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帮”关系到国家的命运，需要确保万无一失，华国锋、叶剑英与汪东兴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计划。
汪东兴还特地从警卫局挑选了十六名武功高强、政治可靠的警卫员，分成四组，分别抓捕那四个人。
不过，即便如此，在抓捕张春桥时，还是差点出了意外，险些让这个计划落空！
按照计划，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人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和王洪文，因为江青和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就以这次会议要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名，要求姚文元列席会议。至于江青，另有安排。
到了那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与汪东兴早早就去了怀仁堂，做好准备，等着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第一个去的是张春桥，刚走到怀仁堂门口，负责接待并抓捕他的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愣了一下。
为什么呢？
张春桥身边有一个警卫员，绰号叫“大熊”，长得五大三粗，武功很高，而且枪法很好，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更重要的是，他对张春桥非常忠心。
有多忠心呢？可以举一个例子：
1970年8月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时，林彪想要联合陈伯达打倒张春桥，有一天晚上，张春桥去见林彪，很久都没有出来，“大熊”急了，担心张春桥有危险，就硬闯了进去，还打倒了林彪的好几个警卫员。
要知道，当时的林彪可是如日中天，已经被树立为接班人，“大熊”竟然敢硬闯他的住处，足见他对张春桥的“忠心”。
因此，张春桥虽然严厉批评了“大熊”，但事后却对他更加重用。
汪东兴也知道两人的关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特地提前几天让“大熊”回家探亲，免得碍事。
但是，张春桥可能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就让“大熊”赶紧回来，跟自己寸步不离。
因此，当纪和富看到“大熊”的时候，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不过，纪和富也没有慌乱，按照既定计划，让张春桥的随行人员去外面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只允许张春桥一个人进去。
张春桥本来还有点怀疑，但纪和富说华国锋和叶剑英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张春桥就没有再多想，一个人进去了。
刚进去后不久，纪和富就和另外三个人一拥而上，把张春桥按住了，带着他去见华国锋与叶剑英。
然后，华国锋向他宣读了中央的《决定》，对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
可以说，抓捕张春桥还是很轻松的，四个身强体壮的警卫员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
但是，在外面的房间里，却出了一点“意外”。
“大熊”是一个警惕性非常高的人，进了房间后，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两只耳朵时刻都在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因此，当他听到外面的异常动静后，立刻就站了起来，要往外走。
房间里还坐着几个人，都是汪东兴安排的警卫员，其中有一个还是警卫团的副团长，这位副团长一看到“大熊”想出去，就一声令下，让大家拦住他。
“大熊”也不是吃素的，还没等大家冲过来，就把手枪拔了出来，对着大家喊道：“都别动！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家都知道他的枪法确实很准，就都站在了原地。
这时，那位副团长对他说：“中央已经决定要逮捕张春桥了，你要是不放下枪，就是在跟中央作对！”
“大熊”毕竟是中央警卫局的人，服从中央的命令还是知道的，但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见他很坚决，就只好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把情况说了一遍。
汪东兴让“大熊”接电话，对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让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大熊”听完后，乖乖地把枪放下了。
试想一下，如果“大熊”真的开了枪，肯定会惊动还没有到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还有住在不远处的江青，到那时候，这三个人就很难抓了！
好在这个“大熊”还很有组织纪律性，没有一味地“效忠”于张春桥，而是听从组织的安排，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灾难事件。
对这件事，华国锋后来也提到过，说这得益于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警卫制度。
那是在1998年，有一位老朋友去看望华国锋时，说外面有传言，抓捕四人帮时，张春桥的警卫员激烈反抗，发生了枪战，是不是真的？
华国锋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些传言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的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警卫局的命令。”
其实，这个警卫制度跟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只接受党的领导，而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武装”。
因此，“大熊”就是对张春桥再忠心，他也仍然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当张春桥的命令和汪东兴的命令发生冲突时，他还是要听汪东兴的。
不得不说，毛主席确实是高瞻远瞩，确保了党对警卫部队的绝对领导，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参考资料：《“四人帮”兴亡》《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