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三里屯酒吧街限期腾退的最后一天。那天下午，很多人前去打卡留念。对于不少人来说，三里屯几乎就是北京繁华夜生活的代名词，而酒吧街则见证了三里屯商业生态三十年来的变化。

我极少去三里屯酒吧街喝酒，有限的几次都是早年看演出。2006年7月初，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新专辑《我们的世界》发布会在三里屯一间叫“男孩女孩”的酒吧举行。那是麦田守望者的第三张专辑，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六年。发布会上几支年轻的乐队轮番上台，翻唱了麦田守望者的歌曲作为致敬，只记得有支乐队叫“波澜童话”。

最后麦田守望者上场演了几首新专辑里的歌，主唱萧玮因为踢球时脚骨折了，脚上穿着保护套，坐在高脚凳上演唱。作为麦田守望者全部三张专辑的制作人，张亚东那天演出时吹口风琴伴奏。老牌女子乐队“眼镜蛇”的主脑肖楠，也在台上拉手风琴。

同年12月初，还是在男孩女孩酒吧，萧玮举办了名为“这周六的下午”生日会。查可欣作为嘉宾，翻唱了Radiohead的《Creep》。那天下午有个来自辽宁盘锦或者是锦州的高三男孩，上台演唱了麦田守望者的《绿野仙踪》或者《无题》，萧玮给他伴奏。男孩是麦田守望者的铁杆乐迷，那天上午才从辽宁坐火车来北京，参加完生日会晚上还要赶火车回去。记得那个男孩说想考北京的大学，为的是看演出更方便。为了看演出和音乐节来北京念大学，很朴实的愿望，也是那个年代很多滚青的梦想。

一年之后的秋天，我去朝阳公园的北京流行音乐节看Nine Inch Nails，又碰上了这个辽宁男孩。我和他打了个招呼，问他大学考到哪了。他如愿考到北京，矿大或者地大，记不清了。我问他学什么，他说，学数学，特惨，别提了。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叫他“老乐”就行。他问我怎么称呼，我一时语塞，竟不知怎么回答。如果他先问我，我会告他叫我“大乐”。可是在比我年轻的“老乐”面前，我这个“大”倒是有点别扭，反而成了小字辈。顺便提一句，麦田守望者的贝斯董瑞峥也化名叫“大乐”。我把真实姓名告诉了他，我们互留了手机号，他说常联系以后约着看演出。而后我们没再联系过，也再没碰见过。

最后一次在三里屯喝酒，应该是2012年初。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同事在什刹海滑完冰后，到三里屯脏街喝了几杯。在我的劝诱下，一个内蒙的同事战战兢兢地人生第一次走进酒吧。

脏街，指的是三里屯派出所东侧南北走向的小巷。比起酒吧街，脏街更嘈杂混乱，更接“地气”。三里屯的脏街，有点像加德满都的泰米尔街区和胡志明的范五老街，穷街陋巷中充满活力和生机。但这样的活力和生机，显然与官方钦定的“欣欣向荣”不符。

2017年，经过多方面和合谋，三里屯脏街洗心革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酒精与荷尔蒙的交织的街巷成为了历史，崭新的“三里屯西街”以岁月静好姿态亮相。

前几天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酒吧街即将启动建筑物隐患消除工程，未来将继续保留酒吧街品牌。这个“保留”说得有些微妙，有点像是“保护性拆除”的翻版。未来的三里屯酒吧街，是否会变成一种空洞的符号和标签只留给旧人凭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