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炮制“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为防止日本人趁火打劫，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直到张学良潜回沈阳后，才在6月21日正式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

7月1日，被任命为奉天代理军务督办的张学良发表《决不妨害统一》通电。他在电文中指出，“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归。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在今天看来，这是他以奉系军阀代表的身份，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的政治立场。

用发展的眼光看，通电不仅为停止内战与实现国内和平提供了较为有利的舆论条件，也为“东北易帜”奠定了政治基础。

蒋介石与张学良

经过近半年的谈判，12月29日，奉天当局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统一”。

因为皇姑屯事件与东北的“改旗易帜”，时任首相田中义一迅速失去了裕仁天皇的信任。1929年7月，四面楚歌的他黯然下课，并在两个月后在家中一命呜呼了。由此可见，上述种种都是日本各界不愿意看到的。

“改旗易帜”的奉天（沈阳）

伴随着“应付满洲局势之措施”的腹死胎中，“把一切搞砸了”的河本大作不得不提前回国“述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河本大作回国之前，曾主动向关东军司令部引荐了一位“优秀人才”，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陆大学神”石原莞尔（拓展阅读：）。另外，接替河本大作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的人选，同样是“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

更为巧合的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二人不仅都是陆大毕业，还曾在多年以前做过同事，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在日本“吞并东北”的历史进程中，二人可谓“居功至伟”。

石原莞尔（左）和板垣征四郎

1）石原莞尔的“满洲设想”

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关东军在1929年7月上旬开启了首次“参谋旅行”，旨在研究“满洲作战”的相关问题。

7月4日，他在长春以“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进行了主题讲演，抛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占领地统治之研究》的提案。两天后，他正式递交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首次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构想”，即“石原构想”。

“参谋旅行”中的关东军军官

他在《方案》中指出，“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互相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

对于这场“走向统一”的终极决战，石原莞尔将之称为“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要想在这场“终极之战”中取胜，日本首先要“坚决将满蒙政权握于手中”。原因很简单，“占领满蒙”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

考虑到“占领满蒙，只有行使武力才是唯一途径”。因此，他在《解决方案》中指出，“如果不得已而引起战争，应该不惜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障碍，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新关系。”

人在东北的石原莞尔

1930年5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1879—1962）抵达东北并组织了第二次“参谋旅行”。石原莞尔不仅积极向他推销自己的观点，还先后制定了进攻锦州、弓长岭与沈阳等战略要地的作战计划。

5月20日，应畑俊六的要求，石原莞尔在长春发表了一场题为“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专题演讲。在进一步优化“石原构想”的同时，抛出了“日美之战将分为日美持久战与日美决战两个阶段”的观点。

具体而言，日美两国的决战将在数十年之后正式打响。在决战开始之前，日美两国将进行长时间的“持久战”。日本要想在“持久战”中占得先机，务必要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原因很简单，“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使命，更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第二次“参谋旅行”结束后，石原莞尔拟定了一份名为《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东军应该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全面占领东北”。

据说，当石原莞尔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1881—1945）审批时，三宅光治感叹道：“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莞尔回答说：“您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司令部

2）围绕“满蒙问题”的策略分歧

1930年5月，石原莞尔再度协同烟俊六等人进行了第三次“参谋旅行”。同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1884—1935）抵达东北，就武力占领满蒙与善后等问题，与石原莞尔等人进行了磋商。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关东军“筹划满蒙”的同时，远在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也一直就“满蒙问题”进行着系统研讨。可以说，永田铁山的意见就是东京方面的意见。

结合交流的相关记录看，“占领满蒙”固然是双方共识，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存在着不小的分歧。1930年底，参谋本部拟制了旨在“解决满蒙问题”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不久，参谋本部就“满蒙问题”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建立满蒙独立国家；占领满蒙全境。”

这份“三步走战略”，与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计划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比如参谋本部将“占领满蒙”放在了最后一步；但关东军内部一致认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占领满蒙地区”。

老好评中的日本参谋本部

另外，参谋本部尽管认可“占领东北”的举措，但要求“必须有一年的军事准备和内外舆论的准备时间”。对此，石原莞尔再度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一年的准备时间太长了”。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苏联忙于经济建设，美国深陷经济危机，两国很难抽出过多精力干涉“满洲问题”，至于国联，根本不具备解决国际争端的实力。其次，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结重兵支援东北。第三，相当一部分的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华北，东北本土守备空虚。

一言概之，在他看来，只要策略得当，关东军完全可以实现“速胜”。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1931年3月，石原莞尔亲自拟定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大纲”以“汉民族无力亲自维持治安”为由，提出了“日本军占领满蒙，并从政治上使统治中国合理化”的论点。

5月，石原莞尔发表《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与时间表，并抛出了“以寡制众”的观点。

简单地说，他要求关东军率先攻克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然后迅速占领兵工厂和飞机场，使之得不到武器和弹药供给，进而失去反击能力，最终不战自溃。为此，关东军特意组织了多场进攻北大营的军事演习。

老照片中的北大营

3）风暴之前的“诡异宁静”

6月中旬，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等人组织了第四次“参谋旅行”，旨在研究“关于关东军占领满蒙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一问题。旅行结束后，他主动制定了《对苏作战攻势最终点之研究》一文。

与此同时，他与陆大学弟，朝鲜驻军参谋神田正种（1890—1983）达成协议，即“战争爆发后，朝鲜驻军需要越境赴援”。另外，他特意向满铁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在军事运输上服从关东军的指挥，配合关东军的作战行动”。7月，关东军从神户运来了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进一步加强了火力配置。

一言概之，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尽管在“解决满洲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策略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武装占领东北”一直都是双方的共识。

老照片中的奉天兵工厂

实际上，早在张学良发表《决不妨害统一》通电之前，就“东北易帜”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与奉天当局就已经展开了接洽。显然，张学良的选择不符合日本人的根本利益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种打着“维护满蒙利益”的法西斯社团纷纷粉墨登场了。

1） 什么是“满洲青年联盟”？

在众多活跃在东北各地的法西斯社团中，由右翼满铁员工组成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议会”一直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简单地说，这个“议会”就是寄希望于“审议论究开发满蒙的议案”，旨在“实现理想的满洲”。除了“青年议会”之外，青年自由党、民众党、独立青年党等右翼社团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老照片中的满铁总部大楼

伴随着《决不妨害统一》通电的发表，日本人的神经变得更为紧张。因此在1928年11月3日，“满洲青年议会”与多个法西斯社团合并为一个“大型社团”，即“满洲青年联盟”。

“满洲青年联盟”的核心成员依然以右翼满铁员工为主，首任理事长是前满铁理事小日山直登。资料显示，“青年联盟”合计建立了24个支部，先后召开了3次“满洲青年议会”，成员最高时曾多达5000余人。

为了给日本入侵东北制造舆论，“青年联盟”大肆宣传侵华言论、编造所谓的“排日罪状”。对此，曾担任过“青年联盟”理事长，后来长期担任日本驻蒙军最高顾问的金井章次在供述中指出，“青年联盟初期的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复合民族的国家”。

老照片中的“满洲青年联盟”成员合影

1929初，“青年联盟”策划了一场题为“把满蒙的天地，真正变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巡回演讲，大肆向居于满铁沿线的日侨宣传“在满蒙建设新国家”的殖民主张。同年11月，“青年联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相对抗的“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青年联盟”不仅积极协同关东军进行武装侵略，还全程参与了建立“满洲国”的相关活动，后来“升级”为了臭名昭著的“协和会”。不过，伴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个组织也被彻底挫骨扬灰了。

“协和会”中央本部大楼

2）什么是“大雄峰会”？

前面提到，在进入1930年以后，关东军“解决满蒙问题”的军事策划已经进入到了战术研究阶段。到了该年年底，“针对占领区统治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另一个以右翼满铁员工为核心班底的法西斯社团“大雄峰会”登场了。

大雄峰会的创始人是时任满铁地方部人事系主任笠木良明，联合创始人是日本律师中野琥逸。资料显示，二人均是法西斯社团“行地社”的核心成员。需要指出的是，行地社的创始人，正是有着“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之称，居于28个甲级战犯之列的大川周明（1886—1957）。

大川周明（1886—1957）

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大雄峰会一直以学术研究为幌子，探讨“日本应采取何种策略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及“关东军在占领东北后，以何种方法进行统治，才能达到既使日本称霸亚洲合法化，又能使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这两个问题。

因此，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不仅一直将大雄峰会视为“大连最重义气的团体”，还将之视为关东军“最可以依靠的社会智囊团”，甚至经常亲自参加大雄峰会组织的“学术讨论”。有学者认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衍生理论，大概率就是出自笠木良明之手（拓展阅读：）。

活跃于东北的日本右翼青年

与此同时，他们极力赞成关东军“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31年6月，中野琥逸在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交谈过程中，“对集中主要精力搞奉天谋略问题意见一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笠木良明更是公开鼓吹“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为关东军即将进行的全面入侵做背书。

“满洲国”成立后，大雄峰会被并入“协和会”， 中野琥逸出任中央事务局副局长一职，继续为关东军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进行“宣抚”活动，旨在使中国民众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

协和会奉天青年训练所

3）什么是“樱会”？

除了以满铁员工为核心骨干的法西斯社团之外，以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极端右翼社团也不在少数。其中的代表，非成立于1930年9月的“樱会”莫属。

樱会的创始人是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长的桥本欣五郎中佐。截至该年11月，樱会成员合计约有60余人，其中就有参谋本部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中佐、中国课成员和知鹰二少佐等人。在今天看来，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如假包换的军国主义分子。

桥本欣五郎是28个甲级战犯中唯一的一个将官以下军衔的军人

樱会的成员们不仅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的理念，还扬言“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旨，应不惜使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因此，他们尽管都是少壮派军官，但一直与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高层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

资料显示，在1930年年底，在参谋本部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中，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就公开称赞了桥本欣五郎提出的“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的主张。

电影《二二六》中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樱会成员们不仅敢于发表暴论，还都是不折不扣的“行动派”。

1929年7月2日，滨口雄幸（1870—1931）接替田中义一出任首相一职。基于挽救国家经济的考量，他不仅在国内大力推动经济改革，还在次年4月与英、美、日、意、法等国共同签订了《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

经济萧条、接连不断的政党丑闻、大肆裁军以及日趋保守的对外政策，使得高喊“打破现状”进行“昭和维新”的青年军官团体势头高涨。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在东京站站台上被一名右翼青年袭击，尽管本人没有当场殒命，但也身受重伤，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首相的职责一度只能由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1872—1951）代理。因为币原喜重郎本人“根基不稳”，因此，原本“铁板一块”的滨口内阁迅速失去了凝聚力，日本政局陷入一片混乱。

滨口雄幸（1870—1931）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向以激进著称的樱会，居然对首相打起了“主意”。樱会的骨干份子们与大川周明以及以日中实业公司顾问身份继续活动的河本大作等人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旨在建立一个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担任首相的军事独裁政权。

实际上，陆军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和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等陆军高层人士，都是宇垣一成的支持者。由此可见，日本的军国主义滥觞，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过，由于内部意见不一、高层内部支持者数量有限、具体计划不周以及时任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人的极力劝阻，军事政变最终无疾而终，这便是日本史上的“三月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场未遂政变的内部细节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即便二战结束后也未公开，政变的相关策划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处理结果，使得这些疯狂的少壮派军人们变得更为肆无忌惮了起来。

宇垣一成（1868—1956）

“九一八事变”结束后的10月，樱会再度策划的一场针对首相的军事政变。在大川周明等人的协助下，他们计划在21日出动12个步兵中队和16架飞机，攻打首相宫邸和警视厅，杀掉首相若槻礼次郎（1866—1949）和内务大臣牧野伸显（1861—1949），建立一个由“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1877—1966）为首脑的独裁军事政权。不过，在正式“动手”之前，计划就被泄露了出去，桥本欣五郎等主谋也在17日被捕。

讽刺的是，原本对政变一无所知的荒木贞夫，“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政变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在说服桥本欣五郎等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主张对政变主谋们从轻发落，因而进一步赢得了青年军官们的好感，成为了陆军中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其结果就是，他在50天后的12月13日被新任首相犬养毅任命为陆军大臣。

荒木贞夫（1877—1966）

实际上，在日本军界紧锣密鼓地“筹划满蒙”的同时，日本政府一点都没闲着，一直大力推动着与张学良的所谓“和平谈判”。

双方的谈判事宜，主要由日本外务省主导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外务省一再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满蒙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与军部主导的武装侵略路线背道而驰。因为结合当时的情况看，任何对华谈判，都是在为军部备战话动做掩护而已。

1）围绕东北铁路的纠纷

实际上，早在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日本军部和右翼社团不仅大肆渲染所谓的“排日事件”，还恶意炮制所谓“满蒙悬案”，旨在为侵略东北制造借口。

资料显示，在滨口雄幸担任首相期间（1929.07.02—1931.04.14），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就东北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发动过一系列外交攻势。

满铁大连总部

众所周知，铁路权益一直都是日本在“满蒙地区”猎取的首要目标，也是他们与奉天当局频繁交涉的核心所在。为了方便交涉，币原喜重郎特意任命时任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转任满铁理事兼交涉部长。

前文提到，张作霖生前曾被迫与日本签署了“满蒙新五路”的修筑合同。尤其是长大（长春至黑龙江南的大赉）、敦图（敦化至图门）两线，一直都是日本处心积虑想据为己有的铁路线。

但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日本的这一目标都很难实现。资料显示，从1928年10月开始，东北各地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爱国护路运动。再加上沈吉、吉海、通洮等中国自资铁路线的建设以及葫芦岛港的修筑，日本的“满蒙利益”遭受到了重创。

因此，尽管军政界人士们在私底下承认，“外界流传之中日双方铁路收入减少一事，系世界不景气之结果”，但依然在公开场合大肆渲染“中国大力修筑铁路，使满铁陷入危机的包围线”的暴论。其结果就是，本就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老照片中的苏家屯火车站

当然，日本人之所以频繁拿东北铁路说事儿，除了谋取权益之外，也有试探张学良之嫌。按照内阁的设想，他们想通过一系列的讹诈政策“降服”张学良，达到不战而取的目的。因此在1931年1月22日和27日，木村锐市先后两次与张学良展开了会谈。

他对张学良表示，“围绕东北铁路的交涉无需，涉及中国的法制以及东北同中央（国民政府）的改治、外交权限问题，只希望从事务性的问题出发，非正式地进行坦率的商讨。”

为了“让张学良能直接地秘密地吐露内心实情”并“重建张作霖时期的那种和谐的内部关系”，木村锐市先后“以不惹人注意的方式”，与奉系元老臧式毅、王树翰、汤尔和等人取得了联系，妄图通过他们说服张学良“服软”。当然，基于历史看，日本人的阴谋并未得逞。

1928年，张学良带孝检阅部队

2）什么是“中村事件”？

前面提到，从1929年开始，关东军就频繁在东北各地进行武装侦查。进入1931年以后，这种武装侦查变得更为肆无忌惮了起来。

6月6日，接受参谋本部调遣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与旅华商人井杉延太郎等人，乔装成从事土地、农业考察的日本农学会会员，在兴安岭索伦一带展开了武装侦查。25日，一行人被驻扎在扎赉特王府南鄂公庙的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官兵们发现并逮捕。

中村震太郎大尉（左）与旅华商人井杉延太郎

经仔细检查，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军用地图、测绘仪器以及记载着兴安屯垦军兵力、枪炮口径、军官姓名、驻扎地点、营房状况等情况的侦查笔记。一言概之，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可谓相当确凿。

在人证物证俱在的大前提下，团长关玉衡当机立断，将他们秘密处死，并将相关罪证送往驻北京的张学良处。

当时，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正在洮南至满洲里一线进行军事侦查。因中村等人未按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关东军旋即命令奉天、哈尔滨特务机关进行搜查，并要求洮南和齐齐哈尔两个满铁公所从旁协助，但一直没有任何“收获”。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新闻报道

进入8月后，关东军决定“武力搜查”。他们在四平街集结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负责搜索。与此同时，“满洲青年联盟”大肆炒作中村事件，旨在为“武装占领东北”背书。

基于“掩盖中村的间谍行径”和“煽动中日仇恨”的双重目的，“青年联盟”一方面承认中村是陆军大尉，但将中村等人“包装”为携带鸦片和海洛因的“考察者”和“游历者”；另一方面，他们诬称兴安屯垦军之所以杀掉中村一行人是“见财起意”。

8月18日，关东军正式公布了所谓“中村事件”的调查报告。在今天看来，“结论是否正确”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再一次找到了一个新的武装侵略东北的借口。

日军在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被杀地留影

3）什么是万宝山事件？

如果说“中村事件”让中日关系再度急转直下，那么发生于同年7月初的万宝山事件，完全可视作“九一八事变”的间接导火索。

万宝山镇位于距今长春东北33公里处，属于吉林省长春县第三区管辖，该区的区政府和第三公安分局也设在这里，它是个拥有92户1100余人口的小村。

老照片中的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在万宝山村稻田公司担任经理的郝永德，租得万宝山附近萧翰林、张鸿宾等的荒地500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租约规定“如果县政府不准，该约仍作无效”，但是郝永德依然非法将这片荒地转租给了朝鲜农民李升薰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李升薰等9人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以“兴办三星堡水稻农场”为名骗到万宝山地区的188名朝鲜农民的领队。根据田代重德的要求，李升薰等人决定将500晌旱田改为种植水稻的水田，并计划引进50余华里之外的伊通河水灌溉（拓展阅读：）。

老照片中的伊通河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在伊通河截流垒，大肆挖掘引水沟。4月18日，李升薰带领180余名朝鲜农正式动工挖沟。这条水沟长约7华里，宽3米，深50厘米，两侧积土约1.5米。该月月底，他们又抽调忍受，赶赴二区界内的孙永清等41户人家的耕地内开挖新沟。新沟与前沟相接，长度也约7华里，宽5米，深1.9米，两侧各积余土4米。

坦诚说，一系列截流垒坝、引水挖沟的行为，给万宝山一带的中国农户造成了极大危害。首先，水沟占地以及堤坝毁田将达40余垧，每年损失高达数千元。其次，一旦遭遇极端降水情况，上游两岸的几千余垧低洼耕地将会被淹没，农民将承受绝收的代价；第三，中间垒坝丈余的行为，使得长春、农安两县运输航路被阻断，沿岸数百户以航运为业的农户生活受到了威胁。

老照片中的万宝山事件

尽管当地政府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但未取得任何建设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忍无可忍的当地农民决定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争。7月1日，300余名农民手执锹镐进行平沟，“是日填二里余，并将横河柳条所筑之坝拆毁”，“韩人多人在旁观着”。

7月2日，大约有400多名当地农民各执铁锹、镐头以及猎枪前往马家哨口平沟填壕。此时，马家哨口已经集有50余名日本警察和10余名便衣警察。日本警察先是制止农民填沟，但被对方严词拒绝。大约在8时左右，日本警察率先向中国农民开枪。

看到日本警察开枪后，愤怒的中国农民们纷纷跳入壕沟予以还击。资料显示，枪战大约持续了半小时后告一段落，日本警察实弹射击合计38发。

充当朝鲜农民“保护人”的日本警察

领事田代重德闻讯后，立刻在领事馆与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宪兵队的头目们取得了联络。会谈结束后，田代重德亲率骑兵50名人驰赴万宝山。

当晚，驻扎在马家哨口的日本警察“赴各村捕人，并搜捕华农自卫枪弹”，“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审拷，灌煤油及辣椒水”。他们在闯入马家哨口民户于泽家搜人时，于家的孙媳于马氏正在分娩，“于马氏因受惊，腹内胎转，不能生下。次日午后十时，母子均死。”

“参谋旅行”中的日本军官

7月3日上午，田代重德再派20名宪兵驰援万宝山。下午，又派500名警察携机枪2挺、快炮2门、弹药50箱，炮弹50发、长枪200余支、短枪数十支、子弹万发赶赴万宝山，妄图长期驻屯。

与此同时，日本警察不仅命令朝鲜农民们“不准离开此地”，还命令他们继续修复水坝。7月5日，水坝正式竣工。

可即便如此，中国农民不仅没有屈服，还纷纷拒绝向日本人出售自己的蔬菜和粮食。不得已，日本军警只能强迫朝鲜农民从数十里之外的米沙子车站背运粮食和蔬菜。

《为万宝山事件告中日韩三国劳苦民众》传单

另外，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日本人炮制了大量所谓“中国人欺压朝鲜人”的专题文章，并在朝鲜各地的报纸上刊登发表。不出所料，很多不明真相的朝鲜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大肆进行排华暴动，直到7月8日暴动才逐渐平息。

这场规模浩大的排华活动，让朝鲜华侨蒙受到了巨大损失。对此，归国华侨秋水在《告国内同胞书》和《朝鲜被难华侨一封血泪书》中认为，仅在平壤境内死亡的华侨“至少超过200余人”；在平壤华侨团体负责对外联络的李子建认为，“在平壤长山一带的死难华侨墓地中，埋葬了约有750名的惨死华侨”。

被破坏的汉城“中国街”

一言概之，日本人炮制的这场排华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挑拨中朝关系，进而扩大万宝山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方便他们打出“保护韩人”借口，武装侵略东北。

讽刺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拉扯，直到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发表《驳日本政府之照会》。更为讽刺的是，直到9月18日当天，长春县长马仲援在致长春市政筹备处的呈文中，依然在呼吁“盼交涉早日圆满解决”。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期数月的交涉彻底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关东军“要选定在九月十八日攻打沈阳”？为什么关东军能“如此顺利”地攻占整个东三省全境？我们下篇文章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