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逐步吹到我们老家的山村。当时我们当地的年轻人，也知道除了读书、种地之外，原来农民也可以去工厂上班。而这也就催生了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打工。
实际上，在最开始的一年多里，尽管大家都知道了打工这个说法，可真正付诸行动的人还是屈指可数，我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
我叫黄备荒，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我出生在67年，当时也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了高中的人。后来接了父亲的班在乡里的畜牧站上班，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
但我的工作很清闲，就是定期去各个村出个黑板报，更新一些所谓的畜牧知识。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等着下班。
对大多数农村人来说，这样的日子何等逍遥自在？既不用日晒雨露，还旱涝保收。所以，20岁的我就有很多人陆续给我说亲了。
只是我当时已经开始和隔壁乡的一个女同学“暗通款曲”，每个周末都会收到她的来信，于是对那些介绍也就只会虚与委蛇。
在报纸上、收音机里听多了广东深圳的消息，我这颗年轻的心也开始骚动起来，想着与其在这里虚耗光阴，不如走出去闯一闯，万一成功了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父母说了，没料到话还没说完就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说什么早知道你这么不争气，当时就该让你弟弟去接班的，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竟然想着去“打流”。
虽然挨了骂，但并没有打消我对广东的向往，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甚至还偷偷去找了女朋友，说自己很想去广东闯一闯。
阿秀一开始有点反对，但禁不住我把未来描述得太精彩，三言两语就被我说服，说只要你走我就跟到哪里。
虽然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这人骨子里却又有很重的家族观念，这件事如果不能得到父亲的允许，我还是很难下定决心去实施。幸好，关键的一刻来了。
那一年，我们县里的农机局陷入困境，虽然还说不上破产，但设立在各个区县的农机站就显得很尴尬了。
刚好有个和父亲关系好的伯父，他儿子也是接班在乡里的农机站，刚上班不到半年就没班上了。虽然编制还在那里，可每天还是在家里干农活。用我们乡里的话来说，那就是半死不活地吊着。
我用这个例子向父亲举例，说如果我现在不行动，顶多三五年，我也是和他一样的境地，到时候年纪也大了，也有了家庭负担，这一辈子恐怕也完了。
父亲这才勉强同意了我下海的决定，但还是说了一句，你自己的主意自己拿，我让你接班了，今后结婚成家都是你自己的事。
就这样，我带着阿秀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那时候从我们区每天有一趟车去市里，然后经过阿秀所在的乡，她倒是很顺利地上了车，她父母甚至还亲自把她送上车交到我手上。
那一刻，我心里几乎有一种婚礼上岳父把妻子的手放到手心的感觉。然后转道长沙，这才登上了去广州的绿皮火车。
那年代的火车就是脏兮兮的代名词。我们出发时正是四月，湖南的天气还有点凉意，我和阿秀都穿着夹衣，一路向南就一路感觉到身上开始发热。
到广州下车时，身上几乎就像火烫一般热了，我赶紧把身上的厚衣服脱掉，只穿着一件背心也还是汗流浃背。阿秀是女孩子，再怎么也只能穿着衬衣，我只好用自己脱下来的衣服边走便给她扇风。
还在火车站的广场就看到流花车站的招牌，我和阿秀又坐上了去东莞的长途汽车。这一行我其实还是有点提心吊胆的，生怕遇上传说中的“卖猪仔”。
幸好毕竟坐的是正规汽车，一路顺利地达到了虎门，又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一路走到了当时的南栅。
这里还闹了个笑话，看字面应该读“san”，可当地人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最后拿出来给他看才知道发“ce”的音。
在南栅找到了同村的一个发小，我们一起长大，他也是去年下半年跑来广东的，因为在家里做过漆匠，现在在一个家具厂上班，每个月能拿到两百多块钱，几乎是我在老家工资的三四倍。
当时的南栅已经有了不少工厂，因为我是和阿秀一起来的，在发小的帮助下，我们租了一间小房子，算是我和阿秀两个人到广东的窝。
其实按照阿秀的想法，那就是两人都去进厂，这样就能省下租房的钱。只是我应该是被他父亲送她上车时的那一幕打动，很想让她能够轻松一点。
我很快就进了一家服装厂，说起来也挺无赖的，一个大男人做起了裁缝，主要就是拿着电剪按照图版裁剪成各种形状，这在我们老家可都是女人干的活。
制衣厂的工资不是很高，慢慢熟悉了，也知道附近工厂的一些情况了，那些电子厂的待遇稍微好点，但厂子很少。当时主要就是一些制衣厂玩具车和家具厂五金厂之类的，工资也都是七上八下，个别好的工厂却又进不去。
我因为是在厂里开电剪，也算是一个技术工人，工资也就在300块左右，当时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和阿秀两个人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但也没有什么存款了。
阿秀在租房里给我做了一个月饭，既有无聊的感觉，也觉得我一个人上班两个人吃存不了钱，她父亲曾在乡政府附近开了个面馆，阿秀也经常在面馆里帮手，于是便想着买点米粉什么的补贴开支。
可惜，那时候南栅的湖南人不是很多，我们都吃惯了辣椒，又根本没有什么“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辣味的米粉根本没有几个人来吃。除了发小带过几个人来尝过新之后，每天摊位上都是门口罗雀，弄得阿秀郁闷不已。
就这么过了一年多，我和阿秀都没有回过家，只是写信告诉家里我们都很好，却又没有钱寄回去。而阿秀也开始有点念叨了，说当时要是留在家里，你那个工作现在也还没有衰落，或许我们比出来打工还过得安稳一些。
我也只能舔着脸安慰她，如果不走出来，我们能见到大海吗？能见到那么多五湖四海的外地人吗？
总算把她安稳住了，但我心里还是开始琢磨，要怎么才能改变现状呢？
因为觉得在制衣厂开电剪工资不高，我便提出来跟单，也得到了老板的同意，每天跟着厂里的货车送货，也要负责寻找新的客人。一来二去，慢慢对衣服市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期间，我经常会和一些客户说起市场上的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福建老板在我面前发了个牢骚，说自己在龙眼那边开的小厂，自信质量比本地人的好，可就是被人排挤打压，仓库里都堆满了衣服，却一直销售不出去。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他们一行二十几个福建老乡的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就突然有了个想法，福建人手里有衣服，我如果能帮他们把衣服卖出去，那不就是双赢吗？主要是听他的口气，只要能把货卖出去什么办法都行。
于是，我和阿秀商量了一下，最后就联系了龙眼那个福建老板。得知我要主动帮他找销路，福建人豪爽地答应我免费拿货，也就是卖出去再付货款，卖不出去的原路退回，甚至答应给我30个点的提成。
后来才知道，福建老板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理，反正自己的衣服卖不出去，有人愿意主动来帮忙，还不需要自己出工资，何乐而不为？
说干就干，我马上就从制衣厂辞职了，从废品店里淘来一辆旧三轮车，开始从福建老板那里拿衣服出来。最开始就晚上去各个工业区转，价格便宜质量也好，一车的衣服没几天就卖完了。
这也就越发肯定了我当时的想法，甚至还动员家具厂的那个发小也辞职出来跟我干。我们的目标也不再限于虎门一个地方，什么厚街长安，常平塘厦到处跑，还专门和那些摆地摊的人联系。
因为价格上有显著的优势，还有一个“卖不出去原路退回”的承诺，不到一年时间，我在东莞东南一带几个镇的小商贩里就有了不错的口碑，摆地摊的小商贩们都说，那个四眼哥做事很靠谱。
随着我的业务慢慢扩大，福建老板的库存也消化完了，我的业务慢慢拓展到了深圳那边，福建老板的几个老乡的厂里积货也陆续被我销售一空。
不得不说，福建老板是一群很值得交往的商业伙伴。尽管知道我拿三成的提成有点多，却从来没有主动说过要涨价。后来还是我是在过意不去了，说是有钱大家一起赚，以前是给你们消化库存，你们就是赚了个吆喝也是赢。现在是正常生产了，我的提成就按行市的15个点算好了。
这样一来，我和福建老板们的关系就越发稳固。人都是这样，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机会给你。
就凭这一点，我和福建老板们之间的生意，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预付款什么尾款，都是一个电话马上给我送来，我卖完了主动给他们送钱回去，偶尔会有个别实在滞销的衣服，也能凭我一句话就作数扣款，还不用我送回去。
就这样，我和阿秀在东莞打了五年“游击”，这时候，我们已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也回老家举行了婚礼，算是成了乡亲们眼里有出息的人。
而我当年的那些同事，真的不出所料陆续下岗了。也幸好我比他们出来早了五年，要不也只能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
回到广东后，我决定把重心放在深圳，也不再搞以前的那些流动商贩了，在宝安租了两个门面开起了门店，和福建老板们正式成了合作伙伴。
这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期了，全国各地的打工人都涌向广东，外来人口多了，我们的生意也越发红火，租下来的门面也慢慢增多。
当然，门店增多也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全部兼顾过来，但还是秉承着最初那种“钱不能一个人赚”的心理，继续增加了合作伙伴，很类似现在的加盟形式吧。只是那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人品和信任问题，加盟的管理费反倒是其次。
时间过得很快，从当年一个畜牧站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慢慢成为一个别人嘴里的企业家。现在年过半百，很快就要步入六十花甲之年了，回首自己走过来的这三十多年风风雨雨，有满足，也有感慨。
满足的是自己侥幸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机会，感慨的是，一个人的成功，其实主要就在于你是否付出诚心。
不管是对自己要做的事，还是对待自己将要面对的人，唯有付出更多诚心，你才能收获越多。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收获吧。至于金钱，到了这个年纪，其实都看得很开了……
空山听雨
了不起！[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