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仁/口述 那顺保/整理
孟德仁（左）
（一）
1939年冬，冯志刚带领部队过嫩江来到了我们小库木尔屯。部队一进屯，冯志刚先找到我家，并向我父亲和我介绍认识了王钧、王万俊等抗联同志。他们来不及休息便说，屯子里一下来了这么多背枪的人，得马上开一个大会，向群众宣传一下我们的来意，我们马上通知了全屯人。部队在屯里打开红旗，屯里人陆续聚拢在红旗下，召开了群众大会。王钧讲话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的，我们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不管达斡尔人、汉人都是一样受苦的，打倒日本鬼子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全屯男女老少幼几百人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话。会散后，部队分到各家吃饭、喂马。一进到各家，战士们又是打水，又是劈柴，打扫院套为各家劳动。大家一看确实不象乱七八糟的军队，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还从来没见过，因此，各家都拿出最好吃的招待了大家。
冯志刚、王钧、王万俊等同志，都在我家吃饭，指挥部就设在我家。一进屋，我奶奶给老冯他们让座，请他们抽烟，又端来酸牛奶请大家喝。吃饭的时候，端上野猪肉和小米饭请大家吃，他们吃得都很香。饭后，冯志刚对我父亲说，孟大爷，德仁弟和我们岁数差不多。你老人家对我们这么热情，让德仁弟和王钧、王万俊拜个弟兄吧，我父亲很同意。用达斡尔族的习惯，我父亲倒上酒，我奶奶点上香，我们三个先后举杯敬了天和神，又敬了长辈。当时王钧二十六岁排老大;王万俊二十二岁，排老二;我十八岁，排老三。王钧和王万俊说，为打日本兵，我们生死与共。我说，谁要是有坏心眼谁就被枪子儿打死。就这样，我们结为生死弟兄。
指挥部在库木尔休整了两天，一天夜里向南出发了，我随队出发当向导，从此，我成为抗联的一名成员。当时还有我叔叔孟寿海和一名叫沃色特克的鄂温克族，两人送部队南下。他俩把部队送到乌尔科屯后就连夜返回了。以后部队又到了冯家围子和王家炉屯，这里群众很热情，我很快筹集到了十多匹骑马，过诺敏河时，有几匹不肯过江，只有几匹带过了江，其余只好在江边放掉，让它们自己返回屯去。
离开王家炉屯后，部队继续西进，1939年12月末来到了格尼河东的太平桥，一到太平桥，部队就把警察所包围并缴了械，正当对警察进行训话的时候，从屯外骑马跑过来一位达斡尔姑娘她的名字叫德梅，我的一个姐姐，是西路拟屯人(现莫旗阿尔拉镇),她告诉我们，西南方向来了一队警察。部队闻讯后迅速撤到屯东的山坡上，占领制高点。德梅也立即骑上马返回了屯子。前来的警察队有二百多人，全部骑着马。冯志刚和王钧了解到警察队有少数民族，为了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便于部队今后活动，不使少数民族发生反感，决定先进行政治攻势。但警察队还是先开了枪，做前沿宣传喊话的祁副官壮烈牺牲。仗打起来了，冯志刚、王钧仍交代战士们不准打人，只准打马，并用机枪压制对方火力，然后冯、王亲自率领马队从两侧发起冲锋，把警察包围并缴了械。然后冯志刚、王钧给他们讲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留下枪支、弹药、马匹
把人全部放了。通过这一仗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真佩服他们的度量，也进一步看到了抗联为国为民的精神。
腊月的一天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中游的五马架子屯。天快黑时进的屯，冯、王召集群众开大会，我们正烧火做饭，岗哨来报告说来了大队日本鬼子。部队赶紧集合，带上捞出半熟米饭撤到后面的山上，还没上到山顶，日本鬼子就撵上来了，我们撤到远一点的地方吃了饭，宿了营。第二天部队往西南方向运动，因不知敌人兵力和动向，先派出尖兵探路。当行到三岔河附近的密炭窝棚时，天已傍晚。我们从一座山上往下看时，远处有玻璃返射的亮光。冯志刚说前面可能有人家吧，我说在这深山老林里那有玻璃，肯定是日本鬼子的汽车玻璃。但冯志刚为了掌握真实情况，带领一个战士前去察看。刚上到山顶，和日本鬼子遭遇了。冯志刚和一个战士边打边撤，但由于敌人多，火力猛，我们没营救成。冯志刚壮烈牺牲了，全体战士都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出来，打枪时准星也看不见了。这次遭遇战，打的很艰苦，我们骑的马也被打死了不少，当时王钧考虑到敌人数倍于我，久战不利，便又撤到查勒巴奇山坡(阿荣旗境内)过了一宿。这时候，我捎信让家里送马和米。第二天，在王钧带领下，我们又返回冯志刚牺牲的战场，没有找到遗体。据老百姓说，被日本鬼子用汽车拉走了。部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一连打了许多仗，最后向西冲到博克图、巴林一带才将敌人甩掉。
在部队西进的途中，我叔叔孟松海(现正在莫旗西瓦尔图乡)、孟寿海(已去逝，其子莫德尔图现在盟公署工作)及时的为部队送去了五匹马和三袋子小米。在三河战斗，马匹减少很多，在深山老林中行军打仗没有马匹，是非常困难的，这五匹马为以后行军打仗起了不少作用。部队转到博克图、巴林一带后，王钧派我下山了解情况。因我通晓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语，本身又是达斡尔族猎民，我穿上平时打猎的装束，一边探听敌人的动向，一边为部队购买马匹、粮食等物资。为了使部队及时掌握敌情，我探听到情况后，马上返回，因此多半是日夜兼程的。
经我侦察了解，这一带有很多日本人经营的木作柜房，也叫协和公司，我把情况汇报后，王钧决定攻打几处柜房。这样，我们接连攻下了巴林、博克图、穷棒子沟、卧牛河等十多处柜房。消灭了不少敌人，得了很多的给养和现金。
从这一带，部队又转战到阿荣旗西北边的山里，一个叫野猪窝棚的地方休整。到了1940年3月份左右，王钧决定率领部队返回江东，向军部汇报情况，听候下一步指示。临行前，王钧对我说:“三弟，你留在家乡，一方面照顾年迈的双亲，一方面继续摸清各地敌人的情况。部队剩余物资要保管好，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有什么情况可到讷河找北龙地委方明玉联系”。把一些物资安置完后，我把快枪换成猎枪，取近道向家乡返回。
王明贵
（二）
1940年9月份，抗日联军再次进入呼伦贝尔，是由王明贵、高政委、王钧带队来的。我闻讯后立即从查勒巴奇出发找到了部队，见面后，我们互相问候都很高兴。我向领导们汇报了这几个月的情况，当汇报到现在鄂伦春部落中建立了联络网和落脚点时，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同时对我有家不能回表示慰问。
当部队来到阿荣旗境内鸡冠山时，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出动了飞机轮番轰炸，加上大炮，重机枪射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天黑时部队才撤出战场,转到五马架。日本鬼子也随后追到五马架，在这又打了一战，这两战，我们打死日军的一个军官和很多日本兵。我方高政委等为掩护部队转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日军这次的企图是想拖部队准备全歼。王钧等看出这一阴谋,决定撤出战场向巴林,绰尔河等敌人兵力弱的地方前进。在前进的途中，又与围追堵截的日本军打了几仗。边打边走，翻过去兴安岭，来到鄂温克旗境内。当时王钧说往南打，有可能的话打通与中央的联系。部队一直前进到伊敏河源。由于白俄和蒙古骑兵的尾随干扰，无奈又从绰尔河源返回。途中白俄和蒙古骑兵尾随不放。部队决定反击。一天夜里，我们偷袭了他们的宿营地，打得他们晕头转向。袭击之后部队连夜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大西尼气后，我们扎营做饭，准备休息一下，岗哨发现他们又尾随上来了，我们主动出击，趁他们立脚未稳就给了沉重地打击。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我们上马继续前进，到了阿荣旗境的阿塔山坡才将他们甩掉。在这里部队休整后，部队顺边壕行军从休日托尔苏过嫩江回到了江东。我送走了部队，从登特科屯处骑马浮游过江。刚过江就遇上了警察瓦克山，他把我带到家,问我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送抗联去了，我看隐瞒不住了，便直说我是送抗联去了，你是警察把我抓起来吧。他却说，你不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我怕你在外边走，被别的警察抓到就没命了。现在正悬赏要抓你呢。在我这住几天，等外面平静了你再走。我在他家住了几天，给他打了几只狍子。他告诉我。以后在这碰到什么麻烦要找他帮忙，千万不要乱撞。一天夜里,我骑上马离开他家，顺原路经哈又密(三股道)、乌尔科回到阿荣旗拉帕提家。
部队这次回江东前，王明贵、王钧仍叫我留下，继续广泛地建立落脚点，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在这段时间里，经拉帕提、霍毛、涂瑞川等，又认识了鄂伦春头人盖山(已去逝)。白天我穿行于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搜集敌人的情况，夜晚，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我先后去了博克图东沟等地了解敌情。这段的侦察工作，为后来部队攻打日本人经营的二十六号和七十四号木作框房打下了基础，
王钧
(三)
1941年冬，在阿荣旗境查勒巴奇，我听说部队已到了巴彦旗境(现莫旗境)，我兴奋的一夜未睡好。第二天，我骑马去迎接部队，在阿塔山坡找到部队。部队从此出发到了博克图附近。一次部队派出几个战士到附近侦察，在一处炭密棚由于说购买子弹而暴露了目标，到了第二天这些战士也没有归队，我们估计肯定出了事。部队马上集合前去接应。战士们刚一上到炭窑棚附近的南山坡，就与日本兵和伪警察碰上了。我操起机关枪就打，一梭子弹没打完，机枪的撞针断了，我又操起身边的“三八枪”连连向敌人射击，打倒了不少敌人。部队在王钧带领下，发起了冲锋，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我也冲上前去抢敌人的一挺机关枪。不料，旁边被击昏的敌兵突然向我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我膝下，骨头也受了伤。这一次战斗，我们又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马匹。
这场战斗之后，部队继续前进，到了博克图一带，王钧派我前去侦察。由于前次我到这一带侦察过，这次我很快了解到二十六号柜房日军兵力不多,各种物资又很丰富，就连夜返回，带部队前往二十六号，经过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很快占领了二十六号。我们俘虏了全部日军和警察,又缴获了很多米面和服装，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打下二十六号，部队出发向北到了免渡河的老头山，这儿离七十四号(即扎顿河)十来里的地方。我们截住一个拉拌子的汉人，了解这里敌人兵力情况，当时王钧决定攻打，部队便连夜前往袭击，没有任何伤亡，我们打下了七十四号木作拒房，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和很多物资。这里有很多劳工，他们大部加入了部队，我们未作停留便起程行军。当我们来到诺敏河畔的额勒格地方时，日本鬼子随后追击到这里。此时正是夜里，我们在夜里和日军又打了一仗之后，部队渡过诺敏河、甘河来到多布库尔，在这里遇见了鄂伦春族的占柱梅。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部队，并为部队送了套裤、齐卡密(狍爪子做的靴子)等。部队在这休息一段时间后，来到呼玛境内。
部队到呼玛后，根据部队的决定，我单枪匹马返回了阿荣旗。当时，我坚决要求留在部队，王明贵、王钧找我谈了话。王钧说，支队党委决定定让你返回阿荣旗、莫旗一带做地下工作。你回去后，继续建立巩固联系点，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这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什么时候，部队还要打回来，那时候你就知道叫你回去的意义了。我们举杯挥泪告别，战士们依依不舍送了我一段路程。
（四）
解放后，我一直打听抗联同志的消息，王钧等同志也一直寻找我的下落。1963年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分别二十多年后，我和王钧见面了，见面时我们都流出了激动的眼泪。王钧来到乌尔其汗我的家，我们在一起回忆战斗的岁月，缅怀冯志刚、高禹民、王万俊等先烈。王钧说，当时如果没有你给我们带路当向导，抗联三进呼伦贝尔地区就要负出更大的代价。我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民族的支持和抗联战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如果没有达斡尔族的孟松海、孟寿海、敖巨阳、敖福延，鄂温克族的沃色特克、鄂伦春族拉帕提、占柱梅、涂瑞川、霍毛等人帮助，我一个人为抗联是带不好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