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有一位名叫何长工的同志很受器重，不少急难险重的任务都是交给他处理的，而且无论他承担怎么样的任务或者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他都不讲条件、不计较高低。

按照战争时期的资历来算，他在1955年明明是可以评选为上将军衔的，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是成为了“无衔将军”；至于人生后半期的境遇，或许在长征时期北上与南下时就已成定局。

嫡系中的嫡系

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革命就不断走向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同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后，部队终于迎来了新的转机，相较于国民党数万大军接二连三的搜捕、“围剿”，希望依然渺茫。

好在毛主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也是革命的最后希望。

光有口号和方向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毛主席想到了正在南粤活动的南昌起义部队给找回来，如此一来革命的力量也能迅速扩大。

这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究竟该派谁去执行？

向来果断的毛主席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连抽了好几根烟，脑海中终于有了答案：何长工。

何长工本身就是湖南人，他曾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洞庭湖西区建立过党团组织、搞过农民运动，还亲自创办了新华中学，后来被湖南军阀许克祥重金悬赏捉拿，跟着毛主席走上了秋收起义的道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何长工都是一位有勇有谋且值得相信的好同志，派他执行这一任务也是必然之举。

何长工踏上寻找朱德的道路后，首先要面临的威胁就是如何躲避敌人的搜查。

为了能瞒过敌人的眼睛，他化装为贩卖山猪的山民，身着破烂衣裳、脚穿草鞋、满腿泥泞，肩膀上的小竹篮中还有好几只猪娃子，路上他也确实遇到了不少盘查，好在都糊弄过去了。

可更重要的问题摆在眼前：朱德究竟在何方？

当时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獗，他们四处抓人杀人，刺耳的警铃声四处响起，很多交通要道的城墙上都贴着通缉令。

那一路上，何长工也亲眼看到很多革命者的遗体，在如此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寻找起义部队的下落难如登天，但他知道，这是毛主席日思夜想的事情，关乎革命的成败。

搭上火车抵达韶山后，何长工终于有了眉目，但他不清楚朱德已经改了名字。

几天的舟车劳顿让他没来得及好好休息，于是他就找了个澡堂洗澡，碰巧遇到了几位军官；澡堂内雾气熏天，谁也看不见谁，何长工只是隐约听到对方说：王锴的部队已经到了犁铺头，听说此人就叫朱德。

这个无意间得来的消息令他心中一震，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犁铺头距离韶山大约40里地，一路上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为了躲避盘查，这次他装成华侨大户，走路时都给人一种“老子上面有人”的感觉，一路上果然避免了很多麻烦。

抵达朱德的防区后，战士们也不知道这个何长工究竟是什么人，可他口口声声要见朱德，大家只好在通报后将他的眼睛蒙起，送到朱德的司令部内。

在黑布被摘下的瞬间，何长工已经激动地不能自已：“我是毛委员派来找你们队伍的！”

详细沟通后，朱德也判断何长工何长工相信，听闻井冈山的具体情况后，朱德也松了一口气：“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个落脚的地方，你赶快回井冈山告诉毛委员，我们要把队伍拉大，把根据地给搞起来，我负责转答陈毅和贺龙。”

在秘密交通员的帮助下，何长工又奔波数日返回井冈山，毛主席早已在这里等他了。

还没等何长工说话，毛主席便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说：“欢迎你凯旋。”

经过这件事后，何长工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已经落定了，毛主席还经常夸赞何长工是文武双全的全才，后来的长征之路上，何长工则再度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也下了血本，不仅自己派出大规模的中央军，还同样联络各地军阀共同策应，其中就包括陈济棠。

陈济棠早在1928年就担任了粤军第四军军长，在一级陆军上将的军阶中，他已能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种级别的军阀平起平坐，所以他不完全听从蒋介石的安排是必然的。

可对于红军而言，1933年开始的硬仗中敌人数量高达百万之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内部还有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压根不了解中国国情。

为了能够保存实力， 陈济棠也同样想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于是就通过红九军团罗炳辉的弟弟帮忙和谈，在陈济棠寄来的密函中，提到了何长工作为总代表进行密谈。

周总理与朱德总司令都十分重视与陈济棠的谈判结果，1934年5月，何长工被确定为谈判代表。

由于局势的复杂性，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

一次险些改变历史的抉择错误

在何长工的努力下，双方也最终达成了5项协议，有一条就是：若红军有军事行动提前告知，陈部将后撤20里地，让红军快速通过，红军可以借道，但不能深入广东腹地。

待到他赶回后，周总理也是喜笑颜开：“这次谈判很好，对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此次何长工又站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有了这次谈判，中央才终于确定了长征开始的时间和行动方向。

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当他侦测到红军主力有了突围迹象后，更是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红军开往湘西的道路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在他的构想中，这4道防线足以彻底将红军一网打尽。

好在陈济棠确实按照相关协议内容让出了一条20里的通道，并向自己的部队下达了“对方不开枪我也不还手”的命令，使得红军快速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的突破使得蒋介石十分意外，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好赶忙让湘军的何键、陈济棠共同追击。

战场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道防线被突破后，蒋介石的计划也一次次落空，他也渐渐发现陈济棠“拥兵自重”的想法，给他发去了一份责电，陈济棠知道按照蒋介石的性格必然要秋后算账，于是命令部队一路尾追入湘。

按照陈济棠当时的兵力配备，若是他真的不遗余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红军受到的伤亡必然更大。

可以说，这件事的背后离不开何长工的重要贡献。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摆在毛主席眼前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明确发展方向。

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会问今天要不要煮米，而是先要问问今天朝哪个方向走。

这个故事只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使是炊事员，都明白方向比吃什么更加重要。

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他们原本就在四川通南巴地区，相比于中央红军的长途跋涉，红四方面军打得硬仗并不算多，看起来还比较端正，甚至战士们的背篓里还有腊肉、香肠等物资。

杨尚昆看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不同都开玩笑说：“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在毛主席的判断中，川陕甘根据地更为辽阔，且交通方便，再加上国民党在此地的统治薄弱，且更接近抗日斗争的华北前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该北上建立根据地，推动抗日救亡。

可红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认为应该南下，要么去川康边地区，要么直接打下成都。

意见不同只能开会解决，两河口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陈述南下弊端，并提出了向北发展得到一致通过。

结果到了该走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却并没有什么行动，直接导致了松潘战役计划被耽误，红军只好通过草地北上；8月4日到6日的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度重申北上战略方针，并提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节骨眼上，中央红军不能再等了，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3军先行北上，并指出“ 南下是绝路”。

此后，已经北上的红军组成了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抵达陕北结束了长征；而南下的部队最终也用流血和牺牲证明了南下是行不通的。

在如何劝说南下的过程中，以及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主席来说都是极为艰难的，可以说是“至暗时刻”。

而那段时期，何长工竟然南下了。

在1937年3月，何长工谈到了那段岁月，他也道明了缘由：“我是被逼迫南下的。”

他在抵达延安后，毛主席曾找他谈论过两个下午，双方聊了很多，毛主席的话也让何长工印象深刻，他说：“不南下，他们会把你杀掉的，那不是你的主观愿望。”

了解干部的内心想法、正确引导等等方式，也让何长工认识到了很多。

此后，何长工还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等职务，在东北局中，他还担任过军工部长。

何长工担此重任是有原因的：其一是他懂技术；其二是他过去在法国就是学机械的；其三是他红军时期就表现出了一股冲劲。

他果然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通过一系列举措健全了组织体系，并且在辽沈战役前夕生产了1200门火炮和120万发炮弹，有效支援了解放战场，这同样是他的巨大贡献。

为了分配、运送物资，那段时间何长工一直没日没夜忙碌，炮火怒吼的背后，就有东北军工部门的汗水，这些物资不仅满足了东北战场，更是支援了全国。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样担任过党政军的高级领导职务，由于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离开军队到中央或地方工作，并没有参加评衔，因此也被后人称为“无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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