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

一战结束后，东北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17年起，北洋政府逐渐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派兵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布防，成立了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

1919年7月，“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更名为“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同时设立哈长、哈满、哈绥三个司令分部。1920年10月，北洋政府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中东铁路“附属地”更名为“东省特别区”。

老照片中的中东铁路

客观地说，这样的现状，显然是不符合日本的“满蒙利益”的。因此，早在1918年5月，日本就与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并将日军开进吉林和黑龙江两省。

十月革命后，日本一度试图单独出兵西伯利亚，但在美英等国的反对下，日本只能将3个师团的干涉军部署在北满地区。另外，他们还想取得中东铁道的全面控制权，但并未成功。

坦诚说，当时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无法独霸中国。因此，这些国家只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充当自己的“白手套”。基于对抗苏联与“维护满蒙权益”的双重目的，日本将张作霖视为推行“满蒙政策”的最重要棋子。

青年时代的张作霖（1875一1928）

上文提到，张作霖在1915年赴朝参加“日韩合并”五周年庆典时，就博得了时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1852—1919）的青睐。不过，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张锡銮、段芝贵等亲日派人士，在东北一直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1915—1916年间，张作霖先后挤走张锡銮和段芝贵等人，最终在1916年6月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将奉天的军政大权尽数揽入怀中。

同年10月，寺内正毅成为新一任首相。他一改前任大隈重信的粗暴干涉政策，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并推行所谓“大满鲜主义”。得益于此，张作霖顺利击败政敌冯麟阁、孟恩远等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寺内正毅（左）与张作霖

1）直皖战争与奉系的崭露头角

从1916年开始，北洋政府一直处于“亲日派”皖系军阀的操控当中。坦诚说，这样的现状，势必会引发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

1920年7月14日，得到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了直皖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五日便宣告结束，其结果就是，皖军遭遇全面溃败，皖系首脑段祺瑞（1865—1936）于7月19日被迫下野，直奉两系军阀掌控了北洋政权。

段祺瑞戎装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派势力的此消彼长，直奉两系迅速从盟友成为了对手。考虑到奉系的军事实力稍逊于直系，因此张作霖在直皖战争结束后，就极力向关东军表达自己的“亲日诚意”。

比如在1920年9月，他在与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1873—1938）的交谈中表示“自己愿意取代段祺瑞，成为新的日本在华代理人”，并承诺会“坚决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另外，他还提醒日本，“要多加防范背后有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

“遗憾”的是，关东军并未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回应。原因很简单，基于国际形势和中国政局的双重考量，日本政府认为“援张”并没有什么益处。

简单地说，“援张”不仅会影响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也可能会得罪直系的吴佩孚势力。比如陆军省认为，“张作霖个人声望不高、无法成事”。在他们看来，“现阶段应助张稳固其在东三省的势力，将来伺机助张问鼎中原。”

1926年，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2）直奉矛盾背景下的“张作霖对策”

伴随着直奉矛盾的愈演愈烈，张作霖开始频繁向日本驻满军政机构索要援助。比如他在与日方代表的会谈中指出，“直系势力的变强，会使奉系在北洋政府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

在1921年8月22—23日期间，张作霖两次约见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极力说服对方为自己提供援助。

日本陆军奉天特务机关大连派出所旧址

在反复磋商后，二人决定“以供应原料为名”暗中帮助其运送军械成品。不久，贵志弥次郎向张作霖许下承诺，即“最晚在1922年2月之前，向他提供8门野炮、4门山炮、1500发弹药、24门狙击炮、100挺机关枪、1万支小枪和千万发弹药”。

对此，关东军参谋长福原佳哉表示了赞同，但他一再重申，“暂时不支持张作霖进军中央政界”。

青年时代的张作霖（1875一1928）

在这一期间，大部分军部的在华要员向陆军省建议“援张”。他们认为，倘若直系取胜，日本的在华利益将会受到英美的严重挤压，“满蒙特殊权益”也会遭受到严重冲击。

比如在1922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东乙彦在致陆军次官尾野实信的电文中指出，“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吴之野心，打破英美阴谋，以确保帝国在华地位。”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旧址

3）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1922年4月，奉军分兵三路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担心奉军可能会遭遇惨败，陆军省暗中支援给奉军100万发三八式实弹。

5月1日，日本海军第12驱逐舰队驰援天津，旨在牵制直系海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天津驻屯步兵队派遣18名军官驰援滦州守备队。5月2日，从派遣大队抽调26名军官前往秦皇岛守备队。5月24日，向滦州守备队增派兵员。6月24日，派遣大队驰援秦皇岛，旨在迫使直军不敢出关。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一言概之，一再声称“不援张”的日本军政界，一直通过隐蔽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支援张作霖，旨在保住其现有势力。当然，这与其“不助张问鼎中原，但要助张稳固其在东三省的地位”的方针是相符的。

不过，因为奉军硬实力上的差距以及日本对张作霖的较为克制的援助力度，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惨败而告终。

第一次直奉战争示意图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英美势力在华占据上风。对于这样的现状，日本各界均极为不满。

1）“援张”态度的松动

在参谋本部第六课发表于1922年5月27日的报告中，就如是写道：“直奉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朝野在英美支持下，呈现出了露骨的排日态度，我既得利权遭到迫害”。对于英国公使发起的“对以吴佩孚为中心的中国政府提供有力援助以实现中国南北统一”的倡导，报告认为，“这是英美在以华盛顿会议精神为借口来遏制日本。

张作霖败北后，不仅积极扩军备战，旨在“找回场子”，还希望日本派遣军官对奉军进行技术指导。比如在1922年7月，他向关东军提出“想要后者推荐铁路、电信的三名工程兵军官和一名空军军官的要求”。

电视剧《少帅》中的菊池武夫和张作霖

参谋本部尽管认为“此时应当帮助张作霖”，但是担心“如果此时公开让现役军官应聘，恐怕会招来事端”，最终以“挑选人员困难为由”拒绝了张作霖的请求。

可即便如此，张作霖依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理由，向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索要武器援助。赤冢正助认为，日本可以通过秘密手段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对此，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提出了反对意见。7月17日，他训令赤冢正助“应控制向张作霖供给武器”。10月26日，他再度指示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不得向中国输送武器”。

电视剧《少帅》中的东北军形象

2）“援张”幅度的显著提升

在军部的斡旋下，从1923年6月开始，日本以隐蔽方式出售给了张作霖一大批飞机材料。7月12日，参谋本部出台《应对中国现状的措施案》。《措施案》指出，“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的满蒙特殊地位遭受重创，应强势援张，以巩固和加强日本在华侵略权益。”

1924年1月，清浦奎吾（1850—1942）成为新一任首相。新内阁的立场与军部大体保持一致，即主张“援张”，旨在有效解决“满蒙问题”。于是，陆军省通过隐蔽手段，向张作霖提供武器援助。

清浦奎吾，日本第23任首相，上任仅五个月便辞职

2月13日，张作霖再度向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索要援助。在得到内阁与军部的授权后，陆军省很快便敲定了“援张”方案，并委托玉秀雄索负责斡旋。

3月9日，儿玉秀雄向张作霖保证：“陆军会给旅顺及其他合适地点派发步枪2万枝、步枪弹2000万发、炮弹1. 5万发，同时给奉天兵工厂提供充分援助”。不久，陆军军务局长畑英太郎建议日本政府“可以帮助其自产武器”。

老照片中的奉天兵工厂

3）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9月15日，奉军再度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基于外交层面的考量，陆军省、关东军以及中国驻屯军只能“以警备用途向关东军派发武器，再由关东军输送给奉军”。

在10月11日，陆军省向关东军兵器部派发了150吨弹药和5000枝三八式步枪、5000把刺刀、500万发三八式步枪弹、2000个山炮榴霰弹的弹药筒。

10月16日，追加100吨武器，包含600发三八式12cm榴弹、1000发三八式15cm榴弹及若干个要塞攻击武器。为掩人耳目，陆军省于10月16日以经费问题为由，改用商船运送这两批武器。

与此同时，关东军告诫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不要将此事报告给政府”，船津表示“他将称自己毫不知情”。后来，陆军省再度向奉军提供了2000发山炮和霰弹弹药筒。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天津城里的士兵

除了向张作霖提供武器援助之外，日本还向其给予军事运输方便。比如在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向满铁提出“想要利用满铁运输兵员”，但被对方严词拒绝。作为对比，满铁社长和关东厅长官力排众议，坚决要为奉军运送兵员及武器并“称将为此事负全责。”

另外，尽管日本官方一再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为了阻止直军出关攻奉，日本政府于10月27日言辞强硬地照会北洋政府：“若战火波及满蒙，日本自有相当之考量。”

11月2日，时任总统曹锟下野，吴佩孚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入主中原的张作霖不但雄据华北，兵锋甚至一度抵至上海、江苏一带，一时风头无两。

第二次直奉战争示意图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的大肆南扩，让江南各省的直系旧部蒙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1925年10月，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孙传芳发兵攻打奉军。截至11月底，孙传芳控制了浙、闽、苏、皖、赣5省，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为了夺回江南失地，张作霖急召人在日本的郭松龄返回东北。为了尽快获得日本的军援，他还想和日本签订出卖东北权益的密约。郭松龄得知上述内情后，遂向韩复榘表示“愿与冯玉祥联手倒张。”

10月24日，受张学良委托，郭松龄赴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为其日后拥兵反奉打下了良好基础。11月23日，他在河北滦州通电反奉，郭张之争正式拉开帷幕。

《少帅》中的郭松龄

1）日本各界的态度

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主张派兵援张。关东军认为，“倘若郭松龄取胜，苏俄势力势必会进入东北，对日本产生严重威胁”。11月26日，关东军向陆军省提出了增兵请求。很快，参谋次长河合操就在回电中表示：“倘若动乱扩大至南满铁路沿线，便不失时机地增兵干涉。”

日本其他驻华机构也主张援张，只不过在具体策略上持不同意见。驻华公使馆主张日本“先静观，在关键时刻再出手”。比如时任驻华公使芳泽谦吉（1874—1965）于11月25日就在公开场合表示：“此事若不影响帝国利益，就只将其看作邻国内部的偶发事件，暂取静观态度。”

芳泽谦吉（1874—1965）与张作霖

11月28日，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提议，“应发布声明警告郭军，必要时要采取自卫措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建议“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警告郭军，但反对陆军在此时出兵”；天津总领事有田八郎与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均主张支持张作霖，但二人均没有明确表示推行什么样的“援张”举措。

一言概之，日本官方表面上看似不偏不倚，但大多数都站在张作霖这一边。在他们看来，“援张”更符合本国的根本利益。但基于外交层面与整体对华政策的双重考量，日本政府还是决定“暂取静观之策”。

大连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址

与内阁不同，陆军省主张“在锦州决战时向郭军发出警告”。比如军务局局长畑英太郎在12月1日表示，“暂时可以让张吃些苦头，这样张才会对日本抱有感激之情”，“考虑到目前没有比张更适合统治东三省的人选，若锦州失守，日本在东三省将陷入绝境。因此，在锦州决战时向郭军发出警告。“

对于陆军省的主张，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应当通过郭军外交处长殷汝耕，私下向郭发出警告”。对此，时任首相加藤高明（1860—1926）给予了充分肯定。经过协商，陆军省与外务省达成共识，即“必要时向郭张两军发出警告”。

加藤高明（1860—1926）

2）克制的“援张”举措

郭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克了秦皇岛和山海关。对此，关东军于12月26日命令第10师团将驻扎在辽阳、海城的部队向奉天集结。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指派15名军官从旅顺和大连出发增援奉天，海军军令部以警备为由将停泊在旅顺的两艘驱逐舰派至秦皇岛，旨在威慑郭军。

27 日，除旅顺驻军外的第10师团各部主力均开始向奉天集结，独立守备队也进一步加强了警戒。同时，步兵第63联队驰援天津，白川义则派遣参谋浦澄江赴昌黎会晤郭松龄。浦澄江不仅要求郭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还表示关东军“会将视情况采取措施”，但郭松龄并未予以理睬。不久，步兵第39联队于28日派遣261名军官驰援奉天。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12月1日，郭军攻占兴城。4日，白川义则亲自会见了郭松龄。他在会谈中指出，“只要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签订的种种条款，日本便不干涉郭军的行动”，但再度遭到郭松龄的拒绝。5日，郭军顺利攻克葫芦岛连山。

在这一时期，陆军省多次提醒关东军“不可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因此，关东军一直对郭松龄采取拉拢之策。可即便如此，满铁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奉军源源不断地往南输送。

面对日本人频繁做出的小动作，郭松龄特意向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提出了严正抗议。对此，陆军次官津野一辅在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的训令中指出：“要充分考虑北京和长江方面，采取行动要慎重。”

由此可见，在郭松龄反奉初期，无论是陆军省，还是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援张”态度均比较克制。

郭松龄（1883—1925）

3）“援张”态度的迅速明朗

12月6日，郭军攻下锦州，慌不择路的张作霖和关东军签订密约。密约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享有商租权、杂居权及允许日本在东边道、洮昌道设立领事馆”为条件，旨在换取更大力度的援助。

与此同时，外务省与军部达成一致，决定“公开向郭张两军提出警告”。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日本已经站在了张作霖的这一边。

（疑似）奉天城郊的关东军官兵

资料显示，为了替张作霖守卫奉天，关东军不仅大肆调兵遣将增援奉天，甚至直接将第10 师团司令部迁至奉天城内。

12月7日，关东军步兵第8旅团、骑兵联队、炮兵联队全部集结到奉天，步兵第10 联队全部集结到辽阳。次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指示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正式向郭张两军发出警告：“若战乱波及铁路附属地及其周边地区，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措施。”

郭军到达营口对岸之际，关东军不仅增兵营口，还发布了极为苛刻的警告，旨在进一步限制郭军的行动。12月13日，郭军到达营口对岸后，准备向营口发起进攻。关东军得知后，马上发出了“郭军不得进入营口”的禁令。

为威慑郭松龄，白川义则命令大石桥独立守备队第3大队长向营口增派了约达百十挺机关枪的兵力。此外，他还令第10师团派一部分兵力增援营口。不得已，郭军只能退至田庄台。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士兵

为切断郭军的入奉之路，关东军于15日再次向郭张两军发出警告，即要求双方“不得在满铁附属地两侧及首尾两端起12公里内作战”。与此同时，陆军次官津野一辅指示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若郭军违背警告，可以直接解除武装。”

郭松龄本打算在攻下营口后，与在锦州的主力部队一同进攻奉天。由于关东军的阻拦，他们只能放弃两路作战的计划，沿辽河西岸绕道北上。在攻克新民后，双方隔辽河对峙，奉天近在咫尺。

日本政府得知后，随即与军部就“增兵满洲”问题达成一致，开始从日本本土及朝鲜派兵增援奉天。12月15日，宇垣一成决定大规模增兵。与此同时，参谋总长河合操进宫晋谒天皇，顺利获得增兵许可。

老照片中的奉军

4）张作霖的“劫后余生”

见“万事俱备”，首相加藤高明随即召开内阁会议，“紧急派兵增援奉天，从朝鲜派2个步兵大队、2个野炮兵中队，从久留米十二师团派遣1个混成旅团——含4个步兵大队，骑兵、野炮、山炮队各1个中队，从近卫师团派1个无线电信队”，合计约3500余人。

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迁至奉天，白川义则亲自坐镇前线，统筹指挥日奉联军。19日，从朝鲜和日本本土派至奉天的兵员全部到位，全盘负责奉天的守备工作。与此同时，奉军全部奔赴辽河前线。20日，关东军情报部在奉天设置情报收容所，负责情报收集的相关工作。

白川义则（1869—1932），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刺杀

12月22日，辽河决战打响。郭军主力在辽河西岸遭到了关东军的强力阻击，根本无力前进。与此同时，张学良率兵向郭军主力发起反击，吴俊升也率军袭击了郭军后方。次日，日本陆海军增援天津，旨在牵制冯玉祥。使之无法北上援助郭松龄。

在日奉两军的合击下，郭军迅速崩溃郭松龄与夫人韩淑秀化装逃跑，但在12月24日在新民的一个农家的菜窑里被逮捕。25日，二人在押至辽中县老达房后被枪杀，张作霖命令曝尸三日方可收葬。

郭松龄夫妇

1924年1月至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启。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讨伐对象即直系旧部吴佩孚和孙传芳。

1）日本各界对北伐的展望

对于这次北伐，若槻礼次郎内阁的态度是“冷静旁观”。陆军省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将会危及满蒙特殊权益”。比如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波及满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参谋本部主张“通过非正式手段，警告张作霖切勿与北伐军开战”。比如在8月2日，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表示：“应以非正式手段警告张作霖，让其采取守势”。8月9日，他提出了“联合英法美三国，向中国各军阀发出和平警告”的建议。

松井石根，驻扎中国30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鼓吹者，南京大屠杀元凶

8月20日，满铁理事大藏公望在与奉天省长王永江的谈话中表示：“虽然我已说过不希望奉军继续追击，但张作霖怀有亲任大总统的野心。若他步入此邪道，想必他的寿命也超不过一年了。”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在9月5日致参谋总长铃木庄六的电文中指出：“张作霖应与北伐军合作，但说服张作霖较为困难，因此需从张学良下手。”

一言概之，在北伐战争初期，日本各界几乎均不看好张作霖。同时，因为担心北伐会“波及满蒙”，因此希望张作霖主动退回东北。

占领武汉的北伐军官兵

2）日奉矛盾的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一统天下一直都是张作霖的夙愿。在他看来，讨伐北伐军正好给他提供了入主中央的机会。因此，张作霖的想法与日本可谓背道而驰。

张作霖与“小六子”张学良（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就在这一期间，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发起倒阁运动。4月20日，他成为了日本的新一任首相。

与前任若槻礼次郎不同，田中义一主张对中国革命采取积极干涉的政策。5月24日，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向内阁汇报了北伐战况。见局势对张作霖不利，田中义一在与陆海军大臣商议后决定出兵山东，致使北伐陷入停滞状态。

实际上，在出兵山东之前，田中义一就曾表示：“只要蒋介石承认张作霖在东北的绝对霸主地位，他便对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一事表示认可。”

田中义一（1864—1929）

6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起草了《关于满蒙政策的意见（要旨）》并呈报给陆军中央部。《意见》认为，“关东军可以在东三省设立一个长官，并由其宣布东三省自治，再主张向东北当局提出缔结铺设新铁路及经营已建铁路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从这时候开始，关东军内部就出现了“放弃张作霖”的声音。“若张作霖不同意铁路相关要求，或有所踌躇，便推举合适人选，担任东三省的长官来落实此要求。若有人阻碍帝国满蒙政策的实施，我方将坚决予以排除，必要时准备动用武力。”

《少帅》中的张作霖父子

3）“满洲政策”的微妙变化

6月27日，田中义一召集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的多位军政要员，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

实际上，早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的6月初，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1868一1933）就提前拟定好了一个题为《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的文件。他在文件中指出，“倘若张作霖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可另换他人作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若他成为日本的阻碍，不惜动用武力将其除掉。”

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也提出了相似观点。在他看来，“张作霖迟早会丢掉京津，尽管目前东三省仍在奉张的控制之下，但其前途堪忧。”

第二次东方会议”现场

7月7日，会议正式敲定《对华政策纲领》。对于“满蒙问题”，《纲领》中如是写道：“对于尊重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并致力于安定东三省政局的实力派，帝国将给予适当的援助和支持”，“若中国动乱波及满蒙，无论其来自何方，帝国都应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一言概之，新的“满蒙政策”从“扶持张作霖”调整为“扶植亲日傀儡，推行间接统治”，但并未下定决心彻底抛弃张作霖。与此同时，日本绝不允许北伐军染指东北——倘若北伐军进入东北，日本将直接进行武力干涉。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图为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

4）北伐战争与奉系危机

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发起了旨在讨伐张作霖的二次北伐。

实际上，早在1926年12月的四局二部长会议上，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1876—1945）就预判北伐军会获胜。在他看来，“南军（北伐军）的军事素质优于北军（奉军），且民众对南军颇有好感”，“若南军胜利，中国将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彼时日本将蒙受严重损失。“

进入5月下旬，北伐军已逼近京津地区。为阻止北伐军夺取京津，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并向京津增派兵力。与此同时，尽管奉军节节败退，但张作霖依然打算死守北京。面对这样的局势，内阁主张“应使张作霖保存一定实力，想要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规劝张使其主动撤回东北。”

北伐战争示意图

5月18日，外务省将内阁制定的《为维持满蒙治安呈南北两军之觉书》分别递交给了北伐军和奉军。《觉书》中指出，“若战乱向京津发展进而波及东三省，日本不会坐视不管”。当然，这更像是对北伐军的单方面警告。

不久，田中内阁又颁布了《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方针》，其目的是要阻止北伐军出关并确保奉军能保存一定实力：“有必要让北方势力保有一定的实力，因此表面上对南北两军应秉持严正公平的态度，但在实际行动上由驻华军司令官酌情处理。不强制张作霖下野，也不对其进行援助。张作霖的进退任凭自然，但要维持北方势力。”

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集团建都南京纪念摄影

另外，陆军省先后向关东军司令官、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下达命令：“一旦战乱波及京津地区，不得让任何武装部队进入满洲。关东军司令官要与中国驻屯军通力合作。若奉军提早撤军，主动退却与南军隔离，可不必解除其武装。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均应绝对阻止南军（北伐军）进入满洲。”

5月19日，内阁出台《帝国对华北动乱之态度》，要求“应尽量避免出现解除两军武装的情况”。文件要求，除张作霖之外，也要将当下的情况同时向张学良及其心腹杨宇霆进行充分说明。与此同时，也要让蒋介石知晓“日本欲解除南北两军武装，并不是为了援张。”

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集团建都南京纪念摄影

5）对张作霖的最后通牒

为了敦促张作霖迅速“回家”，田中义一特意起用三井财阀代表、政友会头目山本条太郎为满铁总裁，希望通过他来“说服”张作霖就范。1928年5月，他第二次抵达北京面见张作霖，不仅要求对方主动撤回关外，还逼迫其在“满蒙新五路”合同上签字。

对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张作霖可谓心知肚明。所以，他不仅拒不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和平劝告”，还态度强硬地指责日本干涉中国内政。5月25日，他命令外交总长罗文干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日本提出抗议。

沈阳大帅府正南门

见奉军颓势日显，关东军开始着手“解除南北两军武装”。5月18 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决定将主力派至锦州一带，命令第14师团和第40旅团做好出兵准备，并与满铁就运送兵员问题展开了紧急协商。

与此同时，关东军向参谋本部请示：“先于20日将第十四师团派至锦州，之后如有需要再行增兵。同时将第四十旅团移驻奉天。”

外务省担心此举可能会招致欧美各国的不满，因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无奈”的关东军只能寄希望于由内阁奏请天皇，由天皇本人颁布出兵敕令。19日，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命令：“在敕令下达之前，贵军不要离开满铁附属地。”

1929年在南京《时事月报》上披露的《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

5月20日，陆军省致电关东军称“敕令将会在21日下达”。于是，关东军将出兵锦州的行动日期调整为5月22日，并将司令部从旅顺迁至奉天，“只待解除南北两军的武装”。

不过，直到5月21日，敕令并未下达。原因很简单，因为田中义一的反对，内阁并未将这一信息奏请天皇。很快，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向关东军司发出了停止出兵锦州的命令。

老照片中的张作霖

6）张作霖之死

对于田中内阁的决定，关东军极为不满。恼羞成怒的他们决定，干脆“直接干掉张作霖”。在他们看来，一旦张作霖横死，势必会引发东三省的内乱，这就给关东军赢得了出兵的借口，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问题”。

5月30日，北伐军占领保定，张作霖终于决定返回奉天，并在6月2日发布出关通电。得知此事后，关东军旋即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做好了“炸车”的准备。

老照片中的皇姑屯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选择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皇姑屯以东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叉口，这个桥洞可以说是“炸车”的最佳地点。最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担任“炸车行动”的总指挥，负责交叉口警卫工作、早就对张作霖“有了杀心”的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担任“炸车”的现场指挥。

6月4日，张作霖所乘专列到达皇姑屯车站附近时，进入了关东军事先布下的必死之阵。伴随着两声巨响，张作霖身负重伤致不治身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老照片中的皇姑屯事件

为掩盖事实，关东军参谋部本想将此事栽赃陷害给国民政府的“南方便衣队”。与此同时，关东军相继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与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

6月16日，合计18000名关东军士兵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在沈阳城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由此可见，日本人已的“东北野望”，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了世人面前。

为了防止日本“趁火打劫”，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由于日本领事馆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因此关东军一直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后，奉天当局才在6月21日正式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

“改旗易帜”后的奉天（沈阳）

但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在7月1日率先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绝不妨碍统一电》。

对这一“紧急状况”，参谋本部第二部在8月制订了《应付满洲局势突然变化的措施》。“措施”中指出：“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日本自然要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要在幕后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树立符合我方新政策的亲日政权，并以此为对手，采取积极措施”。

东北易帜

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算盘”再一次落空了。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应付满洲局势的措施”尚未付诸实施就宣告破产了。

因为皇姑屯事件与“改旗易帜”，田中义一迅速失去了裕仁天皇的信任。1929年7月，四面楚歌的他黯然下课，并在两个月后一命呜呼了。

那么问题来了，伴随着张作霖之死，日本的“满洲政策”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日本一直想将东北“据为己有”？我们下篇文章接着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