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各阶层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们“理直气壮”地认为，“日本作为亚洲民族，是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拓展阅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就辛亥革命以及民国社会、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议论。

那么问题来了，素有“中国学泰斗”、“东方学巨匠”美誉的内藤湖南（1866—1934），先后发表过哪些暴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内藤湖南（1866—1934）

内藤湖南，原名内藤虎次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京都学派与“国策学科”创始人之一。

资料显示，从1897年开始，他先后担任过佛教杂志《明教新志》以及《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多家报社的记者和专栏作者。

日俄战争（1904—1905）爆发后，内藤湖南因鼓吹“开战论”声名鹊起。受外务省委托，曾有过多次赴华考察经历的他，在1905年系统考察了日本“满洲军占领地”的行政情况，并在沈阳先后发现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以及满蒙双语的《清实录》《蒙古源流》等极为珍贵的档案史料（拓展阅读：）。

堀扶桑、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最右）在上海（1903）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文科大学（拓展阅读：）。12月，校长狩野亨吉（1865—1942）邀请其加入京都帝大。

1907年5月，京都帝大文科大学开设史学科。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讲师，1909年受聘为东洋史学教授，后一直担任着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在京都帝大从教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史为中心，在清史、中国上古史、中国绘画史、敦煌史以及中国边疆史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

1926年，时年60岁的他正式退休，隐居于京都郊外相乐郡瓶原村的“恭仁山庄”。1934年6月26日，他在家中去世，终年68岁。

客观地说，内藤湖南不仅史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中国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提出的“宋代近世说”等理论，直到今天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再加上他的儒学造诣、诗词与书画的鉴赏水平均属上乘。因此，一直有着“中国学泰斗”、“东方学巨匠”的美誉。

内藤湖南退官留影（左），傅佛果著《内藤湖南》中文版

众所周知，清末革命党人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展阅读：）。

但值得玩味的是，截至武昌起义爆发以前，内藤湖南本人几乎没有对中国境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做出过什么评价。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才逐步迈出了“锐评中国革命”的脚步。

1）对辛亥革命的观察

武昌起义爆发6天后，即10月17日，他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撰写专题文章，谈论“中国革命军的将来”。

结合资料看，内藤湖南对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主张并不感冒。他关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与战事相关的细节层面，比如武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革命军与清军的实力对比、战争所需资金从何而来等等。

在文章结尾，他做出了这样的推断，即“如果革命党的运动有余地持续半年，则北京政府的命运将更加危险，说不定由此最终会成为中国之一大事”。

交战中的革命军与晚清新军

11月中旬，内藤湖南发表《中国时局的发展》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时局，正朝着有利于革命军发展”。

他敏锐地意识到，“武昌、汉阳的革命军，尽管在军事上不太成功，只打出叛旗，就已对全国发生非常大的影响”，“时局转瞬即变，简直叫人想起法国革命之时”，“就中国这种感觉迟钝之国来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不过，他同时断言“中国不会就此分裂”：

“自古以来，中国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保持野蛮习俗和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然而，一旦天下太平，生活进步，北方不依靠江南财富就难以维持独立。独立的北方，经济上绝不允许江南的新立国存在。不懂这一历史而梦想南北分立，又以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只会铸成大错。”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汉族聚居区，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汉地十八省”。至于蒙疆藏以及东三省等边疆地区，均被他“排除在了中国之外”（拓展阅读：）。

“十八星旗”中的“十八星”，指代的就是“汉地十八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内藤湖南将北方边疆各省“排除”出了“中国”版图？对此，他在文中如是解释道：

“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他们不喜归服汉人，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更不会认同共和政府这种没有受命于天子的国家。外蒙古之类，即使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等地，肯定反倒希望得便于俄罗斯或英吉利。至于内蒙古，也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故予以了结也就提上了日程。”

“新的共和国，或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且将这些麻烦之物分离出去，对中国经济反倒是有益的。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机会，必须步步抢占先机，在各种不满发生之前下手了结。”

一言概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起家，“不存在受命于天子”的民国政府，很难获得北方边疆各族的普遍认同。

另外，鉴于中国国力孱弱的现状，他推断，民国政府“也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因为“甩掉这些棘手的事物，经济上反而对中国有益”（拓展阅读：）。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从11月24日开始，内藤湖南以“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为题，连续在京都帝大进行了三次专题演讲。次年5月，他将演讲内容整理成册，以《清朝衰亡论》为题出版发行。

尽管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样，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但从未对辛亥革命表达出任何赞许之意。在他看来，这只是从冷静观察得出的推断而已。简言之，对于如火如荼的革命，内藤湖南更像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老照片中的京都帝大文科大学

2）对辛亥革命的评论

进入19世纪末，“亚洲一体论”开始在日本流行开来。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863—1913）。

在1903—1906年间，他先后撰写《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文章，正式提出了“亚洲一体”的观点。

他在文中指出，“亚洲本为一体，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不过，亚洲文化固然优秀，但真正继承这优秀文化的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

原因很简单，“日本仰仗着无与伦比万世一系天皇的恩泽，有未被西方征服过的自豪，继承祖先流传下来的膨胀无野心之观念和本能，使孤立的岛国日本，成为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贮藏库”。

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对东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领会，已远远胜于其发祥地，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丰富”。

最终，冈仓天心得出结论，“亚洲各国只有在日本领导下，才能对抗西方的侵略，建立亚洲诸民族强大的组织，最终实现亚洲一体”。

冈仓天心，日本知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

对于这种“亚洲一体论”，内藤湖南深表赞同。

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以日本为标准谋划的改革，乃是根本主义”。反观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离开日本指引，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的变革”。

一言概之，他之所以没有对辛亥革命报以赞许之情，主要是因为这场革命没有按照“真正从事中国研究之人所认可的方向发展，与自己的信念相悖。”

1914年3月，由内藤湖南执笔的《中国论》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号称“完全代替中国人、为中国而写”的著作中，内藤湖南频繁强调，“中国的革新，要施以日本的力量”，“日本天生具有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

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书中如是写道：

“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了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中国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日本已经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另外，日本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

京都帝大“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1918）

与此同时，他对辛亥革命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简单地说，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派对本国国情无知，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并给出了两点理由。

首先，“中国之国民性，是好死不如赖活，兵乱之际，见到桀骜之徒横行，代表良民之父老便屏息，但事态稍稳，如不得父老欢心，就不能持续统治下去。”

其次，“革命党为其新锐意气左右，不以讨得父老欢心为意。即便最初奋起的动机诚然堂堂正正，但其倏起倏灭的状态，却与李自成、张献忠之类贼寇的下场无异。”

但真实的情况是，武昌起义后，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在所占领的区域内，尽力与守旧势力寻求妥协与和解。简言之，“革命党为其新锐意气左右，不以讨得父老欢心为意”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坦诚说，对于内藤湖南这样的名家而言，做出如此片面、主观和武断的分析，多少有些“大失水准”了。

“南北议和”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五族共和”理论，内藤湖南一度将之视为“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基于民族、经济和国家制度等层面出发，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讨论。

1）内藤湖南眼中的“中国现状”

首先，内藤湖南谈到了中国的版图问题。他认为，“共和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是大势所趋，即使发生一些反复，也无法扭转这样的趋势”，但版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缩水。

简单地说，“蒙古、西藏、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明显是将来的命运；至于满洲，虽然与中国统辖之蒙古、西藏那些异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兵力、财力来看，作为领土问题，或许最终中国必须割舍，因为以今日之财政，并无足以维持满洲的实力。”

他还认为，“蒙古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西藏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满洲成了谁的领土，都不一定妨碍汉人的和平发展。在今天，对从兵力、财政来看不能维持的土地，从政治上割舍而只图将来经济上的发展，是极为至当的。”

访问沙俄的外蒙古王公

与此同时，他基于民族角度，分析了中国版图缩水的“必然性”。

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的统治，只对满洲天子效忠和负责”。换言之，清朝的统一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

这就意味着，“清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他认为“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一直过于自信”。因此，即便民国政府喊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在他看来，民国终究是“以汉人为中心”的国家，各边疆民族只是“附属和被统辖”的对象。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在论述了“大一统中国必将分裂”之后，他建议民国政府基于保障“领土保全”的需要，“主动解除国防”：

“今日有远见的政治家，须及早明白将来二十年左右，中国国防绝对没有必要。现在即使俄国、英国侵略蒙古、西藏，也可以说决无以兵力对抗之力。中国即使完全废除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其独立，这是列国均势所赐。”

“实际上，即使有四十个师或五十个师的兵力，其素质也为大方所知，日本或俄国只要下决心将其灭掉，是无论如何抵挡不了的。其它各国决不可能超出日、俄两国涉足中国本部。故没有对外维持兵备的必要。”

说到此处，他甚至呼吁民国的领导人们像李鸿章一样，“做一个“清楚其实力的政治家”，“在任何时候，哪怕以领土缩小作为牺牲，也要以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主”。

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以黎元洪、冯国璋等为首北洋系领袖，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因此，内藤湖南的构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北洋军阀派系示意图

其次，他谈到了民国的地方与财政制度。

在谈及中央和地方关系时，他认为，“革命使得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完全破坏”。

“如果今天的施政方针依然推行专制统一政策，将有动辄使中国土崩瓦解之忧。因此，确立各地方的行政、财政基础，承认地方独立是为根本主义”。

在谈及基层管理问题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各省，以一族之团体实行割据。虽然强大的宗族也有横暴之弊，但运用适当方法，也能确立自治基础。江苏、浙江那样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如果以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同业行会组织、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为基础，也不是决不可以实行自治制度。”

在谈及财政问题时，他认为，倘若民国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源，“要征收某种税如厘金，则厘金及其它契税、有希望新设的通行税、印花税、烟酒税等，可像海关等那样，交由各国人来管理。盐税等如果归于外国人之手，可以得到除担保外债以外的收入，以裨益于中央政府财政。”

听闻好友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内藤湖南于京都主持了王国维追悼会，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出席（1927）

第三，他基于“德义心”，即“对政治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角度，抛出了所谓“国际管理论”。

对于民国的现状，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中国这种国家，由于数百年的恶政，国民在政治上的德义心可以说已经麻痹”。

具体而言，“国民的政治德义，如果败坏到使自治行政不能成立，则共和政治也好，立宪政治也好，今日世界公认为最良政治的民主政治，并不适合在中国实行。进而言之，如果与今日的文明国实行同一政治，则国不能治，而只能讲求防遏没有德义心的官吏、人民等所酿成弊害之法，实行德义极低的政治。”

基于民国政府尚不具备“将世界列国的意见置之度外、依据独立的本义，自由实行其想法”的地位。他建议民国政府，“在可以实行圆满的共和政治之国以前，有义务接受外国人的充分监视”。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甚至指出：

“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此种都统政治为中国人民所取是最幸福的境界”，“中国的官吏由廉洁干练的外国官吏支配，可享受不增负担的较为善政的恩泽。”

1916年，他更在《中国将来的统治》一文中直言：

“从以往的经验看，军队、财政以及其他所有财政机关，由外国人支配，通常比中国人自己支配更为成功。外国人即便对中国完全没有爱国心，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自己治国而害国。若下定此决心，中国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水久维持。回过头看，倘若中国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上海租界里的巡捕

2）内藤湖南笔下的“中国社会”

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绝大多数近代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因此，日本各界对于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批评。

简言之，人性中的一切丑恶的要素，都被他们强加到了中国人的头上（拓展阅读：）。

身为“东洋史学”奠基人之一的内藤湖南，“理所当然”地对民国的政局变化、军阀混战、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的现状，发表了很多评论。

首先，内藤湖南认为，民国的政治生态“与清末相比，变得非常恶劣”。

在他看来， “清朝好歹还是竭力改革政治的时代，也得到了相应的效果”，“不过，现在不是这样，一切事情都比清末退步了，因为中国施政几乎都是没有根底的”。

愈发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百姓的生活品质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还不如晚清时期。

“人民负担增加了4到5倍，有些地方还不断受到扰乱之害，为土匪跋扈所苦，悲惨状况远过于清末。”

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毅然将此迅速实施的大政治家，到将来大概也不会出现。所以，不妨说中国政治改革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此，内政问题建议还是交给外国人管理为好。”

晚清时期的中国百姓

其次，他认为民国面临着人才凋零的困局。

在他看来，“晚清时期，还有曾国藩等具有杰出天才而不轻易受幕僚左右之人，但现在的黎元洪等头面人物，几乎无不被幕僚左右，其他督军大体上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他对有过留洋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做出了尖锐批评。

他认为，这些人“不仅都对外国尤其是日本有一种怨愤，而且本国历史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连科举时代通过策学积累的浅薄知识都达不到，只是按外来理论发表种种空泛意见，无人对本国固有之利弊、本国作为世界一国之地位，做出剀切之观察。”

第三，他认为民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晚清官军。

在他看来，“自李鸿章时代以来，军队的组织，经过袁世凯、张之洞等在清末编练新军，其纪律、教育优势还优于俄国军队。现在，各督军以下所率军队，只是多了些新式武器，至于其纪律、教育，则退步到不如发贼时代的湘军。”

另外，“几乎可以说，中央政府没有治下的军队，都成了各督军及割据各地方的大小军人的私兵。清末有相当势力的地方官刘坤一、张之洞之类，还服从中央政府命令，而现在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

1910年代的军阀部队：左为北洋军军官，中间为手持毛瑟步枪的滇军下士，右为手持“汉阳造”的张勋辫子军

第四，内藤湖南认为，民国的教育水平与晚清时期相比出现了明显下降。

简单地说，“各种事情较之清朝末年，可认为革命以来都是退步的。其中，因革命而受到打击的首推中国的教育。”

对于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内藤湖南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中国人要么是做外国的学问而完全失去了本国的知识，要么只是按以往中国式的做法，利用外国的知识。近来中国人只是逞快于颠覆古已有之的东西如儒教，但古已有之的东西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其存在的缘由及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根柢关系如何？对这些根本问题，无意做进一步研究”。

一言概之，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人实行革命过去十多年了，丝毫看不到改善之迹。照现在这样下去，统一也好，改善也好，何时能够实现，就连中国人自身也不抱希望。中国所谓政治家，就连中国人自身也蔑视为政客，并不期待靠他们改革。”

电影《茶馆》剧照

进入20世纪后，“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拓展阅读：），在日本各界流行开来。

这一理论的拥趸们不仅认为“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还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甘人后”的内藤湖南精心炮制出了所谓“日本对华使命论”。

为了验证理论的正当性，他先后提出了“异族刺激论”、“国家树龄论”、“文化中心移动论”等一整套组合论点，并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排日浪潮”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

1）“国家树龄论”

1919年3月，内藤湖南在《中外》杂志上发布的《中国政治的复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国家树龄论”。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这棵年轮久远的大树，之所以青春常驻，靠的是外力作用而非自身的活力。但是，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旋即将中国比喻为“到了年龄的树木”。

具体而言，“中国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835—1911），不仅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2）“异族刺激论”

1924年，由内藤湖南主编的《新中国论》正式出版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给予了高度赞扬与肯定（拓展阅读：），还提出了“异族政权给老龄的中国注入了活力”的“异族刺激论”。

在书中，内藤湖南不仅认为，“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靠外族的不断入侵”，“中国民族靠这种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这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恢复活力，是非常幸福的”，还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即“中国守着祖宗留下的财产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是一种暴殄天物的行为”。

考虑到民国“已经到了不依靠外力就无法改变面貌的危险境地”，因此他不仅要求日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还建议政府“可以使用非暴力的经济运动刺激中国，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带去幸福”。

《包身工》一文，讲述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日资纺织厂里包身工的遭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内藤湖南一再号召日本“依靠经济方式”给中国“注入活力”，但这并不代表他“排斥对华动武”（拓展阅读：）。

现实情况是，还专门在书中“特意抚慰”日本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感到气短和自贬”：

“日清战争和北清事变用兵的结果，打开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向着极为和平的方向发展。日俄战争向满洲用兵的结果，不也是使日本的经济力进入该地、使大连港升至中国第二大贸易港了吗？今天的日本人，忘记了本国历史和未来的前进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使用武力的行为，说成了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自贬。”

老照片中的满铁大连总部

3）“象形蚯蚓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

为了强调侵华的正当性，内藤湖南先后炮制出了“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对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进行洗脑和说教

在《新中国论》一书中，他以“象形蚯蚓论”来“抚慰”日本国民：

“日本的国情如中国人比喻，是常山之蛇，打首尾至，打尾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

“中国则与此相反，宛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生活的国度。”

袁世凯

与此同时，他又以“文化中心移动论”来蛊惑中国民众：

“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中国优秀的强国，中国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一言概之，内堂湖南向两国人民灌输的思想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人“宛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日本国民大可放心地将其宰割”，“因为蚯蚓即使被切掉一部分，余下的部分也只是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他希望中国人“尝试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可能出现的日本人君临中国的现象”，“因为亚洲的文化中心，已经移到了比中国优秀的日本。”

1934年4月9日，“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

4）对“排日思潮”的观察与评论

甲午战争结束后，内藤湖南指出，“中国因甲午战争受到大的惩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的亲日风气”。

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被纳入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拓展阅读：）。对此，内藤湖南可谓欣喜若狂。

他不仅一再强调，“日本不仅使满洲在经济上实现了重大进步发展，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还他建议民国政府“对日本拥有的这样的特权，不能予以拒绝。”

日俄战争主题浮世绘之“203高地争夺战”

实际上，他一度建议“中国最好接受日本管理”。1916年6月，他在《中国的政治》一文中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民国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地表示：

“中国政治就像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一样不可自拔，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某种药物注入其血液，助其活动和兴奋。让外国人进入其政治核心，依靠外国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外国人成就的善例为模范，创造改革的根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随后，他笔锋一转，提出了“日本治华”的必要性：

“人们或许认为，日本的政治是模仿西洋的，但那却是个日本政治和社会适应西洋立宪政治的政治过程。中国人要想学好日本的这一政治系统，最好是利用日本人。中国在军事组织、警察组织等事务上，与其模仿遥远的外国，模仿遥远的外国的制度，不如利用近邻日本的制度更有实效。”

巴黎和会后，西园寺公望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巴黎布里斯托尔酒店拍摄的纪念照片

1917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中国。面对愈演愈烈的排日浪潮，他本人大为光火。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境内的排日思潮如此激烈？对此，他给出了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中国人的排日心态，主要是因为“具有妒忌日本进步之卑劣的根性，忘记了以日本为标准进行改革是根本主义，妄图通过靠近美国来排斥日本”。

其次，以驻华总领事为首的很多日本人，“由于风俗习惯不同，对中国人在言语上、行为上不够检点”，最终激起了中国人的不满。

第三，无孔不入的经济活动，不仅“蚕食中国经济，由此使中国经济习惯发生变化”，而且“足以充当破坏中国过去的政治组织、引向新的民众的政治的原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激发“排日运动”。

老照片中的满铁总部大楼

可即便如此，内藤湖南依然坚定支持日本向中国渗透。1921年12月，他在《表现》杂志中发表《中国的国际管理论》一文。

在文中，他以唐朝广纳外国人为官以及晚清任用外国人管理海关“带来的好处”为依据，断言“老朽的中国已无法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并认为“国际管理”已是“自然地成行”：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国防建设除了白白浪费钱财之外毫无意义。因此，在列强的在华利益相互制衡的现实情况下，由外国、特别是日本人管理中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办法。反之，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在今天看来，内藤湖南的论述逻辑用“蛮不讲理”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这种“强盗逻辑”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接受的。

晚年的内藤湖南

对于主要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时期，一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内藤湖南而言，他对中国的态度显然更复杂一些。

一方面，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怀揣着一定的敬畏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中国可谓极尽鄙夷，这与福泽谕吉“一刀切”式的“脱亚入欧”心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拓展阅读：）。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分裂论”、“国际管理论”还是所谓的“日本对华使命论”，里面都夹杂的大量辱华、蔑华以及“支持日本侵华”的因子。

为了让中国人在心理上接受“国家灭亡”的后果，内藤湖南曾在1919年极为坦率并系统地阐述了所谓“亡国不灭种”和“国亡而文化在”的“大道理”：

“纵使中国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中国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中国灭亡，绝非侮辱中国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的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中国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最后想说的是，当知识沦为了政治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这也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