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周公庙

阅读鲁僖公五年《左传》，最让笔者迷惑不解的便是“昭”、“穆”二字。“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按照古人注释，这里的“大王”是指周文王的爷爷，“王季”是周文王的父亲。大伯、虞仲与王季是三兄弟，属于上一辈；虢仲、虢叔和周文王也是三兄弟，属于下一辈。同样都是代指下一辈，为什么大伯、虞仲被说成是“大王之昭”，而虢仲、虢叔却被说成是“王季之穆”？

阅读文献就会发现，关于“昭”、“穆”二字含义的争论，准确说都是猜测，最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这2000多年中，不同学者，不同读者，莫衷一是，彼此也都无法说服对方。如果说昭、穆之疑，至今犹为历史悬案，大概是不错的。

关于昭、穆内涵的认识，有的认为就是父、子的另一种说法，有的人则认为这是古代父、子辈份之间的一种固定循环方式，也有的人认为这其中包含了嫡庶之别，还有人认为这是父死子继和兄死弟及的两种继承模式。而最典型的说法，则是认为这是周人从祖先后稷算起就有的一昭一穆的世代传承关系。当然，“昭”“穆”二字也被认为与古代宗庙建筑的空间安排有关，比如祖先之庙在中并坐北朝南，在其中轴线两侧，东侧之庙为“昭”，西侧之庙为“穆”。天子七庙，祖庙居中，两侧三昭三穆；诸侯五庙，两昭两穆；大夫三庙，一昭一穆。如是等等，各种议论非常多，多到让你觉着“昭”、“穆”二字的“学问”太大，甚至感觉这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昭、穆的问题，实在是过于的“深奥”，笔者也只能绉议了！

在《左传》中，关于昭、穆合用的提法，大概有三处，分别是：

鲁僖公五年，宫之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

鲁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鲁僖公二十八年，曹伯让人告诉晋侯，“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

阅读这三段话，可知第三段的内容只是截取了第二段话中的一部分。因为在第二段话中，曹国与晋国的昭、穆之分已经在富辰的话中被明确，因为先君唐叔就是晋国的第一代封君唐叔虞。所以，这三段话，最重要的也就是第一、二段话所包含的内容。

首先，如果昭、穆就是父、子的另一种说法，则显然感觉这样的代称毫无意义！因为父、子之别，父、子二字，自古有之，古人没有道理另外发明字词以制造语言混乱。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就直接使用了吴大伯和仲雍“皆周太王之子也”的说法。其次，如果某人之“昭”、某人之“穆”就是某人之子的话，则“昭”、“穆”这种重大历史概念就不可能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到后来，“昭”、“穆”竟演变成了一种隆重的国家制度。当然，如果“昭”、“穆”含义真是那样简单的话，则《左传》作者也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掉书袋”，故作高深。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左传》作者这是故意在把简单问题搞复杂。

第二，笔者也不太相信昭、穆之说，是周人自后稷就有的世代传承标签。比如有一种说法，在后稷之后，第一代后稷之子不窋为昭，第二代后稷之孙鞠为穆。此后第三、第五、第七等等每逢奇数则为昭，第四、第六、第八等等每逢偶数则为穆。由于大王（即古公亶父）是后稷第十二代孙，所以为穆。其后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以此类推。由于大伯、虞仲是大王之子，所以为昭；而虢仲、虢叔是王季之子，所以为穆。这种说法，看似严谨，其实荒诞。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所谓的昭、穆传承，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因为，它既不能代替父、子之别，也包括不了祖、孙之义。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增加祖父、曾祖、高祖这样的分别方法。我以为古人没有这么无聊。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虞仲是不是大王之子，也得另说。比如《史记》记载，大伯与仲雍来到吴地成为地区首领后，大伯无子，仲雍继承了大伯的首领地位。此后又历经季简、叔达、周章三代，就到了周武王灭商之后，于是武王封周章之弟虞仲为虞公。如果上文所指的虞仲是周章之弟的话，则虞仲当然就不是大王之子。而以此推算，这个虞仲就不是“昭”，而是“穆”了。

当然，从鲁僖公《左传》的记载来看，是“大王不从，是以不嗣”，但并没有说虞仲同样也是“不从”。因此可以考虑，《史记》关于虞仲的说法并不准确。而更准确的则可能是《左传》的记载，因为虞仲并没有出走吴地，他是应了“大王”所封，其封地就在虞国。虞国即夏人之墟，位于山西平陆县之张店镇。

第三，关于昭、穆和宗庙祭祀的关系。从后世读者的诸多解释来看，多半是把“昭”、“穆”与宗庙祭祀活动联系了起来，尤其许多学者，甚至把“昭”、“穆”与宗庙中已故国君的牌位或者宫庙位置联系起来。这些观点如果归结起来，就是说“昭”、“穆”的起源来自于已死之人的传承关系，其中有父子，也有兄弟。当这种传承关系比较固定时，则也可以把“昭”、“穆”关系推演到活着的人。

笔者以为，这样的想法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七庙，三昭三穆，诸侯五庙，二昭二穆，所以不可能每个已故天子或国君都会分配一个专门的昭庙或穆庙。阅读《左传》可知，在鲁国，已故国君乃至夫人都会有一个“宫”专门用来祭奠，比如《左传》中提到的鲁桓公母亲死后所建的“仲子之宫”以及鲁桓公死后所建的“桓宫”。用专门之“宫”来祭奠先人，这才符合古人事死如事生的思维逻辑。由此推论，有专门祭奠之“宫”的先人，又何须去挤有限的昭、穆之庙呢？所以，昭、穆之论的原始概念，应该不会是春秋时期已故国君的祭祀之地。

再者，顺着《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的思路，或者《礼记》中“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的思路，以及“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齿，此谓之长幼有序。”的说法，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出，“昭”、“穆”之论应该是针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分类方式，而不是对已故之人的分别方式。

这是因为，之所以要分别昭穆，就在于对参加祭祀之人，按照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角度逐一分别。经过分别之后，一群属于“昭”的人到一起按照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一群属于“穆”的人到一起按照年龄大小排列顺序。其目的就是“不失其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有事于大庙”的时候，参加的不光是“昭”、“穆”这些亲戚之辈，还有“有司”，即服务于国家的各类官员。而这些分类与活动的最终落脚点是“赐爵”，这个概念中既有物质分配，如酒、肉，也有职级分配，如官职的大小。所以，昭、穆之分，关键的着眼点在于国家的现实管理需要，即针对官员尤其宗室贵胄的管理秩序。通过这样的管理，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内部的无原则竞争，从而形成贵族内部谦让的善良习惯。这就是“德”和“礼”。

第四，如果昭、穆之论是针对活人的一种分类方式，其核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其真正的起源又会是什么呢？

昭

穆

比如“昭”这个字的起源，从甲骨文的角度看，犹如一个人的口对另一个人的口在喊话，而喊话的声音在两个口之间在“奔走”。因此，“召”“诏”应该与“昭”同源，但昭字又被赋予了光明、照亮的含义。而“穆”字的甲骨文，看起来就像是承上启下的一种责任接续。这种接续的含义有二，其一是上一代虽有光明之德，但中途夭折。其二是，下一代已经承担起责任，并接续了上一代的光明之德。这当然也是猜测，但中国文字的起源重在象形，而文字起源的解读对理解文字的本质含义是有意义的。

其次，昭、穆二字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概念，即有昭就会有穆。但是，为什么在上述的关于昭、穆的三段《左传》文字中，不论是“大王”，还是“王季”，不论是“文之昭”，还是“武之穆”，似乎对于一个“王”来说，只有“昭”，或者只有“穆”，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另外一个对称性概念，比如“大王之穆”，“王季之昭”，或“文之穆”，“武之昭”。这样的表述究竟是为什么？

从宗庙祭祀的情景来理解，对于某“王”而言，设定是在单独的“宫”中祭祀，则该“王”用于祭奠的“牌位”应该居中，其子孙已逝者则应附于其左右，左当其“昭”，右当其“穆”，从而形成对称性的牌位顺序。但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昭、穆概念是找不到历史记录依据的。也就是说，现有的记载表明，对于一个“王”也好，一个“侯”也好，其所谓“之昭”、“之穆”似乎只有其一，未读其二。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在告诉我们，昭、穆的原始含义的确与祭祀场景无关！这当然也不妨碍后来昭、穆的概念用于祭祀的场合之中。

按照笔者的推测，既然昭、穆之论，不是起源于祭祀场景，也不是针对已故之人的分类方式，则昭、穆之义，就很有可能与古代的分封有关。

比如宫之奇的这句话，“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其中提到了“大伯不从”，而“大伯不从”的事会是什么？如果用虞仲与之对比，区别显然是虞仲“从了”，所以就称其为“虞仲”。这种语言上的逻辑关系，明显在指向“大王”对成年公子“大伯”的分封事务，只不过“大伯不从”，所以“不嗣”。

而“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的这句话，从文字叙述角度来看，是在说虢仲、虢叔本是王季的儿子，但这两个儿子却是其子周文王的卿士，并在周文王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就是说，虢仲、虢叔的分封，是在周文王时代完成的，是兄弟之间的分封。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周文王继承乃父遗志，不忘兄弟之谊的美好故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王季很年轻就死于殷商的牢狱之中，来不及分封诸子。

同样的道理，对于富辰谏阻周襄王的这段话，也可以按照这种思路分解。即“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的这段话，是在表明，“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这十六个国家的开国封君，都是周文王的儿子，但也是在周文王时代就已经分封的儿子。合理的解释在于，由于周文王姬昌寿命很长，在他去世之前，其成年公子大都已经分封。而未经分封的，也会在他的儿子，即周武王时代被分封。

与王季的情况类似，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三年就死了。武王死的时候，其子成王姬诵尚幼，于是周公摄政，所以就出现了“邘晋应韩，武之穆也。”的记载。因为邘、晋、应、韩，都是周武王儿子的封国，其中大家最熟悉的一位就是晋国之祖唐叔虞，“桐叶封弟”的故事就来自这里。由此可见，所谓“武之穆也”，就是周武王未来得及分封的子嗣。武王子嗣的分封是在成王时期完成的。

为什么会在同一段文字中，又出现了“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的记载？笔者以为，这六个国家的封君虽然是周公的儿子，但分封他们的却是周成王。对于周成王而言，既不能算“昭”，也不能算“穆”，所以只能系之于周公名下，称之为“胤”，子孙也。

第五，总结。关于昭、穆的内涵，数千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浏览古今文献，多数不过猜测而已。对于笔者而言，阅读《左传》，也是在力求自以为是而已。在笔者看来，“昭”、“穆”二字，就与分封有关。先王在世所封，皆“昭”，如果来不及分封，留给下一代分封，则就是“穆”。光明正大、父子分封为“昭”，子嗣尚幼、子代父封为“穆”。

这种分类方法，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当然也有意义。比如祭祀的时候，先王所封为昭，这些人与先王恩泽关系为近，故其分封为早，因而地位高，年龄也大，自当在上。而虽为先王子嗣，但为后王之兄弟所封，其恩泽关系于后王为近，加之分封时间晚，年龄也小，地位或者不高，所以为“穆”。至于今王所封自己的子嗣，当然就是“昭”，尚未分封的子嗣，自然为“穆”。因此在宗庙中，会有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的建筑，这些建筑，就是根据上述的不同情况，在祭祀时，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会于不同的“昭”、“穆”建筑中等待赐爵，或者宴饮。

这就是本人关于昭、穆问题的绉议。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