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常说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便是1935年初红1、4方面军川西会师的那段时间，部队内部就未来的发展问题产生了分歧，红色阵营差点一分为二。跟毛主席唱对角戏的正是张国焘，他是中共的元老，最终却走向了一条歧路。

张国焘之所以跟党中央搞对抗，主要原因是拥兵自重。当时4方面军有精锐8万，兵强马壮，而1方面军不到4万，而且刚刚经历了诸多大战，属于疲惫之师，军心不稳，士气也比较低落。张国焘认为，谁的拳头大，就应该听谁的，因此才生出了歪心思。1934年，红军反“围剿”失利之后，被迫离开经营已久的根据地，西进川贵。

张国焘也率军由陕南入川，要与1方面军会合。途中，他突然开始搞小动作，公然发电报给党中央，要求安排4方面军的干部当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4方面军会师后，毛主席、周总理先后出面劝他要顾全大局，以革命为先。但张国焘铁了心要走歧路，拒绝和中央一起北上，坚决要南下。后来，共产国际传来指示，要求张国焘遵从中共中央的安排，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选择低头，率军北上陕甘宁。

毛主席对于张国焘还是比较宽容的，推举他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张因此大受感动，主动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检讨，承认了错误，请求组织谅解。然而，王明回国后，形势又陡然变得紧张起来，王对张大加指责，并且不断抨击、批评4方面军。这让张国焘很是畏惧，他担心自己会被处决，为了保命，他生出了叛逃的心思。

1938年，他代表我方与国府的蒋鼎文共同祭拜黄帝陵，祭拜完毕之后，按照原计划，他应该原路返回延安，但他却谎称自己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公干，堂而皇之坐上蒋鼎文的车去了西安，住进了西京宾馆。当天晚上，他对自己的警卫员何福圣表明了心迹。何福圣听说张要叛逃，震惊不已，一下子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何福圣跟了张国焘6年时间，张舍不得他，想带着他一起走。但何福圣坚决拒绝，他是一名革命战士，一位中共党员，他绝对不会干出对不起党的事。张国焘倒是没有逼迫他，大方放他回延安了。张国焘奔赴武汉后不久，便写信到延安，让张海将自己的行李送到鄂地。张海是他的另外一位警卫员，也深得他的信任，他此举明显是想要招揽张海。

张海自然不可能再与张国焘有任何的瓜葛，拒绝执行这趟任务。张国焘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他只得无能狂怒，责怪毛主席将部队管的太严，导致自己连一个人也带不出来。此事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土地革命初期，当时人民武装的构成比较纷杂，其中既有工农群体，也有旧时的国民党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意志不够坚定，遇到一丁点困难就要开小差，甚至出现了背叛、侵扰百姓等现象。

毛主席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党支部架构在连一级单位上，增强党对于枪杆子的掌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革除官兵们的旧思想、旧习气，打造一支全新的、军纪严明的现代化新军。在这一政策的加持下，每一位战士都拥有坚定的信仰，对党绝对忠诚，因此张国焘才带不走警卫员，只能孤身狼狈投敌。

张国焘投敌之初很受重视，国民党情报机构对他大力扶持，希望他能说动更多的共产党人投靠国府。张国焘倒也卖力，开足了马力做反动派的马前卒，结果却收效甚微，所有的工作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让反动派很是气愤，对张意见很大，最后慢慢对他失去了耐心，将他当做一个小丑对待。1948年底，他去了台湾，结果处处遭受排挤，全无立足之地，他又被迫又转往香港生活，1968年，他去加拿大定居，1979年在众叛亲离中凄凉离世。

客观来说，张国焘对于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人民武装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也是有错误的，他曾经执行过“左”的整肃，迫害了很多优秀的军政干部。后来他又要搞分裂，差点将红色革命推入到深渊之中。晚年的他生活的不如意，冥冥之中也算是一种正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