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

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是近代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它不仅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以巨大的震撼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大变革。

遗憾的是，受限于历史大环境的制约，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边患危机进入到了最为严峻的时期。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大肆利用中国政权交替的动荡局势，进一步扩大侵略利益。一言概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拓展阅读：）。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实际上，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仅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们心怀恐惧，即便是居于东北，手握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去向的张作霖（1875一1928）也一样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在“南北和谈”期间，张作霖曾多次会见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主动向对方表达了自己欲与民国政府“分家”的倾向。比如他在1912年2月3日的第三次谈话中指出：

“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青年时代的张作霖（1875一1928）

众所周知，张作霖一直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方革命党与新生的民国政府更令他感到不安。因此在溥仪退位后，“东北三省依然在悬挂龙旗”。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直致力于“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为了稳定东北局势，他不仅在第一时间就任命张作霖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还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他，并暗示其“升官有望”。在尝到了一系列甜头之后，张作霖“不安分”的心才逐渐安定了下来。

南北和谈

进入20世纪以后，一种名为“大亚洲主义”的理论在日本列岛流行开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不仅喊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的最强国家”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帮助中国”的观点。

1）什么是“大亚洲主义”？

简单地说，“大西洋文明（欧美国家）有向太平洋转移之趋势，而目前列强在太平洋的争夺处于均势状态，如果中国部分领土被他国侵占，太平洋均势就会被打破，列强就会因为分割中国利益不均而发生战争。所以，保太平洋和平，首先要保全中国”。

用发展的眼光看，所谓“保全中国”的本质，就是旨在保证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利益争夺战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拓展阅读：）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亚洲野望”，日本不仅派遣了大量情报人员潜入中国境内刺探情报，还大肆拉拢地方军阀与满蒙守旧王公贵族，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妄图将“满蒙地区”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拓展阅读：）

日俄战争示意图

2）满洲王公们的挣扎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主策划人，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1865—1948）。资料显示，他早在1886年9月就曾潜入上海，参与刺探华东海防情报等工作。因为略通兵法谋略并且精于测绘，他颇受日本军部的赏识。

甲午战争时期，川岛浪速以随军翻译的身份入境山东和台湾等地，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4月，他出任“北京警务学堂”总监一职，并与满洲王公们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1906年，他与肃亲王善耆结为义兄义弟，成为了所谓“忘爵之交”。

左二即川岛浪速

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皇太极第10代直系子孙，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1912年1月12日，他与贵族子弟良弼、铁良等人组建了“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历史上的“宗社党”。1月19日，宗社党发布宣言，不仅主张“罢黜袁世凯”，还喊出了“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的口号，决心“效忠于清朝并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遗憾的是”，就在1月26日，宗社党中最具胆识的良弼（1877—1912）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并在两日后死亡。良弼之死，顿时让其他宗社党成员吓破了胆。有的人将家财存入外资银行，有的人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有的人甚至躲到六国饭店里不敢出来。伴随着《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宗社党旋即宣告解散。

川岛浪速（左）和善耆

3）什么是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2月初，在日本军人的秘密护送下，善耆及其家眷经秦皇岛乘日本“渤海丸”号逃至旅顺。抵达旅顺后，善耆不仅大肆鼓吹“中日提携”，甚至在明治天皇去世后“身着丧服，斋戒素食，为其服丧三天”。

客观地说，他的一系列“示好”举动，无非就是想借日本之手，达成“复国”的目的。但现实情况是，善耆只是个日本人眼里的“工具人”而已。原因很简单，日本政府就是想利用他“复国”的欲望，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建立一个接受日本控制的满蒙国家”（拓展阅读：）。

实际上，就在善耆抵达旅顺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山公通大佐已经潜入北京城内，与喀喇沁亲王、善耆的妹夫贡桑诺尔布（1872—1931）取得了联络，共同讨论“内蒙古独立”的相关事宜。

2月29日，北京城内发生兵变。在日本情报人员的协助下，贡桑诺尔布逃出北京，并与日本草签了借款与购买武器的合同。双方议定，等到“时机成熟”，旋即发动“独立起义”。

近代日本发行的中国地图

为了确保“起义”万无一失，负责运送武器的多贺守之少佐命令日本土匪薄益三携麾下100余人从中协助，共同将伪装成货物的枪支弹药，通过南满铁路运至交接地公主岭。

不妙的是，这支由47辆大车组成的运输车队，在6月7日路过郑家屯时，与驻守在此的吴俊升部狭路相逢。车队成员悉数被歼，军火俱毁。

不久，宗社党残余分子在开原、公主岭、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被尽数捣毁，善耆的“复国团队”遭受重创，他本人只能退缩到旅顺一带“休养生息”。至此，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宣告失败。

近代日本发行的中国地图中的“盛京省”

1914年4月，大隈重信（1838—1922）第二次组阁。因为他积极支持“满蒙独立运动”，因此宗社党在日本再度成立。“新版”宗社党的总部设在东京，支部设在大连，主要成员有善耆、溥伟以及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合计约30余人。

至于一向以开明著称的贡桑诺尔布，后来主动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出任蒙藏事务局总裁一职，开启了新的政治生涯（拓展阅读：）。

贡桑诺尔布（1872—1931）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基于维护“日英同盟”的需要，日本不仅官宣“对德宣战”，还全面加速了侵华进程。

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10月6日占领济南。与此同时，以藤田虎力理事为首的200余名满铁员工相继进入山东各地，占领了胶济铁路和淄博等地的煤铁矿。

入侵山东的日本军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当局会如此肆无忌惮？或许，我们可以从素有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青木宣纯（1859—1924）撰写于一战爆发之初，题为《有关时局的意见》的文章中找到答案（拓展阅读：）

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青木宣纯认为，“由于借款失败和大战爆发的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将日益艰难，动乱的预兆亦正显现”。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看不出依靠他们能实现国家统治的潜力”。

因此，他不仅建议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作为归还青岛的报酬，在我之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袁世凯）实施而后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还催促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施压，要求“北洋政府的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我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我国制造的”。

他甚至在文中狂妄地表示，“如果使用外交手段无法达成该目的，日本可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

青木宣纯（1859—1924）

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于“满蒙问题”，日本不仅要求旅大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经营期延长至99年，还将“满蒙地区”的土地商租权、所有权，经营工商业的优先权以及矿山开采权等权益尽数收入囊中，甚至要求北洋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二十一条”的消息见诸报端之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于5月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值得“庆幸”的是，在全国人民的极力反对和欧美列强的干涉下，《民四条约》并未真正落实。

对于日本而言，除旅大租借地以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归还期限延长外，“对于其在华地位并无实质帮助”。

《民四条约》签订现场

1915年12月12日，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与各省国民代表的共同“推戴”下，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下令废除民国纪元，将1916年设为“洪宪元年”。

“登基”的袁世凯

1）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

不过，就在12月25日，一直“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和唐继尧等人向全国发出讨袁通电并“宣布云南独立”。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中国再度进入时局动荡期。

1916年3月，大隈重信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接下来的“对华政策”。与会成员们一致认为，基于“袁世凯威信失坠，民心叛离，国内不稳”的现状，"任何人取代袁氏，都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

因此，“帝国应采取的方针，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越势力，并使该国国民自觉地认识到帝国的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对于民间“有志之士”策划的反袁活动，官方应予以“默认之”的态度。

简言之，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就是“推翻袁世凯”并“制造一个反映日本优势”的亲日政权。

大隈重信

2）“满蒙独立运动”的死灰复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年前碰了一鼻子灰的川岛浪速决定重振旗鼓，试图“找回自己的场子”。在参谋本部与时任关东都督中村觉（1854—1925）中将的支持下，他找到了肃亲王善耆，共同谋划“独立”事宜。

1916年3月，这些人以“拥戴善耆继清室大位”为名，不仅“在大连集合宗社党二千余人，组建了一支勤王军”，甚至计划在4月15日发兵攻打沈阳，建立“满蒙帝国”。

这一次 “满蒙独立运动”的总策划，是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与曾担任过关东都督府参谋长、现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福田雅太郎。“勤王军”的总指挥是土井市之进大佐，小机国昭少佐出任参谋。为了“起义成功”，善耆不惜以家产为抵押，从日本大仓财阀借得了100万日元充作军费。

老年善耆与中外各界人士合影。

3）“旅顺派”与“奉天派”的内斗

但需要指出的是，围绕“满洲问题”，日本国内主要分为两派，即主张支持宗社党的“旅顺派”与主张支持张作霖的“奉天（沈阳）派”。

在“奉天派”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元老寺内正毅（1852—1919）。实际上，早在1915年10月，张作霖赴朝参加庆祝“日韩合并”五周年的活动时，就颇受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的赏识。另外，张作霖刚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可谓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因此，“奉天派”人士普遍认为，“支持宗社党实属浅见”。

对于“奉天派”的主动示好，张作霖自然“来者不拒”。原因很简单，他的“终极梦想”就是“统一东北”。倘若能得到日本的“提携”，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因此，张作霖每有机会便向日方递送秋波，极力靠拢。

寺内正毅（左）与张作霖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不少“旅顺派”人士，也开始倾向于支持张作霖。相传，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一度连张作霖“宣布独立”时会用到的《独立宣言》文本，都提前撰写好了。

眼见“奉天派”已经全面居于上风，不甘心的“旅顺派”成员们决定先下手为强，直接“干掉”张作霖。1916年5月初，土井市之进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预备上校三村丰等人组成“满蒙决死团”，筹划暗杀事宜。

张作霖的防弹轿车

5月27日，在张作霖与汤玉麟乘马车赴车站欢迎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归途中，遭到了三村丰的投弹袭击。见情况不妙，张作霖立即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与卫兵互换了上衣，然后在马队的保护下，绕道逃回将军署。

在经过奉天图书馆时，张作霖再度遭遇到了投弹袭击。庆幸的是，炸弹的冲击波只是炸飞了他的帽子，并未危及生命，这便是所谓的“炸张事件”。

4）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夭折

“炸张事件”不仅让张作霖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转变，更让“旅顺派”和“奉天派”的矛盾正式浮出水面。

1916年6月6日，病入膏肓的袁世凯不治而亡，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分别就任总统和总理一职。这就意味着，以“反袁”为噱头的“满蒙独立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此，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也无疾而终。

善耆在旅顺的肃亲王府旧址。

可以预见，对于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川岛浪速还是善耆都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们找到了同为宗社党骨干成员的“老朋友”——巴布扎布（1875—1916）。

1）谁是巴布扎布？

与善耆这种“老贵族”相比，蒙古人巴布扎布的“成分”可谓极其复杂。日俄战争时期，他曾投靠日军并立过“大功”。战事结束后，他不仅得到了日本赠予的大批金钱和武器装备，还一度担任过彰武县警察队长。

外蒙古独立后，他“往投库伦”并沿途网罗千人马，组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后来被哲布尊丹巴授予“镇国公”的爵位。资料显示，在1912—1913年间，他多次率军进犯内锡林郭勒盟和昭乌达盟等地，但均被当地守军击溃。

老照片中的巴布扎布

1913年11月，中俄两国签订《声明文件》与《声明另件》，北洋政府在名义上依然是外蒙古的 “宗主国”。得知此事后，倍感“失望”的巴布扎布决定转投沙俄，并得到了对方资金和武器装备的大力支持。

1915年6月《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拓展阅读：）。与此同时，“所有附从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各蒙人加恩完全赦罪，并准内外蒙人民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这就意味着，巴布扎布成为了“无罪之身”。可即便如此，巴布扎布不仅没有解散部众，还频繁向日俄两国寻求援助。

2）巴布扎布与川岛浪速的“合流”

就在这一时期，川岛浪速与巴布扎布取得了联络。1915年，他特派自己的弟弟川岛浪平等人前往游说，劝他加入宗社党。巴布扎布当即应允，并派遣妻弟塔萨前往日本，再次获得了对方的大批“赞助”。

不久，斋藤元宏、井上晴能等多位日本浪人和退伍军官来到巴布扎布的驻地，协助他训练部队。很快，巴布扎布的队伍从3000人扩编至5000多人。

老照片中的巴布扎布

为了促使巴布扎布和善耆“强强联合”，川岛浪速鼓动二人“易子为质，以坚信誉”。为此，善耆特将自己的第七子宪奎送至巴布扎布家中，后者也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即浓乃扎布和甘珠尔扎布送至肃亲王府。1927年，川岛浪速将自己的养女、善耆的第十四女显玗，即川岛芳子嫁予甘珠尔扎布为妻。

一言概之，几人通过“易子”、联姻的方式成为了死党。川岛浪速希望巴布扎布率兵南下，与自己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举占领长春和沈阳，“在将东北拿过来之后，进关复辟”。

川岛芳子与甘珠尔扎布在旅顺大和旅馆举行婚典

3）最后的武装尝试

1916年7月初，巴布扎布携宪奎等人，挑着一杆一丈多高的黄龙旗，率领着一支三千余人的队伍，在日本军官柳青等人的协助下，向洮南进发。当时，日本报刊大造舆论，赞誉巴布扎布是“成吉思汗再来”和“蒙古独立的英雄”，一时风头无二。

春风得意的巴布扎布，沿途张贴“布告”，宣传自己的“扶清”主张。他在“布告”中称，自己“卧薪尝胆，五易星霜，今率义旅，讨平乱党，以扶大清皇帝为宗旨一意中兴百折不回，海内豪俊英贤，应查知详情，望旗来归”。他还在“布告”威胁道，“若弃顺效逆，执迷不悟，则大军所至，必加诛罚”

结合资料看，巴布扎布的行动计划大致是这样的。首先，一支由日本预备役大尉入江等人率领的部队，率先控制位于辽阳东部的千山，旨在牵制奉军援军。与此同时，巴布扎布军队沿途“策反”不明真相的蒙汉群众，壮大队伍。然后，一支埋伏在沈阳周边，由日军预备役大尉木泽率领的土匪武装负责攻打沈阳，“杀张祭旗”。

电视剧《少帅》中的沈阳

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巴布扎布的军队在行至今兴安盟突泉县境内后，与洮南镇守使吴俊升的部队狭路相逢。在对方的炮火攻击下，这支“勤王军”遭遇重创，损失惨重。

大约在8月10日左右，巴布扎布的残军进入隶属于“满铁附属地”的郭家店。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守备队居然向负责平叛的奉军第二十八师五十五旅发出警告，要求对方“不许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

1916年巴布扎布被张作霖攻击撤退到郭家店得到了日军帮助

与此同时，满铁的列车还将原本驻守在大连的700余名“勤王军”官兵运至郭家店。另外，日本参谋本部还决定拨给巴布扎布1200支步枪，4门野炮以及其他大批军火，并派遣守备队护送其返回内蒙境内。

可即便如此，不甘心失败的巴布扎布依然想“重整旗鼓”，打算再度攻打长春和沈阳。张作霖发觉后，马上向关东都督府和奉天日本领事馆发出通告，谓“事变叵测”，自己将出兵彻底将之剿灭。

电视剧《少帅》中的张作霖

4）巴布扎布的败亡

基于外交层面的整体考量，日本决定与巴布扎布“分道扬镳”，相传，川岛浪速不仅亲自向巴布扎布“表达了歉意”，还给以重金，劝说他迅速返回原地。与此同时，关东都督府还从公主岭抽调一个日军小队护送其撤离。在日本守备队的护送下，他的残部于9月2日狼狈撤出郭家店，向西北方向逃窜。

9月3日，巴布扎布的军队在朝阳坡遭遇重创，损失惨重。进入9月中旬，他突然停止北上并南下热河。10月8日，这支“勤王军”大举进攻位于今赤峰境内的林西县城，以图再起。但在时任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的指挥下，巴布扎布久攻不下，双方陷入鏖战。

电视剧《少帅》中的东北军

讽刺的是，就在林西岌岌可危之际，巴布扎布突然中炮身亡。当然，还有一观点认为，他可能是被随从者暗中打死的。

巴布扎布死后，这支“勤王军”迅速兵败如山。有的投降官军，有的上山为匪，有的逃回哈拉哈河沿岸后被收编。不久，宗社党大连宣告解散。至此，“老一代”满洲王公们的“复国梦想”，彻底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又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为什么关东军要千方百计地决意除掉“东北王”张作霖？我们下篇文章接着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