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管外交工作26年,一直到他逝世,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能取得如此成绩,也与周总理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与众多国家进行外交时,周总理总是游刃有余,面对西方记者的刁难,他也总是巧妙回复,机智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一次西方记者故意刁难总理:中国有多少厕所。面对这样的问题,总理的巧妙回答,不失风度也充满了智慧。那么,他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周总理引领中国外交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共产党中央机关大队人马开始撤离延安,其中也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一批外事人才。
周总理担心这些人才被打散,于是成立了一个机构,把人才留了下来,以满足胜利之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组员有二十多人,设置了研究、翻译、新闻三个部门。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1949年9月,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正式筹建外交部,在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外交部就职的同时,王炳南还负责筹划了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调部机关的工作班子。
当时,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干部,都非常年轻,十几位司级领导平均年龄不足40岁,最年长的44岁,最年轻的仅仅只有34岁。
在大会上,周恩来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讲话中,周恩来将外交工作的计划、任务、工作方法等都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很快,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外交部的工作进行地如火如荼中。
从1949年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起,一直到1958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都主管外交部,不管是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是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考察等等工作,都有着周总理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手段,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为此,周恩来带领外交人员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路。
面对当时的情况,周恩来决定采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不急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外交方针,反而他特别强调要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来外交之后,还要和印度等中间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建立友好关系。
为了和不同国家建交,并正确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为了解决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并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经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成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不久之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周总理再一次提出了中国的外交方针要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此后,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以他的个人魅力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历时51天的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最终没有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而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的多次发言,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外交家的胸怀和才华,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在此次会议上,周总理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让西方国家更加了解中国,于是他将中国的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成为《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周恩来的举动,让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敬佩不已。就连搞了三十多年外交工作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称赞道:“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在日内瓦,全世界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自信和乐观,以及中国的形象。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的精彩发言再一次受到了全世界代表的称赞,所有人都为他不俗的口才而倾倒。
大会中,29个国家虽然表达了他们和平、独立、团结的愿望,但他们仍然质疑新中国及其政策,甚至攻击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摒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发言,利用会议的间隙另外赶写了一份发言稿。
他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这之后,短短的18分钟发言吸引了会场上的每一个人,当他发言结束,现场的所有人都在为他的发言而欢欣鼓舞。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现出的高超的外交艺术,再一次得到了与会国家的肯定。会议结束不久之后,中国先后和尼泊尔、埃及等十个亚非国家建交。
在周总理长达26年的外交工作中,直到逝世前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也包括美国和日本。在他的努力下,新中国破局,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的支出,后来在亚非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
树立中国新形象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时代经历了从蜜月期到破裂期的转变。
在这之后,我国曾打算缓和两国关系,但被勃列日涅夫拒绝,甚至发生了珍宝岛边界战役。
当时我国与美国、苏联有着尖锐的矛盾,毛主席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现在这种局面。于是,冷战中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和周恩来会晤,双方就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也缓和了两国的关系。
就在此时,尼克松也表现出了愿意和中方接触的意向,也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于是,陈毅等四位元帅受命研究国际局势并提出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问题的建议。
1971年4月,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小球推动大球,出演了乒乓外交一幕,实现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从此,中美关系破冰。
就这样,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也相继公开,一些国家在得知后,40多个国家要在美国和中国建交之前与中国建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势终于迎来了春天。
与此同时,中国也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
周恩来是一个在宏观上有雄才大略的人,也是个在小事上心细如发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做得非常周到,处理问题也都滴水不漏。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有涵养的君子,钱学森等高级知识分子都说过同样的话:他们是通过认识周恩来而认识共产党的。不少外国人也是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的。
比如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发现加拿大外长的车没有到,立即叫来自己的车把他送回去,使得对方感动不已。
后来,这位外长也对周恩来产生了好感,认为周恩来不同于其他中国人。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却在外界一直传诵。
而在外交中,周总理也善于通过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展开外交。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和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之后,全聚德烤鸭店接到了为人民大会堂送烤鸭的任务,出于保密的需要,领导们只告诉他们大会堂有重要宴会,具体为谁服务不知道,要求厨师精选鸭胚,精心烤制,并确保万无一失。
后来,基辛格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晤中国领导人,当时的他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因为福建是大陆和台湾距离最近的省,寓意中美会谈的焦点就是台湾问题。
中美会谈之初,双方都非常谨慎,周总理主要强调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基辛格听后不断反驳周总理的观点。
中午时分,会谈没有丝毫进展,周总理话锋一转:“我们不如先吃,烤鸭就要凉了。”这样也能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午饭准备得非常丰盛,一共有十二道菜,主菜就是北京烤鸭,吃烤鸭的时候,双方的气氛也缓和了许多,周总理还亲自向基辛格介绍了烤鸭的吃法,最后还与基辛格一同喝了茅台酒。
下午会谈继续,基辛格首先发言,继续反驳周总理的观点,反复强调美国不能背弃台湾国民党老朋友,周恩来质问道:“请问,你们怕失去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
周总理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下午六点,暂停会谈,周总理建议晚饭后十点钟再继续。
经过第二天紧张的谈判后,中美双方终于拟定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程,两国会共同发表联合公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按照计划如期访华。周总理在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聪明和智慧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当他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也感慨万千地说道:“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
周总理用烤鸭稳住了基辛格,也用智慧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那次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他卸任后再度来华时,专门来到了全聚德品尝北京烤鸭,美国的新闻报道说道:“登长城,吃烤鸭,品茅台是最美的享受。”
周总理在外交中的口才魅力周恩来的口才名扬四海,他随机应变,言辞犀利,柔中带刚,就连他的谈判对手也为他倾倒。
而周恩来能在记者面前对答如流,就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各种辞格。
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对外方针之后,一位西方记者提出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幽默地回答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十八元八角八分。”
这样的回答,全场鸦雀无声,紧接着周总理解释道: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伍角、贰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十八元八角八分。中国人民银行是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经过周总理的一番解说,在场的听众朋友也都听得热血沸腾,纷纷鼓掌欢呼。
记者在询问周恩来这种关于国家机密的问题,他本来可以不回答,但周总理听出了对方话中的不怀好意,思考过后,巧妙机智地给出了回答。
首先他对记者的提问进行了解答,他对“十八元八角八分”这个数字巧妙地运用了修辞上的借代艺术。在这里,他一边回答了记者的问题,还能保住国家机密,同时还让人感受到了周总理敏捷的思维和出色的口才。
在这之后,周恩来针对记者的言外之意进行了进一步的解答,周总理知道这就是在嘲笑我们新中国的贫穷,认为我国的银行拿不出来钱。
但对于这一点,周恩来自信地强调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实力,既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雄厚的实力,灭了西方记者的威风,还体现了他非凡的气魄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当然,在基辛格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曾对中国不是那么友善,一次他问道:“我发现你们中国人走路都喜欢躬着背,而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挺着胸的,这是为什么?”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友善,但也有敌对的意味。
周恩来笑了笑,调侃着说道:“这个好理解,我们中国在走上坡路,当然是躬着背的;你们美国人在走下坡路,当然是挺着胸的。”
基辛格提出的这个问题,本来就对中国带有偏见,实际是想贬低我们中国人,还要显示他们美国人多么光荣。按照常理来说,很多人都会直接说这是一种偏见。但周恩来的回答却出乎了基辛格的意料,他巧妙地回答让基辛格很是吃惊。
周恩来的之所以会这样精彩,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运用了双方的手段。他不仅正面解释了走上坡路的字面意思,还自然的说出美国人挺胸是在走下坡路,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意思,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美国人的生活正在退步。
周恩来的回答一语双关,一句简单的话不仅回答了基辛格的不怀好意,还回击了对方,给对方一种吃瘪的感觉。
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周恩来的回答顿时引起了在场的震动,他回答说有,紧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说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回答,周恩来共用了八个字,短短的几个字却赢得了全场听众的掌声。
周恩来欲扬先抑的举动,不仅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也用事实告诉西方记者,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分割的一部分。
后来,还有一次在记者会上,以为西方记者不怀好意地询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
这是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西方记者就是在故意为难总理,但一个总理怎么能知道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如果不回答就会显得有失风度,但要想回答得不失风度不失分寸,确实是一个难题。周恩来脱口而出,有两个厕所。
记者好奇询问,中国人口密度大,怎么可能只有这些。没想到周总理接下来的解释,却让所有人的心服口服:
“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难道贵国还有第三类厕所吗?”
西方记者无言以对,但也不好说什么。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周总理陪同他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当他们踏上桥面时,尼克松突然询问周总理:“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周恩来立即回答说,每天有五个人经过。
尼克松听后不解地询问:“怎么只有五个人经过呢。”周恩来笑着解释道:“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不外是工农商学兵,不正好是五个人吗?”
尼克松原本想用这个问题难倒周恩来,而周总理用一种答非所问来巧妙回答,充满了戏剧性。
巧妙地闪避、妙用辞格都是周恩来在外交中惯用的口才艺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他的智慧,和高超的语言艺术,从中还能回击对方,维护国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