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晓太宰治那句至“丧”名言：“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倘若抛开悲观主义的外壳，将其放置在影视作品中，则会产生另一困惑——生而为“渣”，我真的需要抱歉吗？

这一疑虑产生于笔者上影节的经历。在影院重温《胭脂扣》，本以为影迷们会被片中“哥哥”和“梅姑”凄婉的爱情所感动，谁料一出影院，结伴者竟异口同声道：“海王与渣女的破事儿，怎么就成经典了？”

真没想到，1987年由关锦鹏执导，张国荣、梅艳芳、万梓良、朱宝意等主演的《胭脂扣》也经不起岁月这把“杀猪刀”的切削。

难不成这部荣获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7项大奖的电影，仅仅是为了给“渣男渣女”正名吗？

《胭脂扣》讲的啥？青楼女子如花（梅艳芳 饰）与富家公子十二少（张国荣 饰）情投意合，但因门第悬殊，难以成婚。为此，二人约定吞鸦片殉情。岂料黄泉路上，如花不见十二少，只得重返人间找寻爱人。

倘若到此为止，故事也只是二分之一。本片较为重要的角色，除如花、十二少外，还有现代社会中的新式情侣——报社记者袁永定（万梓良 饰）及其女友楚娟（朱宝意 饰）。由此，《胭脂扣》的情感主旨才较为明朗。

首先，是两种情感价值的不同。

可以将《胭脂扣》看作现代版《牡丹亭》。如花类似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可惜十二少不是柳梦梅，能同甘但不能共苦。在殉情未遂后，十二少宁可苟活人间。袁永定与楚娟也不会为对方去死，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过一天算一天，不至于要弄到殉情的地步。”

如花符合汤显祖所谓的至情观，属于古典才子佳人的理想化爱情。可现实社会强调务实的爱，甚至可以为了生存牺牲浪漫、跌落平庸。记者与女友的关系就属于后者，都是普通百姓，受不了这份浓烈的爱。至于人鬼未了情，更是难以祈求。

其次，是两种情感价值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

沉溺烟柳巷的十二少是不是渣男？他也曾与如花殉情，只是未能坚持。十二少是个被现实打回原形的纨绔子弟。养尊处优时心性乖张，一旦尝遍世间百味，便以退为进。有钱挥霍时，将大把金银全花在小姐身上，一旦被逐出家门，也只能唯唯诺诺起来。

实际上，《胭脂扣》是通过十二少、如花这对男女，反思传统戏曲作品中所宣扬的至情观，并通过人物情感的复杂性，表明现代社会不适合作为痴情、至情的培养皿。

《胭脂扣》把人物关系推向极致后，讲情感的无奈。如花最终穿过门扉，消散在烟云中，暗示其不再苦苦等候那个薄情郎。

就像片中，十二少、袁永定接受不了如花的爱一样，银幕外的一些观众亦很难与《胭脂扣》里十二少、如花这对苦命鸳鸯产生共情。

虽然有句话说“三观跟着五官走”，但现如今观众愈发热衷为“正统三观”保留一片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净土”。只能说，他们错把文艺当作一种现实指南，这一行为跟那些强调《奥特曼》《虹猫蓝兔七侠传》教坏小孩子的说法没什么两样。

非要说渣，张国荣演得最“渣”的银幕形象，是《阿飞正传》里的旭仔。他一会儿跟售票员苏丽珍（张曼玉 饰）不清不楚，一会儿又跟舞女咪咪（刘嘉玲 饰）颠鸾倒凤。

然而王家卫仅仅是想拍一个浪荡公子的情爱历程吗？不！他是想借旭仔糜烂的情感生活，引出其下南洋寻找亲生母亲的故事。正是因为母亲的缺席，致使其在女性间辗转游移。最终那一枪，也不是对“渣男”的报复，而是关乎无脚鸟飞入虚无中的影像表达。

《阿飞正传》

王家卫作品中的角色，多为被情所困的痴男怨女。《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梁朝伟 饰）与苏丽珍（张曼玉 饰），在发现各自的爱人出轨后，彼此也有一段“对倒身份”的调情戏，结果遭遇背叛的两个人坠入爱河。不同的是，他们纵然意乱情迷，终究发乎情止乎礼。

到了《2046》中，梁朝伟则一改往日纯情男人的形象，扮演起一个情场浪子周慕云，游走在由章子怡、王菲、巩俐饰演的女性角色中。但你很难以“渣男”一词来形容他，毕竟结尾的他在金边遇上了同名同姓却不同人的苏丽珍（巩俐 饰），往昔依旧埋藏心底。

所以，影视作品中的“渣”，更多是一种表现手法，以浪漫主义的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带给人们关于情感、社会的象征表达。

《2046》

关于经典电影作品中“三观不正”的诟病，尚且是滞后的，无伤大雅。但在国产电视剧中，这一类道德保守主义则显得尤为突出。就拿去年《三十而已》中的林有有（张月 饰）来说，许幻山（李泽锋 饰）跟她的婚外恋遭遇口诛笔伐。演员张月更是遭到网暴。

一时间，林有有与“小三”一词牢牢绑定。在观众沸反盈天的讨论中，故事前期鲜活立体的顾佳（童瑶 饰）变成了“大婆打小三”的代言人，而林有有除了“小三”标签，几乎没有人物形象可言。

而许幻山的婚外恋背后，包含着其本身的羸弱个性、与妻子顾佳之间的鸿沟、在家庭责任与自身情感之间的摇摆犹疑……这些内容也被观众对于“渣男”的愤怒情绪所掩盖了。

《三十而已》林有有

当下，“渣”成了大众不可触碰的文字之轻。作家金宇澄在《十三邀》中的那番讨论，也被网友晒出来大肆抨击。然而老先生说得也在理：“《安娜·卡列宁娜》里的沃伦斯基，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渣男。（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不能用这么‘低能’（标签化）的词去涵盖它。”

无论是王家卫电影中角色情感的丰富多样性，还是林有有为爱痴狂的偏执，都是构成人物形象的一部分，仅仅以“渣”来定性未免单薄。当下观众口中嗤之以鼻的“渣”，何尝不是人的本性所在。

接受文艺作品中关于“渣”概念的真实呈现，并不意味着要上升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赞成将其落实，而是仅从美学角度，或从影视鉴赏的角度对作品加以审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股在影视作品中肃正价值观的热潮呢？

首先是整个大环境，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不再标榜一种独异性的生活方式，而是更需要在孤独的生活中找到的同类。由此，通过相同观点走到一起的人，往往会形成一种盲从价值以及群体效应。

此外，新时代的平权运动在国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些女性主义者将两性问题无限放大，甚至注入坎普思维（一种华丽、夸张、戏剧化、充满激情的艺术风格）。而这一倾向也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狂潮。

那时的电影界也较为激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都标榜一种政治化的电影。电影成为宣扬某一观念的媒介（尽管不如上世纪的激烈），由此其艺术性被削弱。

戈达尔《小兵》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

其次，观影类型化要求一种简单的、理念化的影像。

近些年，无论国产剧还是国产电影，都在类型上有所突破。但类型叙事的最大问题就是故事易套版化，人物易脸谱化，主旨单一不够多元化，最终导致审美僵化。此类型下的人物性格无需丰富多彩，简单易懂即可。

因此，影视作品中的情感也可能回归到一种单薄的生理刺激，以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同样也是最保险的）。如《你好，李焕英》是一曲唱给母亲的赞歌，母女双穿越大和解，《我的姐姐》则成了女性声讨“重男轻女”的影像檄文。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爱情故事的创作越发如履薄冰，“王子公主的童话幻想”将取代托马斯许给特丽莎的那座布拉格。让观众满意的是圆融的幻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有棱有角的，且带有一丝罗曼蒂克意味的现实。

再次，大众审美中寓教于乐的成分，高于影视作品的艺术鉴赏价值。

的确，影视作品需要有教育意义，但希望道德保守主义者们能给艺术创作以及情感宣泄一片自留地，希望观众们能注意道德观念背后的象征性表达。毕竟，影视作品的意义在于艺术呈现后的宣泄与陶冶。

有时，影视作品更像是一种社会现象学的展示，毕竟艺术家不是教育家，他只能触及时代的痛点，至于价值导向则见仁见智。拿拍出《母亲》《雪国列车》《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来说，其作品中有对贫富差距的深刻呈现，但也并非提出问题后的解决之法。

《寄生虫》地下生活的无奈

道德保守主义最终会将影视引向何处？笔者并不知道。因为，作为艺术的影视作品，终将会在某一时刻被品味相投的人看中，恢复原有的艺术价值。

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因蜡笔小新跳大象舞而弃番的人实属可惜，毕竟该系列也出现过探讨过去、未来的高分剧场版《蜡笔小新：呼风唤雨！猛烈！大人帝国的反击》。小新跟“渣男”一样，都是对人性本真的揭露，有难以启齿之处，但也有可爱的一面。

生而为“渣”，有时是多情浪漫与痴情执念的另一种说法，你我又何必为此感到抱歉呢？

【文/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