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到了这一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的第五年，许许多多旧的制度和体系已经开始更新换代。而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进入了深水期。
另外一方面，因为动乱时代的影响还尚未结束，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构造还处在一种更替期，国内的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尤其是治安问题。而如果在治安问题上不能得到有序处理的话，那么未来的国家改革必将出现更大的隐患。
因此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找到了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对刘复之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且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你不能继续将治安问题改革落实到深处，那么你也就别干了，辞职回家就好。邓公已经打算换上更加强力的人，对治安问题进行狠抓落实，将其执行到最深处。
面对邓公的批评，刘复之感到非常惭愧，因为邓公对他的信任历来都是非常坚定的，所以说在邓公的批评后，刘复之马上投入到了更加缜密的治安整顿活动中，将当时全国的治安局面以雷厉风行的态度扭转了过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个年代，国内治安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其实当时国内治安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还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秩序还没有彻底恢复的情况。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80年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年代，不管是思想还是风气，相对于混乱年代来说，都显得更加开放一些。
但是开放其实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当然是社会的风气开始更加清新和自在，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一些压抑许久的犯罪活动，以及社会秩序的动荡开始呈现。
我们要知道在相对动乱的年代，整个国家的体系其实处在一个比较杂乱无序的状态。尤其是国家的基本治安秩序，既没有成型国家的体系来花大力气稳定，更没有民间自发组织的维系和保障系统，所以80年代爆发出了不少我们今天看上去都比较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
那么在这个阶段怎么办呢？当时的党内其实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还是认为在这个阶段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不应该直接下比较重的手，毕竟当时刚刚从严苛时代走出来，这种环境下，如果直接用比较重的手段，还是会引起一些更多的争议和反感。
但另一种声音则是认为，“乱世用重典”，越是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就越应该采用相对严苛的方式进行处理，因为如果不用这些严苛的方式，那么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就会变得更加松散，而国家治理体系一旦松散下来，就很难进一步修正了。
而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影响下，刘复之的态度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因为他毕竟才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直接负责和主导全国的治安管理规划。事实上他的一些看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国内的治安方向。
更何况，刘复之本身就是邓公的老部下，他跟邓公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将公安部长的位置交给他，也包含了邓公对他的一些期许。
那么刘复之为什么能够担任公安部长？他又有着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刘复之是广东省梅州人，在1917年出生，其实这个时候刚好是清朝灭亡没多久的时候，而刘复之本身又出生一个华侨家庭，所以说自幼便接受了很多相对新鲜和开明的西方风气。而这些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的成长，让他能够在绝大部分人的观念还比较保守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让刘复之在之后更深切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毕竟他所见识的中国，跟西方对比后，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封闭和固化，而他内心中希望的中国能够有的未来走向，也是进一步更好地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学堂接受教育的阶段，刘复之就曾经有过很多的内心挣扎，主要是当时的他还比较年轻，并不知道哪种思想才能真正的帮助和拯救中国，让中国走出当前的困境。直到后来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和学习，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才是让中国能够重新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
毕竟马克思主义中传递出的救亡图存和强国思想，都是当时的中国所必需的。于是在1937年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孤身一人前往了当时的延安，要知道延安距离广东可相差了不止千里，能够以一己之力前往这么遥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满怀着革命热情，是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来到延安后，刘复之便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中，他在革命工作中可以说屡立奇功。最开始他主要负责在革命的队伍中，清查一批内奸和叛徒，这件事上他所做得分外到位，将不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消弭于无形之中。
而另一方面，刘复之在后来的各个战役中也建功立业，成绩非凡。后来还担任了许多政治上的改革工作，在地方上进行治安和土改的管理，卓有成效。而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一直隶属于邓公的领导下，所以可以说，刘复之算是邓公的老部下了。
邓公也因此，对刘复之这个人格外熟悉，他很清楚刘复之的能力究竟在哪里，所以才将公安部长的职位委任于他。因为在他眼里，自己这个老部下，拥有敏捷的头脑和灵活的手腕，确实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国家治安的整体协调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而刘复之担任公安部长的期间，大致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一直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狠抓治安这件事上，才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核心就在于，刘复之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内，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为主，如果在治安问题上投入太大精力，或者是费心去抓捕一些可能存在嫌疑的对象，有可能会打破改革的趋势，让一些人感到人心惶惶，所以他的本意是不太同意在这个阶段进行治安管理工作的。
但刘复之的想法，在邓公与他进行交流后便开始出现了转变，因为刘复之明白了，既然中国已经面对了这样的国际局势和环境，而且改革开放还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伟大事业，如果再不采取比较严厉的手腕，很可能会姑息养奸，致使一些人对国法和党纪产生侥幸心理，到了这种情况，则更加不利于接下来改革的道路。
很显然，改革是需要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国外环境在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国内环境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处理。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严打工作，把一些有可能危害到改革进程的不安定分子清理掉，也会让改革的道路变得更加通畅。
因此在邓公提出建议后，刘复之马上投入到了严打国内治安的重要工作中。在这次严打活动中，刘复之在全国出动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力量，对各地的违法乱纪事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扫。这次清扫，直接让不少在社会上已经开始展露头角的严重黑恶势力得到了惩戒。
而且刘复之的行为，也赢得了当时党内和组织上一些领导干部的赞誉，他们认为正是刘复之的果断处理，让接下来的改革路径变得更加顺畅，也让改革可以积累更多的民心和大众的支持。因为此时改革虽然还没有体现出直接的经济提升，但社会环境的进步和整体的文明进步却是肉眼可见的，这些当然就比单纯许下诺言更加真实。
而也因为严打这次事件，让刘复之的工作能力被中央所赞誉，在后来还被任命成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可以说，这次严打活动既改变了刘复之未来的政治道路，也让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状态中。在此后，刘复之在监察长的岗位上，又为人民做了许多实事，深受百姓们的喜爱，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在后来被邓公所看到，邓公也一直将刘复之视作自己最重要的助手和得力干将之一。
后来刘复之退休后，在家里就养花养鸟、陶冶心境，平时还会练练书画之类的，可以说他的一生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和波澜壮阔的经历，而此刻的他，也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以及建设一个富强中国的理想之上。
或许这也就是我们那一代革命前辈的普遍表现，他们不管在战场上经历了多少磨难，自始至终还是心怀国家的。在他们眼里，能够建设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让全国人民过上更舒服的日子，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或许在他们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自己个人的利益，对刘复之来说，他的人生已经建立了为国为民的功勋，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