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首推商鞅，其次吴起，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位变法牛人，他就是李悝。
李悝之所以不如商鞅出名，在于大秦的一统，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强，但大秦的统一更在于明君辈出，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圣主明君几乎没有断档过，从这一点上来说，商鞅有点沾了秦国的光。
而李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魏文侯之后的武侯、惠王、襄王、昭王，虽然不能说一泻千里，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李悝变法在延续性上就远远不如商鞅变法了。
但是，在变法的内容以及成就上，前者并不次于后者。
李悝变法有三个开创：
其一，废除了存在上千年的井田制，将土地统一分配给农民，并鼓励自由开荒。在此之前，土地国有，农民在公田上劳作，都是无偿的，而荒地更是不允许私自开垦。
其二，实行“平籴法”。平籴法相当于我们熟知的“常平仓”，在丰年，政府按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防止粮价暴跌。荒年，国家按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取有余以补不足”。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谷贵扰民，谷贱伤民”的难题。
这两项政策，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魏国粮食产量得到极大幅度的提升，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总结说：“魏用李克（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李悝的这项新农业政策甚至一直翻版到了今天，你说牛不牛？不过还有更牛的。
其三，编纂了《法经》，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了系统的法律体系。
在李悝之前不是没有法，比如《礼经》就是法，但是，这些法要么是以道德标准、礼制规范来代替，要么就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统，几乎没有几个官吏能搞清楚明白，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悝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
后来，李悝的学生商鞅（此时应该叫卫鞅），将《法经》带到了秦国，进一步补充完善成为《秦律》，一直实行到秦国统一、灭亡，汉承秦制，刘邦建汉后又承继《秦律》编成《汉律》……
其后几千年的封建法制，都是在李悝奠定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完善的，所以世人都尊称李悝为法家始祖。
李悝既然是依法治国，法治精神应该在他脑中根深蒂固才对，然而史料中却记载了他以射箭射的准为判案依据的事例，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年，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他出任上地郡守说起。
李悝，又名李克，公元前455年出生，濮阳人，师从儒家学者曾申（儒家先贤曾参次子）。
前407年，魏国攻取中山后，上大夫翟璜举荐李悝出任“中山特区”（中山是一块飞地，隔着赵国）的行政长官，几年后又迁任地处河西的上地郡守。
古代的地方长官，大到农商军事，小到鸡毛蒜皮，什么都要管，李悝自然也不例外，他一上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偏偏每天还要接好几个诉状。
这也难怪，整个河西地区只有李悝这一个法官，不找他找谁？
李悝刚开始或许还能理清事实，公正判决，后来就烦了，事情多如牛毛，不能让这些琐事拴住手脚。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于一些无关痛痒的案子，或者毫无头绪可寻的陈年积案，不管谁告谁，只比射箭，谁射得准就判谁赢。
哪有这样判案子的？但要说李悝是非不分、玩忽职守，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李悝的办法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考虑到上地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一种改革创新。
人性是复杂的，既有本善，亦有本恶。环境是复杂的，既有清明，亦有污浊。诉求是复杂的，既有贪婪，亦有淡泊。
所谓社会，就是复杂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满足复杂的诉求，在一起玩游戏。其中公平是最重要的，而要想公平，只有通过制定游戏规则，然后保证每个人能够遵守，至于是否合理反而并不是太关键。
一位大人物就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法的核心就是公平，游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众目睽睽之下比赛射箭，这事儿很难走后门、玩猫腻。
保证了公平，那么就是愿赌服输，当事人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是能够坦然接受的，这对于解决一些难以厘清事实的案件相当有效。
除此之外，李悝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上地属于河西，河西是魏国对抗秦国的前线。虽然此时的秦国还不算强大，但偶尔偷袭一下魏国也是家常便饭，所以河西地区的军事任务比较繁忙。
通过比赛射箭来判断是非曲直，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但另一方面却能引导民众苦练射箭技术，提高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性的创新做法，非但没有受到民众的责难，引起上地的混乱，还赢得了一片赞誉，魏文侯在听说了他的事迹以后，很快就把他召回了京城，并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地方长官一跃成为一国总理（宰相），主持变法。
魏文侯之所以赏识李悝，越级提拔，除了源自他在担任上地郡守期间的不同凡响以外，还在于魏国当时的处境。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是地理位置最差的，魏家占据的地盘，被赵、韩两家夹在中间，西面是强秦，东面是强齐，南面还有楚国，相当于被六大国“画地为牢”。另外，在内部经济上，魏国本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又不如赵国。而三家分晋之后，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动不动就开始动刀子灭国。
生于忧患，笨鸟先飞，魏国要想在战国中立足，只有变法图强一条路。
而对于当时的魏文侯魏斯来说，更加迫切，因为他是当过老大的人。
在三家分晋之前，确切的说是周威烈王下达诸侯任命诏书之前，魏家已经位列三家之首，掌晋国大权，因此分晋后，魏斯一直自诩为晋国的正统承继者。现在自己与韩、赵平级，自然心里不舒服，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魏斯始终抱着“一统三晋”的大志，希望将来有一天，魏国可以完全取代晋国，成为北方强国。
所以在发现李悝这个创新人才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越级提拔，上马“新项目”了。
而他无疑是选对了。
李悝变法后没有几年，魏国的国力就上升到三晋第一，赵韩唯魏马首是瞻，魏国一举夺得河西之地，将秦国牢牢压制在洛水以西；又联合赵韩出击楚国，楚被连续击败，中原土地连丧，魏国占领了大梁和襄陵，彻底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武侯时期，魏国的武力达到了鼎盛，它不仅能两线作战，同时攻打郑与秦，而且还能大败之。武侯3年，魏败郑于酸枣，破秦于注城；武侯5年，联合韩、赵大败楚军于大梁，轻取襄陵，差点亡楚；武侯7年，阴晋之战吴起大败秦军，势如破竹攻入关中，横扫河西；武侯9年，吴起再次大败秦军于武下，若非武侯听信公叔痤谗言，导致吴起投楚，咸阳怕是都要沦陷。
战国初期，七国中最强的就是魏和齐，有些史家就将战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魏齐争霸，第二阶段是齐秦争霸，第三阶段是赵抗强秦。
可惜武侯继位以后，改变了文侯时期的对外策略，将联合三晋的力量先解决秦、齐、楚的威胁，变为先统一三晋，结果三晋军事同盟瓦解，魏赵连年开战，魏武侯又毫无章法的四处乱撞，四面树敌，促使其他诸侯国更多的联合起来对付魏国。
到了武侯末年，魏国因为李悝变法获得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再，导致秦国趁势而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