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邀请一位外国元首，前来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按照规定，警卫科会提前到场，排查安全隐患，进行安保工作。

可就在警卫科抵达不久，“啪”的一声，一枚子弹打碎了人民大会堂二楼的玻璃，不知飞到了何处。

旁边的保洁人员吓了一跳，直接趴到了地下。

过了几分钟，确定没有危险后，保洁人员赶紧上报给警卫科领导。

警卫科接到消息后，也是如临大敌，如今正是周总理要进行外交会谈的关键时期。

若是周总理或外国来宾有出什么事，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可是巨大打击。

此外，两个个问题也萦绕在警卫科人员脑海中挥之不去：到底是谁开的枪？为何嫌疑人要在周总理进行会谈前开枪呢？

周总理在接到消息后，回复警卫科道：“加大警备力量，仔细搜寻一遍周边地带，详细的调查等我见完外宾后再说。”

周总理的想法也很明显，今天上午就要会见外宾，若是大张旗鼓地寻找嫌疑人，会让外国来宾感到不安。

从凶手角度考虑，开了一枪之后，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觉，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定会逃离周边地带，一时半会恐怕也很难抓住他。

中午十二点，在周总理接见完外宾，共进完午餐后，立刻找到了警卫科。

并说：“以最快速度破案，人民大会堂事关新中国的脸面。”

在安排人员调查的同时，周总理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对方可以潜入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必然不会是一般人。

在国际上，能搞如此暗杀行动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上有点糟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自然是不对付。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就对中国搞封锁，朝鲜战争输了之后依旧在国际上敌视中国，开枪人可能跟美国有关系。

而中国跟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则经历了一场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苏联关系是很好的，那时候冷战刚刚开始，斯大林的态度也很简单：只要你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反对帝国主义，我就支持你。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也是感到十分惊喜。

虽然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苏联高层，都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

令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胜了兵强马壮的国民党。

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东亚建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因此，斯大林赶紧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

很快，苏联成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的大国。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条约里，苏联可以说给出了中国极为丰厚的条件，先是取消了跟民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再就是为新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但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新一任领导人。

相较于斯大林的“豪爽”，赫鲁晓夫则显得十分精明。

他的外交理念是：只有完全倒向苏联的，我才会支持你，在赫鲁晓夫看来，支持不完全，那就是完全不支持啊。

因此，在赫鲁晓夫梳理完和新中国的这几年外交往来后，觉得苏联一直在做亏本买卖。

为何这么说呢？赫鲁晓夫觉得，与中国的外交，一直是苏联在单方面付出。

从刚一成立苏联提供贷款，到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是出钱、出技术、出专家，却没有从中国那里捞到什么实质性好处。

拿其它国家来说，被苏联援助的其它国家，要么对苏联言听计从，要么答应苏联可以在自己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要么干脆像东欧那样，整个国家直接笼罩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也是“一边倒”政策，但却希望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并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联系，想要打破外交上的封锁。

这在赫鲁晓夫看来，是无法容忍的行为。

因此五十年年代末，中国跟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差，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不排除开枪的人跟苏联有关系。

除了美国和苏联，再就是台湾。

自从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就一直没放弃过重返大陆的妄想，经常派人刺杀新中国的官员。

相对于美国和苏联，台湾虽然实力比较弱，但胜在离大陆近。

而且虽然国民党败退台湾，但在大陆内也有着一小股国民党的残余簇拥。

里应外合之下，搞刺杀要简单一些。

最出名的一次，当属刺杀毛主席的行动。

在毛主席前往苏联为斯大林庆祝大寿时，台湾计划了一场在毛主席返回途中进行刺杀的活动。

所幸，在新中国的调查下，那次刺杀事件化险为夷。

如今虽然蒋介石有求和之意，但政治上面，笑里藏刀、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情，不排除台湾那边试图又暗中搞一次暗杀行动。

思考玩开枪的人背景，一个问题却又油然而生：无论是美国、苏联或是台湾，真要来人民大会堂搞刺杀，会如此草率吗？

嫌疑人开枪的时候，周总理还没有到人民大会堂，若要搞暗杀，必然会提前搜集情报。

既然搜集了情报，就不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开枪。

转念一想，难道这是障眼法，背后是否有着更大的阴谋呢？周总理百思不得其解。

很快，专案组找到了相关专家赶到现场。

经过商讨，专家们决定从被打碎的玻璃上面入手。

玻璃上面有弹孔，通过分析，也许能推算出子弹的来源。

半个小时后，调查结果出来了，这枚打碎破璃的子弹5.6mm口径，为国内制造厂生产，杀伤性极大。

使用如此子弹，敌人想必就是外来特务了。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此时也赶到了现场，在几个小时事情刚发生时，他就已经封锁了北京。

听到专家分析，立刻下令：严查北京各要道，一定不能放凶手走！

之后，专家们又对玻璃上的弹孔仔细查看，对比5.56子弹的数据，分析射击距离和冲击力。

得出了一个结论：凶手是在长安街的快车道上，发射这枚子弹的。

长安街位于北京核心要道，一直都是行人很少，往来车辆比较多，那么开枪者极有可能是在车里打出了这枚子弹，随后立即乘车逃离。

再往深思考，凶手如果是在车内作案，也不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

于桑立刻派人到各家走访，询问当时可能在长安街的人，是否亲眼看到了开枪的人。

经过两天的排查，警方找到了线索：嫌疑车辆极有可能是一辆卡车。

经过民众的指认，公安部门在一所大学里找到了这辆嫌疑卡车，打开车门，里面赫然摆放着几十个步枪。

警方立刻找到学校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苦笑道：“这辆卡车是我们学校昨天才租来的，上面的枪支也是我们租来的，用来给学生们军训，警察同志，你们查的那个什么案子，跟我们真的没关系。”

经过调查，警方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可能闹了一出乌龙。

这辆卡车的高度，如果有人在卡车上开枪，与玻璃上面的弹孔对不上。

到了这里，案子又陷入了僵局。

就在众人思索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了，凶手不是在长安街开的枪，而是在北面的居民区。”

于桑抬起头，顺着声音传来的方法看去，是刑侦人员陈建华。

于桑沉声说道：“陈建华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来听听。”

要知道，北面的居民区里住的多数为知名人士，其中更是有不少官员，若凶手真是从北部居民区射击，极有可能是有人与官员串通，到时候深入调查必将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陈建华拿出被打碎的玻璃的鉴定报告，接着说道：“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弹孔的边缘地带，弹孔外侧是的裂纹比较规整，而内侧的则是不规则裂纹居多，这意味着我们之前对弹道的估计是错误的，真实的开枪地点比我们想的更远。”

他又拿出一份周边地图，手指顺着原定开枪点往北划去。

最后停顿在一片住宅区：“再综合高度，天的风力，北部的居民区显然是唯一可能。”

听了陈建华的说法，专家组立刻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在专家看来，陈建华的计算方式根本就不准确。

但陈建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专家组争执了起来。

于桑咳嗽了一声，双方也闻声暂停争执，等待着于桑的看法。

于桑站起身来，看了看陈建华，又看了看专家组，缓缓说道：“光争吵没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这就向上级申请，模拟当时的环境开一枪，看看是否像陈建华说的那样。”

散会后，于桑找到了周总理。

周总理在听到事情了来龙去脉了，也当即批准了于桑的请求。

第二天，在一处空地上，军方按照要求将环境搭建起来，还原了当时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材质。

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拿着步枪，前后试验了十多次，事实证明，陈建华是正确的。

听到消息，于桑立刻拍板：“立刻对北部居民区进行排查，有嫌疑的区域，每一家都不要放过。”

北部居民区住的多数是军政界高级人物，为了保证搜查畅通无阻，周总理还特地下令：每一个人都要配合调查。

警方立刻对嫌疑区域的两百多户住户调查，通过比对当天活动轨迹，同时调查每家每户的私人枪支，最终锁定了真凶李迪民。

然而，警方却迟迟不敢抓捕。

说起李迪民的身份，可以说是来头极大，他是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

但要说起他的年龄，就令人感到有些滑稽——李迪民只是一个初中生罢了。

经过对李迪民的询问，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李迪民无意中发现了家里的枪支，一向玩性很大的他偷拿了一个枪支，到外面去玩。

李迪民作为革命年代过来的人，自然懂得如何用枪。

小学时，李达就教过他如何开枪，李迪民拼命回忆用枪的流程，拉开了保险栓。

这时，天上正好有麻雀飞过，李迪民就想着射几只麻雀玩，拿回家还能烤着吃。

可太久没有用枪，他的准头显然不太好，一枪过去，麻雀没打到，反而是打碎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李迪民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十分害怕，赶忙跑回了家里，也没敢朝父母说这件事。

听到事情来龙去脉的周总理，长舒一口气，同时也感到哭笑不得，以为是敌国特务搞暗杀，花费那么多人力去调查这件事。

没想到调查到最后，居然只是一个初中生为了打麻雀弄出的闹剧。

李迪民是未成年人，周总理也就把这件事归为了意外事故，只是将李迪民教育批评后就没再追究这件事。

虽然把这件事情一笔带过，但这件事情也让周总理意识到管控枪的重要性。

在他的推动下，中央的枪支管理条例也因此出炉，中国正式进入了控枪时代。

参考文献：

新浪新闻《揭秘1966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内幕》

中华网文史《揭秘：1966年人民大会堂遭高干子弟枪击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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