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元顺帝面对来势汹涌的明军心胆俱裂，抵抗意志完全崩溃，匆忙放弃元大都向北逃亡，“开建德门，同后妃太子走上都”，明军兵不血刃地攻克了元大都，象征着元朝灭亡，其后相继歼灭了陕西、陕西、甘肃等地区的元军主力，明太祖朱元璋的北伐战略获得巨大的成功。
但北元残余仍然具备相当的实力，并不停的与新生的明朝叫板，纸面上的实力甚至与明朝相差无几，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形成了“元亡而未始亡”的局面。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又开启了北征塞外之战，重创了盘踞在朔、武、云等地的残元势力，彻底击碎了残元的复国之梦，元丞相扩廓帖木儿与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逃亡漠北和林。
明太祖首次北征塞外，使元残余势力受到重创，但元主爱猷识里达腊和扩廓帖木儿等仍然以元故都和林为战略中心，凭借蒙古草原和辽东、辽西等区域对明北方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明廷为根除这一隐患，加强战备，第二次北征塞外势在必行。
明太祖朱元璋和武臣集团策划第二次北伐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二次北伐是由武臣集团提出，具体时间、地点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二十二日的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商议经过如下。
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先起头：“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朱元璋表示：“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沙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以徐达为首的武将集团又说：“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朱元璋这才答应：“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徐达信心满满：“得兵十万足矣。”朱元璋为慎重起见表示：“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
朱重八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北伐之策是由武将集团提出，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始并不情愿出兵大漠，所以以“姑置之”来应对，但诸将给朱元璋施加了不小的压力，朱元璋才勉强同意出兵北伐，并在徐达提出的10万大军的基础上加5万，并制定三路而进的方略，突出了明太祖的谨慎。
但《明太祖实录》里所记的只是部分事实。首先，诸将催战的事实大概率是有的。这从《明太祖钦录》内可以印证，洪武五年（1372年）讨伐北元失利，让朱元璋心里非常不痛快，他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给晋王朱棡私人诏谕中就真情流露道出了诸将一再催促的情况，“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漠，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武将催战这事是没跑了。
《明太祖实录》是后世官方编写的史料，《明太祖钦录》是朱元璋对自己儿子的辩白。都试图把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向武将，这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绝不是没有北伐的冲动，根据《皇明通纪》记载，有三件事一直让明太祖耿耿于怀，所谓“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
很显然，这三件事让朱元璋时时牵挂，“高皇帝忧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传国玉玺和前元太子事关大明的正统性，而扩廓帖木儿是明廷的劲敌，最为其所忌惮，明太祖在洪武四年（1371年）将扩廓帖木儿的女儿王氏嫁与秦王朱樉为妃，天恩当头，希望扩廓帖木儿能归附大明，至少不与大明为敌。“最忌扩廓帖木儿，将来平城之虑，必其人也。欲縻制之不得，缔姻天室，盖即刘敬公主远嫁之策而逆用之，非寻常所测也。”孰料扩廓帖木儿又臭又硬，坚持站在大明的对立面，那就不得不除掉了。总而言之，想把这三件事办成，就必须北伐。
而就在武楼论兵前，明朝大规模的军事物资更有直接的军事目的，《明太祖实录》有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命工部制皮鞵给征北军士，凡十四万八千人”。十二月，“命造骑兵文绮战衣五万领，步兵开䙆战衣三十万领，先制成式，颁布郡县，均造之”等等记录。这些记载更凸显了明太祖毕其功于一役急欲灭亡北元的心理，这次北伐不像是武楼论兵时的起意，很可能是蓄力已久的攻势。
朱重八
所以，二次北伐是明太祖和武臣们的双向思维，武将催促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明太祖内心也是想试试，并非如史料里所凸显的朱元璋不情不愿云云。
三路北伐，徐达败衄。此次远征的战略目标相当明确，活捉前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缴获传国玉玺、痛歼扩廓帖木儿部。明军15万大军兵分三路，每路5万大军进兵，各有分工：
中路军乃是决战主力，由明太祖最信得过的大明第一开国武将徐达率领，从雁门关出发，扬言攻打和林，但随时准备重兵迎敌，其目的是吸引扩廓帖木儿主力与明军决战，并重创元军主力，徐达一路任务最重，“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颺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
李文忠
东路军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关趋应昌直取和林，拿下爱猷识里达腊和传国玉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关出应昌，掩其不备”。
西路军由征西将军冯胜率领经略甘肃，牵制蒙古西北诸王，使这股力量无法支援和林，“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致其来击之，以疑其势”。
轻敌致败，岭北之役失利
徐达率领的中路军于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兵出雁门关，一开始势头很盛。徐达军先锋蓝玉一马当先，在率部出关后于二月二十九日在野马川（克鲁伦河）遭遇扩廓帖木儿的游骑，元军一触即溃。三月二十日，明军已挺进至土喇河，丞相扩廓帖木儿亲自率兵来战，在与蓝玉率领的明军稍有接触以后，就直接败退。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扩廓帖木儿明显使用的是诱敌之计，先不断后退，拉长明军的补给线，增加明军的补给成本，“徐达等兵入沙漠，粮运不继”，并消耗明军的体力。
在出兵前，朱元璋也警告过诸将“卿等宜思戒慎，不可轻敌”。但屡胜之下的徐达和蓝玉早就把朱元璋的警告抛诸九霄云外，“谻而心轻敌”，加紧向和林方向推进。在五月初六，进入了扩廓帖木儿和贺宗哲预设的伏击圈中，北元军突然发动进攻，徐达战不利，死伤甚重，“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还好明军训练有素，未发生大溃败，而是在徐达指挥下掘沟筑垒，在坚持一个多月后，北元军不再进逼，徐达率中路军退回。
徐达
这一路很明显是北元军的主力，战斗力相当凶猛，七月十一日，作为偏师的汤和也被北元军击败于断头山，处州指挥张存道阵亡。中路军主力至此战败。徐达在战败回京后，朱元璋的表现对徐达仍然非常优容，故其免于处罚，“帝以达功大，弗问也”。
东路军
李文忠率领东路军北上，于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出应昌至口温（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东南）等地，仅遇北元军零星抵抗，东路军一开始遇到的情况和中路军类似，估计又是一个诱敌深入之计。在到达胪朐河（克鲁伦河）后，李文忠认为“兵贵神速，宜乘胜追之，千里袭人，难以重负”，只留下了部将韩政守卫辎重，自率大军携带20日干粮急进。
六月二十九日，李文忠率部至土喇河，北元太师蛮子、哈喇章率兵前来迎战，但稍加抵抗后便离去，李文忠率部追击至阿鲁浑河（蒙古国鄂尔坤河），“虏兵益众”，此时北元军主力到达向明军进攻，明军陷入苦战，连主将李文忠的乘马都被箭伤，李文忠只能下马“持短兵接战”，部将李荣见形势危急，将自己的乘马交给李文忠骑乘，李文忠“策马横槊”，重新率部上马冲杀，“士卒鼓勇，皆殊死战”，北元军败退，此役明军“获人马以万计”。
随后李文忠率部追击至称海（和林附近），北元军重新聚集建立第二道防线，“虏兵又集”，此时明军已经疲困不已，无力野战。李文忠遂止军依险固守，并多处布设疑兵，“纵所获马匹于野，示以闲暇”。元军不知明军虚实，观望三天不敢进攻，引军退去，李文忠率部回军。此役虽然获得胜利，但损失很大。宣明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战死。七月，李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此役，“两军胜负相当”。
西路军
成果最大的倒是冯胜率领的策应中、东两路的西路军，冯胜和副将傅友德进军神速。傅友德率5000骑兵直趋西凉（甘肃武威），追至永昌（甘肃永昌），又击败北元太尉朵儿只巴，缴获其辎重。冯胜军退进至扫林山（甘肃酒泉北）。北元平章百花被傅友德射杀，太尉锁纳儿加投降。接着冯胜又率军推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举城投降，甘肃西北诸周被平定，“获马驼牛羊十万余”。
冯国胜
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冯胜取得了胜利，但竟然有弃地之举，因为惧怕察合台后王势力袭击，“惧回鹘之兵”，将甘州、宁夏、西凉庄浪四地放弃回军。
岭北战役的失败对明军来说损失是相当严重，按明初原有武官“二万八千有奇”，但在岭北之役后，洪武六年（1373年）武官数量陡然降至12980人，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武官数量也只有16489人，始终没有恢复战前的水平。
而兵员、物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王世贞评此役，“败失士马数不可考”，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朝鲜史料保存了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的一份诏谕，称北征北元的战役“这里两三处折了四五万军马”。而据《明太祖钦录》记载，明太祖承认“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可见明军中、东两路损失了数万兵马。而北元在这次战役以后，稍微缓过来了些，甚至产生了“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的错觉。
在岭北战役后，明太祖重新考量了北征的难度，暂停了大规模的北征，派徐达、李文忠等筹划北部防务，并派数量有限的部队对元军进袭，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直到洪武十三年（1390年）才重新开启了大规模北伐，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98年），北元在捕鱼儿海遭到致命打击才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