于乐观的分析所迷惑。
虽然这些论调可能在特定时期服务于宣传需要，但在实际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准备中，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宁可“料敌从宽”，假设最坏的情况（即美西方一定会强力干预），并据此制定周全的应对预案。
只有做好了万全准备，即使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也远比毫无准备、措手不及要好得多。
参考资料：[1]王伟男,周建明.地缘政治中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2005(4):45-5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