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独秀，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个性鲜明的人物。

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却被中央开除了党籍；

国民党频频向他示好，他却说自己与蒋介石不共戴天。

1937年他出狱时，曾想要去延安。

然而当毛主席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后，他又严词拒绝。

毛主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条件？陈独秀又为何落得个“不被国共两党所容”的结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独秀以笔为枪，撰写大量文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

特别是对当局在日本侵略面前的软弱表现深感愤慨，呼吁民众觉醒，自我救赎。

此举激怒了国民党，令其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1932年秋，这位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

陈独秀入狱期间，仍有很多人前来看望。

1935年夏，画坛巨匠刘海粟来探视，请求墨宝。

陈独秀挥毫泼墨，留下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对联。

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磊落胸襟与不屈意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因抗战时局紧迫，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重获自由之后，一度想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他通过中间人，向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传达了意愿，并表示自己已与托派划清界限。

陈独秀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了认同，愿回到党的旗帜下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共对陈独秀的这一转变，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毛主席公开表示，只要陈独秀等人表示悔改，那么与他们的携手共同抵御外侮，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当时中央日常工作负责人张闻天的支持。

基于此，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明确了合作的三点前提条件：

第一，公开反对托派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正式宣布与托派组织断绝联系，同时承认过往加入托派的错误；

第二，公开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对统一战线拥护的诚意。

只有实现这三个条件后，双方才能进一步考虑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提到的“托派”是什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又为何会选择加入“托派”呢？

这就要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开始说起。

1919年春，列宁在莫斯科高举起共产国际的大旗，旨在团结全球工人阶级，构建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成立，为的是加强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协作，凝聚力量。

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苏共就是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在其初创阶段，受益于共产国际的援助，得以迅速成长。

然而，共产国际在考量国共合作时，往往是从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因此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

在国共关系紧张之际，共产国际倾向于对国民党做出妥协让步。

希望通过维持国共合作的表面和平，留住国民党继续参与反帝斗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斗争，从而间接缓解苏联面临的国际压力。

至于陈独秀这边，他一直秉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他坚信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尚且薄弱，农民阶级组织性不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既非现实也非必需。

在他看来，应当优先协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掌权，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待资本主义体系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才会成熟。

这一观点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中的立场有交集，但也有分歧。

这种理论导向，最终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陈独秀，都陷入了深刻的反思。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未能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对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

然而陈独秀则认为，正是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导致了失败结局。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应独立行动，远离并制约蒋介石。

甚至考虑退出国民党，寻求党际间的外部协作。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还亲自前往广州，与蒋介石谈话，达成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活动的共识。

陈独秀对大革命失利的反思，让他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这种情绪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达到了顶点，他在此会议上被解除了党内职务。

紧接着在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和邀请。

在陈独秀深陷困顿与反思的时期，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意外闯入了他的视野。

令他惊讶的是，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已尖锐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战略的不当指导。

在革命受挫后，托洛茨基更是直言斯大林需为失败担责。

这样的言论，让苦闷已久的陈独秀找到了共鸣，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方向。

因此1929年9月，陈独秀联合彭述之等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国“托派”。

尽管这是他个人思想探索的结果，却不幸地将他引领上了一条，与自己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相悖的道路上。

由于陈独秀的立场，与中共六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分歧，加之他积极参与托派活动，固执己见。

中共中央在1929年11月做出决定，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为了抗日大局，也赞成国共合作，全力支持由国民党主导的抗日战线。

他为此四处奔走，竭力呼吁团结抗敌。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与托派开始分道扬镳，最终彻底决裂。

然而，当陈独秀得知毛主席和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时，心中十分不满。

他拒绝登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声称：“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中共高层，为陈独秀的回归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归国。

他们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所有非汉奸势力共同抵抗侵略。

这正是王明将“汉奸”标签，强行贴在陈独秀身上的动机。

为了阻止陈独秀重返党内舞台，王明不惜采取诬陷的手段，将陈独秀描绘成背叛民族的“汉奸”。

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并参与工作，实际上是矛头直指毛主席。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主张中共，应完全服从于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这意味着放弃中共自身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而毛主席的态度，与他截然相反。

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认为这是保持党的独立性与革命方向的关键。

因此，王明的举动看似是对陈独秀的排斥，实则是为了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削弱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当陈独秀得知自己被污蔑为“汉奸”后，既震惊又愤怒。

他误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态度，因此与组织之间有了误会，关系破裂。

1938年11月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失势。

在这之后，周恩来数次试图通过中间人，邀请陈独秀到延安来。

但每一次，都被陈独秀婉拒了。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跌宕坎坷。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放在陈独秀身上非常贴切。

陈独秀年幼时，便是这样一个倔强的性子。

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因为早年失怙，便由祖父抚育长大。

祖父陈章旭晚清候选知县，性格严肃古板。

而陈独秀天资聪颖，却倔强刚烈，这样的性格让他与祖父之间摩擦不断。

祖父既恼火又无奈，最终感慨道：“此子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1897年，陈独秀来到了杭州求是书院，西学的熏陶悄然点燃了他心中追求进步的火焰。

深受康有为与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感染，他逐渐萌生了变革图强的信念。

1901年，由于积极鼓吹反清言论，他被迫逃离熟悉的故土，前往日本深造。

自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归国后，陈独秀四处宣扬革命思想，创立爱国团体，高举反帝旗帜。

随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章士钊等人领导的秘密组织，甚至策划过对慈禧太后的刺杀行动。

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担任秘书长。

他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扫除旧制积弊。

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他再次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

结果不幸被捕，险些遭受极刑。

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他勇敢地扛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引领了一场横扫中华大地的文化革新风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总书记。

陈独秀是铁骨铮铮的政治斗士。

在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里，他五度身陷囹圄，却从不畏惧。

1932年他被捕后，并未被困境消磨斗志，反而将这段监狱时光视为学术探索的良机。

在幽暗的囚室中，他埋头于书籍与纸笔之间，致力于提炼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学术精华，决心要为国家和人民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

实际上，在陈独秀出狱后，因他的名声与地位，蒋介石不仅“不计前嫌”，还频频向这块“金字招牌”示好。

1937年8月，陈独秀刚出狱，蒋介石就派背叛中共的军统特务丁默邨前去迎接。

丁默邨安排陈独秀，入住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贵宾居所，陈独秀却拒绝了：“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不久后，蒋介石又通过亲信朱家骅，提出更为诱人的条件。

邀请陈独秀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甚至允许他“再成立一个共产党”。

然而，陈独秀的立场坚定不移，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即使是好友胡适建议他加入国防参议会，陈独秀也毫不动摇。

他直言：“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陈独秀愿意支持政府抗日，但除此之外，他不想与国民党有任何瓜葛。

上海托派组织得知陈独秀出狱后，视他为复兴组织的关键人物，多次恳请他到上海，带领众人重振旗鼓。

然而陈独秀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用“各奔前程”四个字，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1937年11月，陈独秀致信上海托派临时委员会的陈其昌等人，信中字字铿锵：“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五四运动的领袖；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和五届总书记，却被中央开除了党籍；

他是中国托派的首领，又在抗战爆发后与托派分道扬镳；

国民党欲借其声名，因而示好，他却不屑为伍。

“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这便是陈独秀的个性，凛然傲立，铁骨铮铮。

然而这个性，也让他穷困潦倒。

晚年在漂泊和病痛中度过，甚至于一向孤傲清高的他，不得不靠亲友的接济生活。

陈独秀去世后，他的老友朱蕴山为他赋诗一首：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陈独秀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原则，即便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经济上清贫拮据，也从未改变过清高孤傲的书生本色。

参考文献

尹家民《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夏明远《陈独秀晚年为何不去延安》

朱洪《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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