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预警：本文五千字，真实记录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打工人在广东被查暂住证的那段心酸经历，故事主人公原型是湖南益阳人，现居安化农村。
我叫老友，今年57岁，湖南益阳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我这一辈子，和我的同龄人比起来，我的生活要过得更加平淡、也而更加清苦，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外出打工赚钱.甚至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在老家种地，农闲时做点小生意。
虽然我的生活比别人要简单，但我自己还是心满意足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很多人或许会问我，像你这样年龄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能离开家去广东打工，多少都能赚钱养家，即使发不了大财，总也比在老家种红薯要强太多吧。
不错，外出打工的日子，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去过，早在1993年，我就曾去过广东，而且是当时名头有最响的深圳，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却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乃至果断回到老家，再也不愿意踏上那片所谓的“热土”。
1993年元宵节，初为人父的我跟着几个老乡离开老家，目的地就是深圳的松岗。我们坐着那种长途的大巴，从家门口上车，到了广东之后，从厚街开始，沿路就有老乡下车去自己干活的地方。等到了松岗的时候，车上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
为什么我第一次出来就会选择一个人到松岗呢？主要是我的邻居就在松岗的码头上挑红砖，我俩从小就关系好，过年的时候曾经托人带了一封信回家，得知我有了孩子需要花钱了，让我愿意的话就到他那里去干活。
此外，我心里还有一个不大好说出来的原因，因为深圳是特区嘛，在我心里的认知，尽管自己是卖苦力，在特区深圳和不是特区的东莞比起来，机会应该也要多一些。
一路上，老乡们已经给我详细地介绍过怎么才能找到码头。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手里拿着一个写着地址的信封，老乡们告诉我，你在松岗桥下下了车就叫个摩托车，顶多5块钱，让他把你送到信封上的地址就行了。
带着满怀的憧憬，卧铺车一过长安，司机就大声告诉我，你到松岗的准备下车了.我看了一下窗外，到处都是工厂，公路上方还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深圳欢迎你。
那一刻，我心里立即就心潮澎湃起来，恨不得马上就大声叫一声：深圳，我来了。
当时的时间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老乡虽然知道我将要来，但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肯定就不可能有人在车站接我了。
司机提醒我之后没两分钟，大巴车既停靠在一座立交桥下，售票员让我赶快下车，说这里就是松岗的立交桥了。
我赶紧背起自己的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些隔壁邻居给老乡捎来的腊肉。一边一只脚跨下车，一边在打量周围的环境。
毕竟，虽然活到了25岁，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城市，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有很新奇的观感。
但这份刺激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刚刚下车就觉得一阵闷热，毕竟从家里出来时还穿着棉袄，这里却已经是艳阳高照，身上那种火辣辣的滋味，周围的人也是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看着我。
我的准备其实很简单，在路旁脱了衣服，然后就叫一辆摩的直接去码头。可我刚刚走到路边一点点，手里的袋子都还没来得及放下，就有两个穿着迷彩服、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走了过来，嘴里大呼小叫地对我伸出手：暂住证。
关于暂住证的事，老乡们确实和我说过那么一嘴，但他们也安慰过我说，刚到广东的人，即使被查暂住证，你把自己的长途车票给他看看，一般都不会难为你的。
如今一下车就遇到查暂住证了，我心里反倒不是很慌张，赶紧用自己蹩脚的普通话解释说，我刚从老家出来，哪里来得及办暂住证呢，这是我的车票，请您看看。然后就从衣兜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车票给他看。
可让我心慌的是，两个迷彩服根本没有看我的车票，也就是说，传说中的“有车票不难为你”的说法完全失效了。
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不管我怎么解释怎么求情，刚刚踩上深圳地面不到三分钟的我就被他们推上了一辆厢车，里面已经有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然后就是啪地一声关紧了车门。
就那样，我们一车十来个人被送到了一个地方，下车才知道那里就是治安队，在脱鞋、解皮带的命令下，穿着袜子进了一间黑屋子。
一同进来的人里，有几个应该有点经验了，说等一下就有人来赎自己出去，就是倒霉要破费了。
到了下午，陆续有人被接走，只有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等到大家一个个离开，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有个男人进来丢给我一个盒饭，问我在松岗有没有熟人，如果有的话就去打电话。但我哪里有老乡的电话啊，只能把那个信封拿出来，希望人家能良心发现帮我去通知一声，只要能出去，花点钱也心甘情愿了。
可人家根本不感兴趣，看了一眼地址摇着头就走了。
就这样，我在黑屋子里连续待了三天，期间陆续有人进来，也陆续有人离开，最后还是只有我一个没人管，每天倒是有一顿饭吃，冷水管够。
到第三天的时候，筋疲力尽的我被人叫出了黑房子，然后推搡着上了一辆囚车，里面坐了五六个人，我满头雾水不知道要去哪里。里面的人都是垂头丧气，有人在嘀咕：这下好了，得去樟木头白干三个月了。
不错，我们的目的地是樟木头，在此之前，我连这个地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却意外地到了这个地方。经过大半天的颠簸，到下午四点多才到达终点，透过带着钢筋的车窗，我看到“樟木头收容所”几个大字时，心情顿时沉入谷底。
一句说一句，整个过程里并没有受到虐待，只要你老老实实听从吩咐，也确实不会有人打你。
下了车又是繁琐的登记，身份证什么的都被收走，就连随身携带的袋子也被缴，只让你带着几件内衣。
每天早上，会有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押送”我们去山上挖土，要不就是去修修铁路，但每个地方都不会待太久。所谓挖土，也不是我们老家翻地种庄稼，完全就是挖山，据说是把山坡挖平然后搞开发建房子。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吃的饭也还过得去，米饭管够，菜里面甚至还能看得见几块肥肉。据说是要吃饱了才能干活。但是晚餐差强人意，或许是管理的人认为，晚上反正不用干活，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连续在樟木头挖了三个月的土，很准时，三个月一满我就被叫到一间办公室，领回了自己原来的袋子，里面的腊肉早就不知去向，然后拿到了身份证和一百块钱，，说是给你回湖南的路费，此外还有一张盖着收容所章的证明
拿着那一百块钱，我心里是百感交集啊。辛辛苦苦买了三个月苦力，换来的就是一百块钱，要是在码头上干活，据说一个月都好几百了。
你要说是“坐牢”吧，却又相对还有点自由，并不像外面传的那么恐怖，只要老老实实干活，甚至还能和穿迷彩服的看管开个玩笑，偶尔还会有几个穿警服的过来问一下你们过得怎么样。
用一种恨不得插上翅膀的速度离开了宝山，出于一种去掉晦气的心理，那张盖着红章的证明干脆就被我撕掉丢在风中飘散，只希望所有的霉气就这么抛去。
到了樟木头车站时，我心里又迷茫了，天下这么大，我该去哪里？真的拿着这一百块钱当路费回家？家里嗷嗷待哺的儿子怎么办？又怎么面对老家的乡亲？
左思右想了很久，最后在邮局写了一封信寄去家里，老老实实说了自己正月出来的遭遇，说自己还是再回松岗去，总得给孩子弄点钱才能回来吧。
信倒是寄出去了，怎么回松岗又是一个问题。最后没有办法，在车站坐上去东莞的车，然后转道再去松岗。
到东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当时的东莞车车站还在簧村，跟着别人在簧村的立交桥下上了去深圳的车，到松岗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上一次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一下车我就招来一辆摩的，把信封给他看了一眼，人家硬要收8块钱，我也不和他讲价了，只希望能尽快离开这个噩梦之所。
摩托佬骑着车走得很快，越是离松岗桥远一点我心就越平稳一些。正想着等一下见到邻居老乡了，该怎么“掩饰”在樟木头呆了三个月的尴尬时，摩托佬突然大叫一声。
然后就是摩托车唧唧的刹车声，马上就是跟着掉头。原来前面竟然是好几辆警车拦着去路，摩的应该是黑车，所以才那么害怕。
很快就有警笛声响起，摩的前面的几条小巷子里突然钻出来很多闪着警灯的摩托车，没几下就被围在中间动弹不得。摩托佬只得老老实实蹲在地上，我也四顾茫然地不明所以。
后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我和摩托佬不出意料都被带到派出所，经过连夜的审问，虽然确认我们和警察查办的案子无关，但没有暂住证，顺带也被送回了樟木头。
后来才知道，我千错万错不该把从樟木头出来时的那张证明给丢了，如果有了那张“释放证”，这一次是绝对不会带走我的。
再次见到收容所的大门，我几乎是欲哭无泪。
在来广东前，我心里曾有过无数种预案，也曾做过多种不好的打算，那就是赚不到什么钱，或者是干脆生了病，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了广东之后，连码头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连熟人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就这么接二连三地送到了收容所！
但没有人会同情你，我看到只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以及那张涂着蓝色油漆的大铁门。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那天负责接收的人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一句“欢迎再次光临”，让我甚至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唯一值得庆幸的，这一回倒是轻车熟路，几个管教的也都认识我，甚至在出工的时候，他们还会把我刚出去马上就被送回来的光辉事迹广为传播。
不到三天，整个所里就充满了我的传奇，甚至有人想方设法也要来看一看我，见识一下闻所未闻的“大神”。
有了熟人也有好处，到樟木头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成了“小组长”，虽然同样也还是要干活，不过有了一些偷懒的机会。或许管教也是懂点心理学的吧，希望借此来安抚一下我充满仇恨的心。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心里比较脆弱的农民，也只有这两次的经历才让我发现，自己的内心竟然是那么的强大。
尽管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我心中一直都充满着怨愤，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寻找一些报复的机会，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慢慢就有了“随遇而安”的心态。
三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除了第一个月似乎漫长点之外，后面的两个月几乎是一晃而过的。
三个月期满，这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气候特别的酷热，我身上穿的还是正月份从老家出来的那些长衣服。
有个看守开恩送了两套就得短衣服给我，还专门给我理了发刮了胡须，临走的车费也给了两倍，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还专门对我说了一句“再也不见”。
我几乎要怀疑，在他们心里，是不是正在抱着一种期待，两三天之后的我再度回来？到如今，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在我心里一直恍如昨日。
走出收容所时，我心里竟然没有马上回家的冲动，或许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吧，竟然鬼使神差地再次坐上了去松岗的班车。
在松岗立交桥下了车，我这一回显得非常平静，很是平淡地四处打量了一下，招来一台摩的，说出了码头的地址，直接问他5块走不走。摩托佬看我似乎很在行，答应一声马上就开动。
很顺利地到了码头，也终于见到了邻居阿强，一见面就搂着我哭了起来。说什么是我害了你，要不是我让你出来打工，你也不至于遭罪，还问我后来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我苦笑一声直接告诉了他，三月份从收容所出来，刚刚回到松岗又被抓走的事，码头上所有干活的老乡顿时全部停了手里的活。大家凑到一起问长问短，有的还在为我怼天怼地的，尽管我也知道那根本于事无补，却也还是很感动。
当天晚上，码头上所有的老乡凑钱买了酒菜为我接风洗尘，在家里不怎么喝酒的我，几乎是来者不拒，虽然喝的是啤酒，依然醉的不省人事。
在我醉倒的时候，见证奇迹的时候出现了！
据说工棚里的老乡正在收拾残局时，河对岸有人在大喊“查户口”（也就是查暂住证）了。
听到这个消息，工棚里的老乡们马上就做鸟兽散，有的直接往里面的村子跑，有的往下游的河滩上跑。
邻居阿强却不敢走，看着醉的一塌糊涂的我在发愁。自己要跑很容易，总不能丢下我不管吧，更何况是刚从收容所二进宫出来的我？
就那么迟疑了几分钟，治安队的纷纷而至。老乡后来告诉我，只听得工棚外面手电筒乱晃，脚步混杂，有白话也有普通话在大喊：出来，查暂住证了。
老乡硬着头皮走出工棚，不出意外地被抓走，治安队想把醉倒在地上的我也拖上车。阿强嘴里大喊，你们做点好事别动他了，他今天刚从樟木头出来，口袋里还有释放证明呢。
有个治安仔肯定是不相信，还真的在我口袋里摸索了几下，不出意外地摸出了那张盖着红章的纸，也对其他人笑着摇了摇头，把纸丢在我脸上就走了。
老乡们陆续回来，倒是连夜请来码头的老板，花了一百块把阿强赎了出来。只是这个热闹的场面我完全不知道，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大家把昨晚的事和我一说，我反倒波澜不惊了。
我决定留在码头上干活，第一件事不是买生活用品，而是花了280块钱请码头老板帮我马上去治安队办了暂住证。
我这才安心留下来干活，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到了中秋节发工资时，也凑齐了一千块钱，毅然打道回府了。
从那以后，不管我在老家过得如何清苦，我心里再也没有外出打工的念头。
这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虽然我未能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时代“先富起来”，却再也没有担惊受怕过。或许，我原本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只能过这种平凡的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