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瑞/文
一、日寇欺人太甚，忍无可忍
“九一八”事变前后天津（当时河北省政府所在地）附近一直是东北军五十一军驻防。天津既有日本租界，又有日本驻屯军，虽然人数不多，却能依仗日本军国主义的威势，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使天津局势益趋复杂。1931年到1935年，他们不断利用日本浪人，勾结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进行滋扰破坏。其中较大的一次所谓天津事变，被天津市保安部队镇压下去。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通过它的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负责镇压事变的官员。结果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于学忠不得不劝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辞职了事。
天津日本驻军屡次使用便衣队均未得逞，不得不改变方式，对于学忠采取暗杀手段，以图清除障碍。一次是买通于的厨师艾某在食品中放毒药。由于艾向于报告并将毒药呈上，经用动物试验证明确有剧毒，阴谋未成。一次是收买于的随从李副官（忘其名）伺机行刺。李在行凶前神态失常，屡次在于的室外往返逡巡，被值班排长唐辉三发觉，向于报告。在于亲自问讯下，李承认不讳，被处决，日寇的阴谋再次失败。
1933年日寇向热河及山海关地区进犯，占领承德，威胁平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蒋介石派何应钦来北平主持军分会工作，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冀东驻防，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这就使平津两大城市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窥伺之下。于学忠从五十一军抽调部队，组成两个保安总队，名为冀东保安总队，相当于两个师，换着黑色警服，开往冀东，防敌进犯。
日寇利用便衣队挑衅、布置暗杀屡次失败后，改用直接对于学忠进行武力威胁的方式。1935年春节，五十一军军部的全体军官前往河北省府，和省府的官员举行团拜。上午11时左右，大家正在宴会之际，忽然卫兵报告：日军数百人列队在省府前门，要求进入“参观”。同时五十一军军部门前也有一队日军要求进入“参观”。实际上就是把省府和军部包围起来了。日军扬言如不允许，就要强行进入。这时已经进入战斗状态的卫兵答复说，强行进入立即开枪。
双方相持约一个多小时，日军公然在省府门前的旗杆（有古代习斗的旗杆）下就地便溺，这是有意对中国政府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于学忠本人及其眷属，连同省府、军部的文武官员，都在敌军包围之下，安危系于毫发之间，但更重要的还是国家民族的荣辱。在敌人的刺刀下，除去抵抗之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于学忠一面命令卫兵做好战斗准备，一面通知特务营紧急出动，隐蔽在敌军之后，等待开火后向敌猛扑，对敌形成夹击之势。后经向日本领事馆及其驻军司令交涉，大约在下午1时许，敌军方退去。
日本人制造多起挑衅事件，企图用威胁手段，使河北甚至华北地区纳入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对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亲日派”和某些“软骨病患者”说来，是成功率很高的现实策略。于学忠虽没有雄才大略，应变的策略不多，但颇为坚定（我们私下称之为“硬挺”）。日寇的威胁利诱无所施其技，乃决意去之而后快。
1935年，日寇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提出“抗议”，并由东北调兵入关进行威胁。蒋介石又一次向日寇妥协，电令何应钦与日寇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签订卖国条约《何梅协定》，逼迫于学忠交出河北省和天津市政权。当何应钦把这个协定的内容通知于学忠遵照执行时，于表示不承认，拒不执行。何以违背协议条款，必将引起武装冲突相威胁。于说不惜一战，早有准备。于坚持必须“蒋委员长”直接命令，才能执行这个协定，否则将以全部兵力应付任何事态的发展。最后是通过蒋介石的电令并经请示了张学良，于才率部离开天津开往保定。在保定席未暇暖，就又奉命开往西北。
五十一军撤离天津时，仅有三个师的兵力，原属于学忠指挥的冀东保安总队（两个师）仍留冀东。实质上这次撤军对于说来，还有另外两个含义：一是削弱了他的实力，二是不明不白地撤掉了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很明显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玩弄的阴谋手段。
东北军这支旧军队，在军阀混战年代，谈不上什么政治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在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中，才如梦初醒，全体官兵痛感国难家仇深重，急欲雪耻复仇，打回老家去。然而，这股激昂慷慨的抗日热潮，却一再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压抑。1935年蒋介石终于把五十一军从抗日前哨阵地的河北调到甘肃“剿共”内战的前线。
二、兰州事变
1935年冬，于学忠任甘肃省主席，五十一军调驻兰州附近。这时传来东北军一〇九、一一〇两师被红军消灭的消息。后来，被俘归来的官兵叙述战场的情形，红军对俘虏的教育，以及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治口号等情况，使东北军官兵耳目一新，觉得积郁多年的复仇雪耻的愿望，只有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路，才能实现。当时这些话题已经成为东北军内部同事、朋友之间的公开谈话资料。部队官兵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
解方同志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1935年冬曾奉张学良之命去广西考察民团的组织情况。他的本职工作较轻，经常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具体任务也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潜伏在五十一军内部的军统特务，称解方为“于学忠的亲信参谋”。其实他是张学良派驻于部的联络员（西安总部另有一位公开的驻五十一军联络参谋姚荫庭），而且是张学良对外联络的代表。他的真正身份和使命，只有军部的三两位高级军官才有所了解。
1936年12月12日早晨，解方同志拿一份才译了一部分的西安张学良发来的特急密电来找我（当时我任五十一军通信营营长），让我帮他译完。前边的电文是说西安军事会议决裂，经与杨主任合作，已经扣留蒋介石和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发表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令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军的武装，扣留主要党、政、军、警人员，断绝与外地的一切联系，同时发表声明拥护西安事变以及八项救国主张。解立即将译完的张学良的急电送给参谋长刘忠干，研究执行办法。上午10点左右，军部召开各师师长、参谋长会议。会上读了张学良的电报，研究执行任务的方案，决定在黄昏之后开始行动。具体任务的分配，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大致是军特务营封锁兰州城内“绥靖”公署、省党部、警察局以及其他国民党机关，解除其武装，扣押其主管人员；一一三师围缴兰州东郊的国民党军队——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步团及飞机场守卫部队的武装；一一四师解决国民党的一个骑兵团和其他部分军队的武装。我的任务是指挥一个有线电分队收缴兰州城内国民党各机关的电台，切断兰州对外地的所有电信联系。我记得是李翔云同志（参谋处三科科长）负责切断兰州电报局、电话局的电讯联络。
会议结束，除与会各部队军官各回本部外，军部及省府门内加岗，官兵一律不准外出，禁止使用市内电话，不准对外通话。
大约下午7点，夜幕降临，兰州城内外枪声大作。约一个多小时，城内枪声渐停，但“绥靖”公署附近仍有零星枪声。解方同志约我去“绥靖”公署搜查。我们各持手枪前往。“绥靖”公署门卫已由我们特务营的士兵接替，他们告诉我们靠墙边行进，提防屋顶射击。我们直接进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从朱的办公桌内找出很多特务报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用台布包好带回了军部。其中就有“解方是于学忠的亲信参谋”的话以及他们从表面上看到的一些活动的记录。如有一次于学忠率领军部的全体校级军官乘马上皋兰山去野餐，特务在报告中称之为“秘密的军事会议”。
午夜之后，枪声全部停止，各部陆续上报完成任务的情况。除国民党的骑兵团向靖远方向北逃外，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被缴械，国民党的省党部、警察局、报社以及所有其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都被集中在励志社软禁起来。一天后，据报国民党的骑兵团除少数人逃散外，已被缴械，团长蔡××在抵抗中被击毙（一说在混乱中被其部属击毙）。这次行动周密、迅速，几乎没有造成流血，被缴械的国民党官兵没有感到什么痛苦，以致他们称五十一军为“缴械专家”。
通信队收缴兰州城里国民党各机关的大小电台约计六部，电报、电话自12日下午开始就不通了，兰州的对外电讯联系全部断绝。
过了一两天，《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兰州。解方同志约集军部和一一三师的部分青年军官近二十人到范下榻的旅馆，与范座谈兰州事变的前因后果，表示衷心拥护张、杨两将军的果敢行动和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同时也揭露了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扫除异己，实行独裁的罪恶阴谋。大家谈得慷慨激昂，情绪热烈。范把我们与他的谈话，写成旅行通讯，题为《西北一角》，不久刊登在《大公报》上。
兰州事变后的三四天，张学良将军派他的座机接解方同志去西安，转往广西，代表张同李（宗仁）、白（崇禧）联系。解方行前委托我把兰州此后的发展情况，随时向总部孙参谋汇报。在以后的时间里，兰州一直很平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当然也就无可奉告了。
兰州事变的顺利成功，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解除了西安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了张、杨两将军的军事地位和谈判地位，巩固了大西北的后方。可惜，后来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宰割、分解，西北的局面遭到破坏。
三、东北军东调
1937年初，大约是2月的某一天，刘忠干参谋长把我找去（当时，于学忠在西安和杨虎城将军一起主持同中央军的谈判，解决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调动问题）。他的面容憔悴而严肃，眼睛红肿，好像几夜没睡觉。他告诉我，五十一军的调动确定下来了，是安徽寿县一带，要我率领军、师的设营人员先走。这些人员全是各师的参谋、副官，每师四人，其中指定一名校级参谋带队。他们的任务是设营，但更重要的是察看营地附近情况，特别是邻近驻军的情况，查明电报（都有密电本）。到西安后，于学忠军长告诉我情况没什么变化，照参谋长的指示执行。
我和各师的参、副人员乘火车先到徐州，本来可以立即转津浦路去蚌埠。我和大家商量后在徐州停了一天，看了看云龙山的风景和市容。次日乘火车到蚌埠转寿县。到达寿县后，接到西安来的电报，说我军驻地改为苏北的淮阴、沭阳、泗阳和涟水一带，我们又迅速分头到这些地区去执行任务。这时先头部队已到达蚌埠。一一四师的有些部队就驻在蚌埠公园的帐篷里，中央军八十五师陈铁的部队也进驻蚌埠，师部设在市内的一家旅馆里，和刘忠干参谋长住的旅馆相距约200米。我们感到这不是偶然的。很快，我们的后续部队相继到达。这是我们有意把输送列车陆续按同一路线、同一地点运送，避免分散运输（本来可以把驻沭部队直接经陇海路输送到新河）的结果，看来这个预见性的措施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陈铁部深怕我们重演兰州缴械的故技。一天夜里陈铁突然打电话给刘忠干，说是一一四师已出动，要包围他的部队。经过牟中珩师长的解释，陈铁不信。最后牟师长领着陈铁及其部属去公园一一四师的宿营地亲自察看，眼见我们的官兵都在鼾然熟睡，才算解除了怀疑。但是总部的学兵队早、晚出操活动，通过街道时经常唱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一首的末句是“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唱得整齐而且慷慨激昂，颇能振奋人心，市民常驻足倾听深表同情。而“中央军”的官兵听到歌声，却感到异常的紧张，怒目而视，好像他们自己就是要被杀光的“旧世界的强盗”。幸而五十一军很快离开蚌埠，开往淮阴及苏北各县，才没发生意外事故。
五十一军军部进驻淮阴，三个师分驻泗阳、沭阳和涟水之后，“奉命”缩编为两个师——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一一八师的番号被撤销。东北军其他部队也分别调到豫皖等地，同样进行缩编。这是蒋介石的初步报复。
其时，于学忠先生私下里对我们表示：张学良先生已经成为人质，他的生命安危，系于东北军的强弱与存亡；为了维护张先生的安全，东北军各部必须团结起来，保持和加强战斗力，而且在行动上要谨慎，不能错走一步!
“七七”事变以后，五十一军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前哨，隶属第五战区，守卫青岛海防前线。于学忠派解方为驻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常驻徐州；同时派他的少校随从副官韩法尧化装去天津，策动冀东伪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张砚田和张庆余两位保安总队长相机反正。王再天同志这时以附员名义在军部工作，听候临时派遣。
1937年冬韩复榘率部放弃济南，不战而逃，使于学忠所部孤悬于胶东半岛之上。由于形势相当危险，五十一军不得不撤到临河布防。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王再天同志到高密一带和另外的一些同志组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在台儿庄战役之前，他们曾和敌军作过战。
四、淮河战役
1938年初，五十一军从砀山二次开到淮河一线，迎击渡河进犯的敌军。布防的阵地是津浦路东西两侧的淮河北岸，一一四师在左侧，一一三师在右侧。开始敌人经过多次进攻没有进展，后来不断派飞机侦察扫射，我军没有防空武器，只能用步枪射击。有一天居然打落了一架敌机，落在曹老集以西的一一三师阵地附近。
经过一段时间，敌人又集结兵力，向五十一军阵地进攻。这次进攻，炮火极为猛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一一三师受的压力较大，伤亡较重，师长周光烈在电话中向于学忠报告（同时也通知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说他那里支持不住了，请示撤退。牟听了很惊慌，向军指挥所打电话，没听清军部的确切指示，就在黄昏时分率部开始向津浦铁路以西撤退。军部叫不通一一四师的电话，问一一三师，回答说一一四师已开始向西转移。于听后大为震怒，命一一三师坚守阵地。于当时给牟写了亲笔命令，让我率领一个自动步枪班，骑自行车追截该师，并指示我一定让牟恢复原阵地，如果不听命令，就地把他枪决。当时天色已黑下来了，我立即要了一台机车挂一节车厢，由固镇开往曹老集。到曹老集已经是晚八点了，我带着这个班骑自行车追赶一一四师，正好截住该师的一个团。我立即命令这个团停下待命，同时让部队向前传知先头部队停止行进，等候接受紧急命令。部队停止了，给我们让开一条路，我们骑车子飞快赶到师部。下车后，我还没有下达指令，我带的这个班就径直驱开一一四师的其他官兵，将师长牟中珩、副师长张熙光（原是军参谋处长）、参谋长方叔洪围在当中，持枪相向，如临大敌（出发前我只是向他们交代了执行这个紧急任务，并没有交代怎样布置，他们这个自发动作，我感到过分了，但又不便制止，事后想来也算恰到好处）。这一来，把这几个人惊得面面相觑。我把军长的手令交给牟，他看了更是大惊失色，立即交给张熙光。当我向牟问话时，这个本来口吃的人，更是口吃得答不上话，只好由张副师长出面代答，并承担误解电话内容、贸然撤退的责任。我看出张是有意代牟开脱责任（张明知他承担责任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上边不会对他作出不利的处置)，立即宣布，责任问题以后再谈，先执行军长手令下达的主要任务，立即重新占领阵地，这才给了他们一个下台的阶梯。
我让他们找了一间屋子，大家进去摊开地图布置任务，并把这个新部署通知一一三师，取得联系。这时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我让他们出一个人跟我一起到军部，直接向军长汇报。这时天已拂晓，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我们放心了。天明以后，师部派出一辆卡车，把人员和自行车装上车，我陪同张副师长乘车回到军部，向军长汇报。
淮河南岸的敌军又陆续发动了几次猛烈的攻势，企图强渡，都被击退。以后沉寂了一个阶段。约在1938年的4月，五十一军奉命调往台儿庄，参加会战。
五、台儿庄会战
台儿庄作战初期，日本侵略军遭受挫折。不可一世的“皇军”觉得被它最瞧不起的中国军队击败，是莫大的耻辱，遂继续调集大军增援台儿庄战场，妄图挽回这个面子，在国际上重振声威。中国方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至蒋介石，也都愿意保持台儿庄初战胜利的余威，决心应战，于是也调集广西、云南、四川的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不下几十万大军，和敌人摆开了大决战的场面，连不肯派嫡系军队参战的蒋介石，居然也派来一个美式新装备的炮兵团（装备一五五毫米的自动火炮十二门）。我和我们的炮兵营长赵大光计算了一下，战场上我们的大小火炮在一百七十门以上，由一个炮兵指挥官统一指挥，打起来确实很壮观，敌炮兵根本不敢还击。开始敌人的战斗机还在我军阵地上空活动。经过几次空战之
后，敌军的零式机不是我们蚊式机（英制）的对手，敌机也很少出动了。敌人的地面部队为了便于进攻，都是布置在运河东北方向。为了补给方便，敌人企图坚守台枣支线，后来也被我军切断。战斗经十几天，敌军固守，我军一一四师旅长扈先梅阵亡，其他部队也略有伤亡。但这时敌军突破淮河防线，北路敌军从东陇海线迂回，徐州有被围之势。我军奉命突围。
经过夜行军，突围的次日我们到达徐州东南约40公里的地方。这时由台儿庄撤下来的各路大军，满山遍野地向南行进（道路走不开，都是从田野里直线行进）。下午1时许，于学忠召集师长和高级军官开会，师长们汇报了一些紧急情况。于找了我去，让我把汽车都烧掉。我直率地提出反对意见。我说目前满山遍野都是军队，我们点着汽车将会烟火飞腾，暴露目标，如果敌机轰炸扫射，伤亡就太大了。同时敌人经常用烟火作信号进行联系，这也容易暴露目标招来敌人。于说这些汽车是带不出去了。我说我自己带着车队，在队伍前边或后边走，如果不能向西去，就横穿海郑公路，把车送到五十七军（驻淮阴），我自己再等机会归队。大家没表示意见，于也点了头，但很不高兴。晚上队伍出发以前，于又派人找我，要我跟着他乘马一起走，我只好把送汽车的任务交代给汽车队长，自己随军行进。部队约1938年的6—7月到达河南遂平、西平一带，略事休整。我自己借此机会和一一三师通信营长程云鹏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申光同志去了。
六、冀东两个保安总队的反正
抗日战争前夕，于学忠曾派他的随从副官韩法尧潜往天津，策动原属五十一军的两个冀东保安总队的总队长张砚田和张庆余相机率部反正。当时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在通州建立已近三年之久，靠这两个保安总队的武装支持已经相当稳定，深受日本侵略者的信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曾将散居各地的日侨，集中在通州，由伪政权加以保护。这两个保安总队遵照于学忠的指示起义后（起义日期不详），立即摧毁伪政权，扰乱了日军的后方，牵制了日军的南进行动。但是，由于多年来对日军侵略暴行的积愤，他们也对通州的日本侨民和妇孺进行了不应有的屠杀。不久，日军抽调南进部队，回击这两个保安总队，使其伤亡惨重，几乎溃不成军。听说韩法尧同志不幸牺牲，但未得悉详情。
我从武汉回来后，听说两位总队长曾找到于学忠，请于帮助改编和补充其队伍，但因为军政部的阻挠，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后的结局不详。
七、六安战役
我在武汉住了一个时期后，五十一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于子佩告诉我一一四师的电台都损坏了，已经断了联系，让我赶快回去修理。我回来一看，部队已经到了潢川、商城一带。这时，一一四师正在参加的六安战役已近尾声，由于军事委员会对这支部队又有新部署，军内进行了人事调动和改组。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五十一军军长职务由牟中珩接任；一一三师师长周光烈被撤职，遗职由周毓瑛继任；一一四师师长职务由方叔洪继任。
我见了军长牟中珩，他立即让我去接一一四师通信营长的职务，修复无线电台，恢复通信联络。我到师通信营以后，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把送修的五部电台都修好，让有关人员携带返回原单位，恢复了全师的无线通信联络。
至此，由于一一四师已经进入大别山的山口，敌人不敢深入，六安战役也就结束了。
八、挺进鲁南敌后
1939年初，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奉命率领战区总司令部（包括一个特务团）及五十一军，向鲁南敌后挺进。这是抗战开始后，第一支进军敌后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五十七军已在苏北活动），也是第一支受命打游击的国民党正规军。
于总司令带着一一三师，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一一四师，向鲁南进发。一一四师在东进途中到达津浦路东侧时，敌情很紧。三四二旅副旅长贾国辅（贾陶）和师长方叔洪发生争执。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争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最后，方继续向东前进，贾带他所能控制的部队六八三团和工兵营（营长于维哲）走了（贾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了）。方把这个情况电报军部，军部指示阜阳留守部队（辎重营）劝贾率部返回，或将部队交出。最后贾交出部队和于维哲等有关人员离去。
鲁苏战区总部、五十一军从大别山出发后，于1939年春季到达鲁南敌人后方，开始了新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当时五十七军在苏北与鲁南一带活动。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在沂水东里店。秦启荣纵队（国民党的别动队，军统控制的地方游击队）和吴化文的部队（原韩复榘的手枪旅）在临朐、沂源一带活动。临沂专员郑小隐在蒙阴、沂水等地活动。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张经武）在蒙阴的坦埠和沂水的马牧池一带活动。当时山东军区后方司令部本身的武装力量有限，正处在发展地方武装阶段，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有意干扰阻挠，企图把正在发展中的共产党武装消灭于萌芽状态，但又力不能及，于是寄望于新来的五十一军。他们以为这支国民党正规军，无疑要站在他们一边。从总体上说，这里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军及汉奸的斗争交错、复杂的地区。于学忠率领的部队一进入鲁南，就陷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旋涡里，因而也引起部队内部的分化。
部队刚一进入沂蒙山区，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欢迎于总司令去东里店山东省府附近去驻扎。于谢绝了，却安营在距共产党的山东军区后方司令部张经武司令员的驻地一公里余的上高湖，并与张司令员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我们理解，这并不表示于有意联共，而是西安事变中和共产党建立的友谊的继续，同时也是有意识地给部下做示范。他这个无言的教育，在部队中影响极为深远，至少使其部下不敢公开反共，随后几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沈鸿烈
失望之余，不得已而求其次，急忙把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拉入自己的怀抱。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从此牟就成为沈的支持者，彼此在政治上共谋发展。这种利害相关的勾结，使沈能够通过牟干涉五十一军军内事务。后来王再天同志被迫离开五十一军，就是因为沈认为王是共产党，牟也就依照沈的意见执行。牟和沈密切勾结的事实，使于学忠对牟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导致他后来采取行动，撤销了牟的军长职务。
九、方师长之墓
一一四师初到蒙阴，驻铁城崔庄，距山东军区的岸堤干校6公里。我以赶集为名到岸堤，会见了干校校长孙陶林同志，询问了地方情况和敌人活动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我们到达的一些情况。回来后我没有向方师长汇报，原因是在大别山中，他曾两次“告诫”我，不要接近当地民众，说不清哪些人就是共产党，他就是这样盲目地害怕共产党。
到达蒙阴后，参谋长刘儒林自感无法继续与方叔洪共事，要求辞职。方物色继任人选时拿不定主意，和我商量。我感到这位遇事六神无主的师长，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参谋长辅佐，就向他推荐解方（当时任一一三师参谋长），他高兴地同意了。牟军长也深知方的无能，动员周毓瑛师长把解方调给一一四师。解到任后两人颇为投机。但是经过几次敌人“扫荡”之后，方和解又闹了意见，方遇事又直接找我商量了。此人胸无城府，就到了这种地步。我当时感到跟着这个人工作，简直是极大的负担，深恐以后要出大问题，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和解对他是一筹莫展。紧接着又从一一三师来了一位副师长张福禄。这个人行伍出身，不识字，文件需要参谋长代读，然后由他“打个章”，弄得解啼笑皆非。
1939年夏天，敌人趁我们立足未稳的时机，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大“扫荡”。一一四师师部在冯家场遭遇敌人的袭击。方师长直接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敌寇清扫战场时，发现了方的尸体。敌军司令官正好是方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的教官，颇为伤感，亲自看着把方埋葬了，并立了一块木碑，上书“一百十四师师长方叔洪之墓”。
这是我们在敌人历次“扫荡”中损失最大的一次。过去的几次，我们经常配合山东军区后方司令部协同行动，借助他们灵通的情报和对道路、地形的熟悉，计划好各自的活动范围，顺利地避开敌人的锋芒，获益匪浅。这次“扫荡”后，我们集结的地方，正好离山东军区警卫团陆团长很近，解和我到陆的驻地，询明这次敌军“扫荡”的有关情况，及以后的对策。陆送我们出来以后，解又回去和陆谈了一阵。
十、牟中珩和管志昌
一一四师经过这次打击，物质损失虽然不大，但士气低沉。我们和代师长张福禄商量如何着手整顿，张以初到这个师，不了解情况为名，希望解和我多提意见。我们和张商量，首先从人事安排上入手，然后用教育方法提高军官的思想认识，改进部队的素质。张对人事安排很注意，借机会把他在一一三师的旧部调过来，安排在他的左右，如特务连长、副官主任等。不过他调来的旧部大多数是正派人。最主要的还是调换团长和牟的亲信副官主任管志昌（他经常利用牟的名义在师内发号施令，直接处理师内事务，师长无可奈何）。但这个人事安排方案如果拿到军部去，是难以原封不动地获得批准的，必须先送到总部得到总司令的同意，然后报送军部才行。可以借口是敌人正在“扫荡”，道路隔绝，因而就近先向总部请示。研究结果，由解写报告，由我出面送交，并面报详情。报告写好后我带着从蒙阴北部出发，通过岸堤干部学校孙陶林同志的指引，在平邑、费县之间找到总部，向于报告了一一四师这次损失的详情和人事调整方案的理由，得到于的批准。郭维城（当时任总部机要处长）同志送我出来时，暗中告诉我，就在我和于谈话时，副官长李××（忘其名，后来被于撤换）已把我到总部的时间和任务，电报军长牟中珩，要我多加注意。真没料到牟在于的身边安插了情报员，情况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我回师以后，再由解把经于学忠批准的方案送到军部。牟不满我们安排管志昌改任工兵营长（管原为少校副官，我们将他升任中校工兵营长，但工兵营经常在师的外围，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再作为牟的代理人，来干涉师内事务了），而把他调到军部，任中校副官主任职务。我们则从军部调来副官主任江青炎任师参谋处长，上尉军法官冯子南任师少校军法官，由一一三师调来刘梦熊任少校副官。
一一四师经过整顿、训练和教育后，不仅提高了自身素质，增强了团结，振奋了士气，更重要的是不再为牟中个人所控制，成为一支初具爱国进步思想的抗日队伍，因而使牟中珩及管志昌大为恼火。牟亲自到师里来“训话”，还引用“山顶上的树招风，难于长大成材”这句话作比喻。当时我对他的讲话不理解，尤其是他用的这个比喻，使我不懂。我问解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用比喻训他。照我看来，牟是想借这次讲话来发泄对一一四师领导人员的不满，希望能通过这番“训诫”，使一一四师不敢再沿着团结抗日的道路走下去，重新回到他的控制中，为他投靠蒋介石积累政治资本，为制造反共磨擦服务，因为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受国民党赏识的进身之阶。
牟中珩带领五十一军进入山东敌后，即被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拉过去，成为沈的武装保卫者。沈自以为如虎添翼，势将有所作为。当时沈指挥下的秦启荣、郑小隐等人的武装力量，确实也很活跃。然而他们在活动中，却遇到意外的实际问题。一是当时鲁苏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于学忠，不支持反共行动；二是一一三师直接归于总司令指挥，牟在军事上无指挥权（一一三师师长周毓瑛也看不起牟）；三是一一四师虽归牟直接指挥，但在党组织的影响下，逐步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同时由于师里军官大规模地调整更动，尤其是管志昌调离该师，牟已无法进行遥控，实际上他这个军长已被架空。表面上他有权指挥一一四师，但他却不能公开下令一一四师反共，即或他想按照蒋介石的方式用暗示、授意的办法唆使部下反共，可是看看整顿后的一一四师的军官阵容，已经是此路不通了。
但是牟中珩在沈鸿烈高官厚禄的诱惑下，早已背离于学忠的团结抗日路线，急欲图功，终于另想出一条妙计，调一一四师的三四二旅（旅长王鹏举）带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1940年秋开往鲁南平邑、费县一带山区活动。这个区域是我党的鲁南区委所在地，也是临沂、兖州间的公路咽喉。三四二旅直接受军部指挥，与军部电台直接通报。1941年夏天王旅长来师里汇报工作情况，住在我的营部（王和我关系较好）。他说他们在一次活动中，遇上鲁南区党委的武装，发生冲突，扣留了区党委负责人赵搏，电报发往军部请示如何处理，牟竟回电就地处决，不必上报。这个指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从战区总部、军部到各师都没有过这种反共的先例，他很后悔，但已经无可挽回了。看来牟是按照蒋的反共小册子行事的，让部下放手反共，不公开，不上报。赵搏同志就牺牲在他反共行动的开端。牟也就是靠这个“血腥的功绩”，换取了山东省主席的职位。
管志昌是1939年秋调到军部任副官主任（一般称为副官长）的，被牟倚为左右手。按王再天同志的说法，五十一军的大小权力，全都操纵在管的手中。下级有所请示，牟都不直接回答，而让去问“管副官长”。牟不过是管的傀儡而已。管虽然是副官长的职务，但他管的事却不限于副官处的职责范围。他到军里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务队，并且任用一一四师拒绝录用的沂水土匪头子李鸿殿为队长。这个队就建立在从一一四师带过去的情报员的基础上，在作风上完全照搬军统局的一套。管俨然成为牟中珩的戴笠。他从一一四师的驻地靳家岭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靳××（即我们聘请的小学教员）。因为天晚了，把靳看押在师长驻地邻近，师长张福禄知道后，大发雷霆，命令立即释放。当时虽然放了，但他们以后又在别的地方把靳逮捕带往军部。经过严刑拷打，又将其关押一个时期以后才释放。1940年秋，王再天被牟解职离开五十一军，路过
师部，解方同志和我送他上路。临别，他嘱咐我们要多加注意，说牟、管急功心切，不择手段了。
管志昌到军部以后，既已成为牟中珩的主谋和操纵者，而且可以通过军统局的关系“通天”，牟就无须借重沈鸿烈的渠道间接地和国民党拉关系了。这时沈鸿烈的老本——从青岛带出来的二三百人的海军陆战队，几年来也蚀光了，倚靠五十一军终非久计，于是他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荐贤”由牟接任山东省主席，自己返回大后方开谣言公司去了。他到处散布于学忠率部与共产党合作的谣言，弄得大后方满城风雨。
牟中珩接任山东省主席，可能是在1942年的春天或冬天，由管志昌代表他去接任。当时管带着四个护兵，骑着五匹马，是以代主席、代秘书长和代民政厅长三个职衔的身份去接任的。省府那些文人墨客看到他煊赫一时，又早知他的底细，乃戏拟一副对联，用隐语来嘲讽他以及另一个显要人物郑小隐。上联是“五马四枪管三代”（末三字是影射骂管志昌），下联是“一身六印郑二兼”（指专员郑小隐一身佩六口印兼蒙阴县长和保安司令）。虽然这副对联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但其中的上联形容管的权势，和牟对他的倚重，可谓贴切。
不过好景不长，牟从进入鲁南开始即和沈鸿烈勾结，以及其后在管的操纵下公开建立特务组织，融合秦启荣、沈鸿烈于一炉，使五十一军军部成为沂蒙山区的反共中心，这一切，早已引起于学忠的注意。但于又不能公开制止，只能隐忍在胸中。
于到鲁南后，延续西安事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联系，以鲁苏战区总司令的身份，与山东军区张经武司令员保持和平共处。从团结抗战的立场来看，这是正常的，连蒋介石也无可指责。但经常接近于的人却另有体会。于的中心思想和意图，一是要保存他的实力，这就不能不和共产党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二是绝对不能让蒋介石看出他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以免危及张学良先生的安全。他就是这样在钢丝上找平衡。牟的公开反共，破坏了他的平衡。而牟投靠沈鸿烈，急于在政治上谋出路，在于看来既是背叛他，又可能削弱他的实力。这是牟的利令智昏犯了于的大忌。就在牟撤换张福禄师长，让其亲信黄德兴接任以后不久，于免去了牟的五十一军军长职务。牟失去军权，也就无力反共，只好专任其有职无权的省主席了。
此后，五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原一一三师师长周毓瑛继任，过去围绕牟中珩的一伙反共势力，失去五十一军的武装支持，也就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
十一、解方撤走
1940年冬或是1941年春的一天，解方同志到我处，说总司令要他去总部面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回来后，他面容严峻，一反平素生动活泼的常态，告诉我，于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并要求以实话相告。我问：你怎么回答的?解说：我回答不是，于就让我回来了。隔一两天他又到我这里，说是要到别处去一趟。他没说明去哪儿，我也不便深问，但从他嘱咐我保存孩子们的照片看来，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这次分手后，第二天一早（或许是当天夜里），他就带着四五个人走了。他所带的人，我熟悉的有王琳瑛、苑金勋和他的警卫员，另外的人我说不出名字来。他另外的一名随从傅××已先期派回天津去了（解的孩子在天津）。张福禄师长闻报，立刻到我这里来，看我仍然躺在床上才放了心。他问我参谋长到哪里去了，我回答不知道。我随即把解对我说的话，一一转告了他，免得他疑神疑鬼。
解方走后数日，张师长又来和我商量，要把他自己的勤务兵和我的勤务兵调换一下。我会心地笑了，立即表示同意。当时我的腿剧烈疼痛，不能站立，更不能坐，因此各电台送修的无线电机都摆在我屋里。李步青旅长送修的一部收音机，也放在那里，无法修理。张师长就借看我为名，常到我这里走动（有时他也和我商量些事情）。我明知他是醉翁之意，除去暗笑之外，不对他作任何解释。
1941年他被撤职，在回家之前到我的驻地辞行，对我说，牟军长在解参谋长走后，让他对我严加监视，特别是我屋里摆着无线电机，怕我和共产党通报。我说：谢谢你的美意吧，你这时告诉我，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如果我在当时出了问题，你怎么对得起几年来我对你的真诚相助?他无以作答。
解方同志走后大约两三个月，派他的警卫员到我处告诉我，解已去东北，并交给我二三百发手枪子弹。两三天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师长。他没表示什么意见，只是派人把子弹拿去了事。
解方的离去，很快成为轰动全军的一件大事。总部通信长申力行、一一三师通信营长程云鹏、军通信队长董宝璋，以及总部的许多老同事，不明真相，对此都很关切，要我到总部去一趟。我先到军通信队董宝璋处。管志昌听说之后，立即去看望我。我也见了牟军长。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牟除了让饭让菜之外，几乎一言不发，看样子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打破僵局，仍然照常谈笑，但也不大自然。同桌吃饭的人，都有异常的感觉。回来之后，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牟对我不满，尤其是对我到总部去有顾虑。我到总部去，除和上述诸人谈了解方走的经过及前因后果之外，也向于学忠汇报了一一四师两年来的详细情况（实际上也就是讲讲解方在一一四师的工作表现），并转述王鹏举旅长告诉我的牟军长电令杀害中共鲁南区党委负责人赵搏的详情（王原系于的特务营长）。于也问了这个师和友邻共产党部队的关系。我告诉他，只是在敌人“扫荡”时相遇，互通情况，平时没有任何联系。
1943年的春天，我和副官主任刘梦熊，遵照军训部的调令，到后方去受训。
十二、于学忠司令解甲归田
到后方受训，我先骑自行车从皖北阜阳到洛阳。同行的有军部参谋俞家沃、我师通信连电台台长赵某（名字已经记不全）。沿途看到的所谓后方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抓兵抓伕，人民生活极为痛苦。
就在洛阳车站，出现过两个烧饼换一个姑娘的惨痛事例。从河南的平汉路以西，经洛阳、西安直到宝鸡，社会上的混乱，人民生活的艰难，确实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西安后，黄河水利委员会电台台长李法仁①同志告诉我，西安盛传于学忠的部队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了，蒋命李仙洲带队伍去接替他。我说这是去年就订下的调动方案，因为李仙洲迟迟不前，于不等他去，现在已经开始向阜阳集中了。李还介绍了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准备向陕北进军，所谓大后方的西安，已经毫无抗战气息，特务横行，人心惶惶等情况。鲁苏战区总部驻西安办事处向我提供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到宝鸡后我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征集民间门板木料，在市区构筑工事。他们不说是准备“剿共”，而说是“防备共党进攻”。这是宝鸡县府的一位科长黄××告诉我的。综观大后方的情况，已经毫无抗战迹象，反而呈现一片内战的阴云。我借口腿疾复发，拒绝入通讯学校受训，同时也拒绝了程云鹏同志转达的到该校任教的聘请，立即返回皖北阜阳，向于学忠报告此行的所见所闻，意在让他移防后回重庆以前对大后方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告诉我，鲁苏战区总部已被撤销，他自己准备回重庆种地（他在重庆郊区有少量房地产），意思是要隐退。我当时以为这是他一时伤感的气愤之谈，未加重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他的真心话。直到1949年底重庆解放，入川的解放军要扣押他，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他到北京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田园里。1960年我在北京开会，春节那天到他家中，和他见了最后的一面。
一一四师由鲁南返回皖北途中，通过津浦铁路敌军封锁线，和敌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师长黄德兴阵亡，参谋江春炎也因病死于途中。回皖北后，三四 旅旅长李步青继任师长。
五十一军回到皖北后，开始整顿，增加了大批中央军校的毕业学员，开办了干部训练班，整军经武，秣马厉兵，似乎就要步入新的征途。当其时也，蒋介石通过临泉指挥所的汤恩伯和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商洽“停止战斗，共同防共”的条件(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的两三个月，我们从何柱国部听说已经达成协议，准备执行了）。那么五十一军在蒋的指挥下，走向何方?经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脱离部队。当我提出辞呈后，军长周毓瑛不但不准，反而通过通信营长程云鹏和我商量，要我在通信营长和副官处长两个职位中，任选其一。实际上他是要我当副官处长，原因是这个职位还空缺，也许就是有意留给我的。我坚决拒绝，并且未经批准就要离部队。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不敬，对我大为不满。因而当我再次到军部去时，他竟指示程云鹏和俞家沃监视我的行动。虽然如此，据说直到1946年，军官名册上仍然保留着我的名字。他对别人表示，还是希望我回五十一军工作。
1946年，五十一军的名称改为五十一师，但内部编制不变，调驻山东省的利国驿、韩庄一带，不久再调枣庄。1947年初被解放军包围，全军覆没，官兵全部被俘，几乎没什么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