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毛泽东与他商定，中共将派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财政、军事技术援助、贷款、两党关系，以及在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的进程中，所出现的其它内部和外部政治问题，进行具体商谈。

在代表团启程之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又迅速向前迈进了重大的一步。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到现在，中共所采取的乡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时代已经结束，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已经正式开始。

在军事方面，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5月27日解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革命的彻底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与此相适应，政权的建设工作，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提上了紧迫的日程。

新中国外交方针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虽然宣布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但苏联接不接受或接受到何种程度，取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而毛泽东抱定了反帝到底和彻底对苏联“一边倒”的决心。

经中共的解释，4月3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共同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声明指出：《北大西洋公约》是以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条约，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反动战争，中国各民主党派就将团结全国人民，“与中国的盟友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打败侵略者。

这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发表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明。这表明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与中共采取了同一立场，断绝了帝国主义企图依靠中国“第三势力”改变中国内外政策的希望。

对内要全面恢复经济，对外要彻底反帝，这就意味着，作为全中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中共紧接着要探寻如何具体解决内部和外部政治中出现的、综合性的问题。这样，此前作出的派中共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的计划便得以实施了。

起初，尽管米高扬已经来访，毛泽东仍然想亲自访问苏联，4月底他通过科瓦廖夫询问斯大林他何时访苏为宜。斯大林的回答仍然是“您不要急于来莫斯科”，如在中国南方正处在复杂形势下离开指挥岗位，“将给革命带来一定的风险”。这样，中共中央在5月份决定派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率团秘密访问苏联。

行前，刘少奇做了充分准备，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起草了向苏共中央的报告提纲，于6月21日率领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出访莫斯科。随团工作人员有师哲、邓力群、戈宝权。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任务和前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它对世界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影响；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代表团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8月14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在苏联访问整整50天。

访问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便于保密，代表团以“东北高岗代表团”的名义活动，苏联《真理报》于7月31日还发了消息，说东北民主政权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代表团的主要活动是与斯大林会见和会谈。

6月28日斯大林会见代表团，苏方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科瓦廖夫，中方参加者有高岗、王稼祥，师哲（任翻译），7月10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为代表团举行宴会，苏方出席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高级领导人。

7月11日代表团应邀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举行会谈，7月27日斯大林会见刘少奇和高岗。

在一系列的会见和会谈过程中，代表团就中国革命形势、内外政策与苏联领导人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商谈了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的援助问题。还参观和访问了苏联国家机构，党政机关与团体，学习苏联管理国家的实际经验。

为使斯大林更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使会谈有所依循，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中共代表团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刘少奇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向他们提出了书面报告。

这个报告极为重要，它的主要内容构成了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政治基础，也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政治基础。

刘绍选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不同，而且这又是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原则和实践问题，中共最担心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异议，因此刘少奇才在报告中请求斯大林的指示。

斯大林对报告极为重视，进行了非常仔细认真的阅读，并做了53处加重号和批注，明确表示自己对所批注部分的态度，对整个报告流露出十分赞赏和满意的心情。

7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并邀请中共代表团列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先阅读了报告，实际上是以刘少奇报告为基础进行中苏两党会谈。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针对报告中提出来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系统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肯定了中国将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说，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没有问题。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劳资矛盾问题，他建议劳资之间订立合同，使工人的斗争不致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

刘少奇在报告中通报说：今后外交活动的原则是：（1）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3）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4）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通商与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报告中所列的几项外交原则都是对的。

这些原则就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合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建议，可以制定劳动法，要各外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斯大林的这些建议，与毛泽东“先打扫房间再请客”的方针完全一致。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维辛斯基在与刘少奇会谈时提出，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是对日和约问题：“我们应努力让外长会议完成这个问题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如美国和英国所建议的那样，在11国或12国会议上作出安排，解决这个问题与解决其它国际问题一样，重要的是争取中国新民主政府被外国承认时再办。”刘少奇完全同意。

但是，尽管对日和约问题十分重要，但由于东西方的冷战关系，到70年代中美才正式建交。本来应由盟国共同签署对日和约，结果变成了各盟国单独对日本签订和约，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得到肃清，造成日本极右势力猖獗的结果。

斯大林在6月28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便开门见山地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这笔贷款年息为1%，平均每年拨6000万，以设备、机器各种材料和商品的形式提供，5年内付清。中国在10年内还清贷款。

事先，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报时表示，贷款只收1%的利息，太低了，应该增加。斯大林解释说，苏联向西方国家贷款，收2%的利息。之所以收中国1%的利息，是因为中国连年战争，经济不断走向崩溃，需要大量的、条件更为优惠的援助。

刘绍选

关于贷款协议的签订问题，斯大林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与中国东北政府全权代表签订，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把协议转变为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正式条约。刘少奇完全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各种条件，并表示感谢。

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原则，7月11日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毛泽东根据刘少奇来电汇报的内容也起草了中文稿。协议很快起草完毕，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议。

按正常情况，像这样的贷款协议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并经立法机关批准后执行。但为解决中国的急切需要，苏联也顾不得这些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签订这样的协议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在名义上不顺，因此，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安・扬・维辛斯基又正式签订了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的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协议。

按当时币值，3亿美元是相当大的一笔贷款。苏联尚未完全医治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在这种情况下，由两党签署协议，而且不经国家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批准就开始运作，在苏联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苏联与其他盟国之间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充分说明斯大林对新中国这个盟友极端重视。

中国没有海军，几乎没有海防。为巩固国防，解放台湾，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海军和空军，斯大林对此非常关注。

6月28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但“中国应当有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一支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沉没的军舰和沉船。”“我们还可以派专家和提供扫雷舰帮助你们排除上海的水雷”。“在旅顺办一海军学校”。关于建立空军和开通北平-莫斯科航线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保养飞机和建维修厂，给你们最新型号的歼击机（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的，还是俄国的都可以），以便在此基础上培养你们自己的空军干部。”

毛泽东根据刘少奇的汇报，在上述7月25日的信中，进一步向斯大林提出苏联援建空军和海军，帮助解放台湾问题。信中说：“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

毛泽东让刘少奇与斯大林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6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到200架歼击机、40到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

毛泽东考虑到美苏关系，还谨慎地试探说：“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训练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苏美关系带来损害？”

正如斯大林自己主动表示的那样，愿意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但对苏联帮助解放台湾问题却持谨慎态度。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于8月1日派刘亚楼和张学思受命飞往莫斯科，分别与苏联军事部门洽谈建立空军和海军问题。

8月13日刘少奇偕王稼祥、刘亚楼与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刘少奇回国后，刘亚楼和张学思继续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深入商谈援建空军学校与海军学校等问题。

最后商定在旅大援建一所空军学校，在沈阳援建一所海军学校。但对于苏联出专家和飞行员帮助中国解放台湾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斯大林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少奇，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360门高射炮能提前定货并早日运来。

刘少奇遂与苏方协商，拟组织高射炮兵团，苏联派指导人员来中国训练炮手，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并提出购买360挺高射机枪，并配备弹药。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起，东北民主政权就不断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苏联专家援助东北恢复东北经济问题。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苏联派专家问题被纳入中共中央统一考虑。米高扬访华后，中苏两党之间又不断交换意见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派遣专家问题已经成熟。

斯大林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28日会见刘少奇时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时间内派出你们所要的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问题，应该保持你们优秀专家的最高工资水平，不能低，也不能高。由于我们的专家是高工资，如果需要，由苏联政府补贴。斯大林还特别指出，对个别专家的不良行为要通知苏联，要采取预防、教育措施，需要的则进行处罚。不允许他们凌驾在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之上。

根据斯大林的谈话精神，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苏方拟订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待遇条件协议。毛泽东对协议所有条款都表示同意，指示刘少奇签字，并责成高岗、李富春制定对协议执行的具体办法。关于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问题全部解决。

刘绍选

8月1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要求科瓦廖夫和苏联援华的一部分专家与他一起走。因苏联政府对派遣专家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刘少奇在回国时便带领以科瓦廖夫为负责人的苏联专家计220名，于8月14日从莫斯科启程，于8月25日到达沈阳。他们大部分留在东北工作，来北平的专家38人，全是高级干部和高级专家，还有译员、随员等技术工作者，总约60名。这些高级专家大多数都被留在北平工作。此外，斯大林还应毛泽东的特别请求，紧急派出5名水电专家赴东北帮助修理丰满水力发电站。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管理和建设人才，7月6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建立一所类似于中国劳动大学那样的专门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开始时可培养1000名以内的学生。学校设置工业、贸易、银行、法学、教育等系。分一年、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规学制，以便有可能最迅速地培养干部。斯大林随即应允。在中苏两党会谈时他说，办学校，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刘少奇立即将代表团的要求和斯大林的态度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代表团的意见。他在7月25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宜。”

随后经刘少奇与毛泽东电报磋商，决定这所大学不设在苏联，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斯大林同意中国的意见。这所大学很快建成，这就是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

刘少奇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进行中苏文化交流问题。他强调指出，文化交流是密切两个民族关系的重要工作，如通讯社、电影和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工人、农民和学者互相拜访参观，在中国培养俄文人才，在苏联培养中文人才，在中国成立俄文图书馆，开设书店，发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电影，书籍翻译问题，希望与苏联有关负责人商谈。

对于扩大苏联文化的对外影响是苏联党和政府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在苏联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文化交流所涉及的方面很广，需要逐项订立协议。

当时最迫切的是先由苏联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到中国，拍摄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纪录片，为中国人民留下伟大的历史记录，也能使苏联人民真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这个问题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

刘少奇在7月6日的信中要求具体落实。

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考虑得十分具体，他在7月25日转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在最近一两个月办好，使摄制组能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和兰州军事行动的影片。希望能派三四个摄制组，最好每个野战军有一个摄制组。

每个摄制组可指派1到2名有较高政治和文化素质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与军队一起行动，以便了解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

苏联方面紧急派出了摄制组，可以说这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第一个文化交流项目。

刘绍选

在7月6日的信中，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想了解苏联的国家组织、经济计划与管理、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等问题，此外还想访问一两个工厂、一两个集体农庄，以及一两个学校。希望能与苏联各方面的负责人谈话（其中有苏联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等负责人），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

斯大林满足了这些要求。按照苏方的安排，7月15到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并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等单位。

此外，刘少奇还提出，中国将派出一些各方面的负责人来苏联作学习性质的短期参观，以提高这些干部的管理水平。毛泽东对这一想法完全赞成。他给刘少奇的回电说：“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种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做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苏联方面对这一要求欣然接受。刘少奇回国后，中国各种参观访问团相继来到莫斯科，进行参观访问，吸取苏联各方面的建设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