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南下大别山闹情绪，李先念请出一人解难题

1946年6月，中原军区的突围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这支由李先念指挥的6万部队，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然而，历史的真相总是出人意料：虽然成功突破了刘峙的包围圈，但在胡宗南的防区却遭遇重创。一年后，当这支部队重整旗鼓准备南下大别山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部队内部弥漫着失败的阴影，士气低落，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指挥官的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先念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能否帮助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重拾信心？他又将用什么方式来化解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

一、中原突围的惨烈代价

1946年6月24日，中原突围拉开序幕。李先念接到延安的电报后，立即召集军区首长会议。当时中原军区的处境极为危险，国民党军队以郑州为中心，布下了一张巨大的包围网。刘峙调集了整编第3师、整编第15师等精锐部队，构筑了三道封锁线。

突围之初，中原军区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战术部署。第一纵队第一旅在皮定均的率领下，以一个旅的兵力佯装军区主力向东突围。这个战术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刘峙误判了中原军区的主要突围方向，将大量兵力投入东线追击。

军区主力则分为两路：李先念率领军区机关、第2纵队和359旅组成右翼军，向西突围；王树声率领第1纵队主力组成左翼军，也向西行进后再转向西南。6月底，两路主力相继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初战告捷。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7月7日，国民党军方发现上当后迅速调整部署。刘峙一面指挥部队追击，一面与胡宗南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胡宗南此时已在豫陕边界的荆紫关、南化塘等要点布防，对中原军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

7月11日，形势急转直下。右翼军为避免目标过大，不得不再次分兵：李先念率军区机关和二纵主力一万余人经漫川关向宁陕前进；王震率359旅和干部团约八千人取道荆紫关北上。这一分兵决策虽然必要，却也为后来的巨大损失埋下了伏笔。

与胡宗南部的遭遇战异常惨烈。胡宗南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更熟悉当地地形。他们抢先占据各处险要地段，居高临下设防。我军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强攻。王震部队在突围中损失尤为惨重，到达陕北时仅剩两千余人，其中包括毛主席侄子毛楚雄在谈判中的牺牲。

李先念率领的部队虽然最终突破封锁，到达陕南，但元气大伤。从军区机关的马匹损失就可见一斑：从宣化店出发时有500匹马，到达陕南时竟只剩5匹。这段血战历程，甚至超过了红军时期著名的＂漫川关血战＂。

二、陕南根据地的艰难坚持

经过血战突围后，1946年8月，中原军区部队在陕南地区站稳脚跟。李先念与郑位三立即着手组建豫鄂陕军区，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时陕南地区已有部分游击队伍活动，这些队伍与突围部队的整合成为首要任务。

豫鄂陕军区的建立过程充满波折。首先面临的是组织结构的重建。突围部队损失惨重，许多连队只剩下排级规模，有的营只剩下连级规模。军区决定将这些残部就地整编，重新组建战斗单位。同时，开始在陕南山区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力量。

9月初，军区很快建立起四个军分区。然而，基层组织的建设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当地群众此前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军区不得不派出大量干部深入群众，逐村逐户做说服工作。

这期间，胡宗南的威胁始终未曾消除。1946年10月，胡宗南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陕南根据地扑来。他采取的是＂蚕食＂战术，即逐步蚕食根据地边沿地区，迫使我军主力不断收缩。面对优势之敌，豫鄂陕军区采取了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到1946年冬季，形势更加严峻。胡宗南在陕南投入了整编第1师、整编第90师等精锐部队，采取＂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军区被迫将部队分散成小股，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白天，部队藏在山沟里休息；夜晚，则出来打游击，袭扰敌人。

1947年初，一场意外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根据地的困境。当年陕南遭遇严重旱灾，群众缺粮，部队给养困难。军区不得不组织部队就地种植红薯、土豆等耐旱作物。这段时期，战士们经常是白天种地、晚上打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李先念和郑位三都因长期劳累而病倒。他们被组织送往延安养病和汇报工作。然而就在此时，胡宗南又一次调集重兵，从几个方向对陕南根据地发起新一轮＂清剿＂。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豫鄂陕军区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撤离陕南根据地。这个决定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与其让部队在这里持续消耗，不如寻找更有利的战场。1947年春，部队开始向晋南转移。这次转移既是被迫的选择，也是为下一步行动寻找新的出路。

三、晋城整编时期的特殊调整

1947年4月，撤离陕南的部队陆续抵达晋城。这支经历了中原突围、陕南坚守的部队，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连续的挫折使许多战士产生了动摇情绪，有的甚至认为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开始质疑指挥员的决策能力，部队内部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面对这种局面，李先念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首先是对部队进行重新编制。原本的建制已经支离破碎，许多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军区决定打破原有建制，按照＂实力对等＂原则重新组建部队。这个过程中，不少老班长被提拔为排长，表现突出的战士被提拔为班长，这些调整为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一批从晋绥解放区补充来的新战士加入了部队。这些新战士带来了晋绥根据地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他们讲述的平型关大捷等胜利故事，对提振老战士的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晋城整编期间，李先念创造性地提出了＂战地心理辅导＂制度。这在当时的解放军部队中是个创举。他专门从部队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好、口才出众的干部，组成＂心理辅导组＂。这些干部不是简单做报告，而是深入到连排，与战士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想法，解答疑惑。

王树声部队的归队整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这支在中原突围中走散的部队，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晋城与主力会合。王树声带来了他们在川陕地区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对部队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调节部队情绪，军区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在晋城期间，成立了多个文艺创作小组，鼓励战士们创作歌曲、快板、相声等节目。这些节目多以讽刺敌人、歌颂胜利为主题，在部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一首《中原突围》的歌曲，将突围时的英勇事迹编成歌词，在部队中广为传唱。

最具特色的是战士业余学校的建立。考虑到许多战士文化水平较低，军区在整编期间开办了临时学校。除了教授文化课程，还请来当地农民教授农业知识，为将来发动群众做准备。学校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白天训练，晚上上课，充分利用休整时间。

这些举措逐渐显现成效。到1947年6月，部队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心理辅导的开展，使部队重新焕发出战斗精神。新老战士的融合，加上文化学习的开展，为部队注入了新的力量。这为后来南下大别山的战略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一场特殊的动员会扭转战局

1947年7月15日，在晋城西郊的一片开阔地带，李先念召集全军指战员开了一场特殊的动员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角并非军区首长，而是一位来自延安的特殊客人——刘志坚。他是中央派来协助解决部队思想问题的干部，更重要的是，他曾经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

会议一开始，刘志坚就打破了传统的讲话方式。他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站在战士们中间，用浓重的河南话开始讲述。从1932年二十五军长征讲起，他回忆了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渡过汉江时没有船只，战士们用芦苇扎成筏子过河；在大巴山区穿行时，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在陕北会师时，全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接着，刘志坚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34年，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地区被围困时，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许多战士对突围缺乏信心。徐海东在一次战前动员会上，当众脱下衣服，露出满身伤疤，说：＂这些伤疤，就是我们战斗历程的见证。＂这番话让在场战士深受触动，最终成功突围。

刘志坚的讲述不时引起阵阵共鸣。特别是当他谈到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时，指出我军已在东北取得重大胜利，刘邓大军正在组建中原野战军，南下大别山正是配合全局的重要一步。这些信息让战士们看到了更广阔的战略意义。

会议进行到后半段，刘志坚邀请几位在中原突围中表现突出的战士上台发言。一位叫张德福的班长讲述了他带领全班在漫川关突围时，为掩护主力转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的经历。另一位叫李守江的通讯员，回忆了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坚持传递军令的故事。

最后，刘志坚拿出一面在中原突围中保存下来的军旗。这面旗帜布满弹痕，一角已经破损，但红色依然鲜艳。他讲述了这面旗帜的来历：它是突围时由一名叫王大勇的战士用身体保护下来的，王大勇虽然牺牲了，但军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次动员会持续了整整一天。会后，部队中掀起了一股＂忆苦思甜＂的讨论热潮。许多连队自发组织座谈会，老战士纷纷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一些在整编期间表现消极的战士，主动找到指导员谈心，表示要改正态度。

这次动员会的效果立竿见影。当李先念在一周后宣布南下命令时，全军上下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在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战士们提出了＂重返大别山，就是重返胜利＂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在部队中传开，成为激励士气的重要力量。

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特殊部署

1947年7月底，部队接到南下命令后，李先念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独特的行军方案。这个方案与传统的大部队行军完全不同：将全军分成若干个五十人左右的小分队，每个小分队配备一名熟悉地形的向导，采取分散潜行的方式向大别山挺进。

为确保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军区特意从晋绥根据地请来了几位在敌后游击战中经验丰富的干部。这些干部协助制定了详细的潜行路线。每条路线都经过反复论证，不仅要避开敌人的重兵把守区，还要保证能找到补给点。

在出发前，军区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每个小分队都配备了一部电台，制定了严格的通讯规程。为了确保通讯安全，专门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这套系统采用了当地方言中的某些词语作为暗号，即使被敌人截获也难以破译。

8月初，第一批小分队开始出发。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伪装手段：有的携带农具，伪装成外出做工的农民；有的装扮成商贩，背着货物赶集；还有的扮作逃难的灾民。这些伪装不仅能骗过敌人，还便于从当地群众那里获取帮助。

在这次行动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一个由王明贵带领的小分队，在途经河南境内时，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检查。王明贵灵机一动，让战士们假装是参加婚礼的客人，还特意找来几个当地群众帮忙佯装亲家，成功蒙混过关。

另一个小分队在渡过淮河时遇到了险情。当地渡口被敌人严密控制，小分队在一位姓张的老船夫帮助下，利用夜色偷渡过河。这位老船夫不仅没收分文船资，还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9月中旬，各个小分队开始陆续抵达预定地点。在这个过程中，军区采取了独特的联络方式。他们利用当地的集市作为接头点，用预先约定的暗号相互识别。每个小分队到达后，都要在指定地点留下特定标记，便于后续部队确认。

最富戏剧性的是一个由李国富带领的小分队的经历。他们在穿越信阳地区时，意外遭遇敌人的搜山。李国富立即命令队员分散隐蔽，自己则带着两名战士故意暴露行踪，引诱敌人追击，为主力争取了转移时间。

到9月底，绝大部分部队已经安全抵达大别山区。这次行动创造了一个奇迹：近万人的部队，分散成数百个小分队，穿越千里敌占区，竟然没有一个队伍被敌人发现和歼灭。各个小分队到达指定地点后，迅速恢复建制，重新组建成战斗部队。

这支经过重重考验的部队，在抵达大别山后很快投入了战斗。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增援，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套成熟的游击战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在后来的大别山游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