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是中共秘密战线上英勇战士李时雨在解放后回归组织写下的诗句。
李时雨周旋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身边，凭借着自己的智谋为组织提供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情报。
在敌营生活多年，要想不被敌人发现身份，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伪装方法。
运电台，救冯骥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
少年时期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扭转了他的命运，不甘当亡国奴的李时雨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共。
那个时期，东北的巨变让很多学生都迁入内地读书。
李时雨也是南下大军的一员，于1934年考入了国立北平大学。
走出象牙塔，李时雨就开始了革命生涯，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以东北人的身份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同乡好友张学孟的推荐下，李时雨非常顺利就进入了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在张学良手下工作。
当然，初出茅庐的李时雨人微言轻，在东北军只能和中层军官交友，散播一些抗日言论，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进行了缩编、改编，大部分官员都遭到了裁减，李时雨一时之间也成了无业游民。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李时雨和妻子一起潜伏于天津，归属北方分局社会部的许建国管辖，单线上级为何松亭。
为了找到一份掩护职业，李时雨发动了“同乡”技能，托“西安剿总”结识的吴光弼，进入天津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2年之后，潜伏已久的李时雨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何松亭。
何松亭前来，向李时雨交代了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从租界运输一批电台至指定转运站，二是营救同志冯骥出狱。
电台属于管制物品，一旦被查获，将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想从天津将电台运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时雨想尽了方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专发的“派司（即通行证）”。
随后，李时雨和何松亭商议，制定了行动方案：将电台拆散成三份，装在三个箱子，分两次运到了李时雨的家中。
然后，李时雨又借来一辆法院汽车，将电台送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最后，李时雨以外出公干的方式，向关口的检查人员出示了通行证，这才将电台运到了指定地点。
在回忆录中，李时雨多次提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在每次执行任务前都要制定详尽的行动方案，这样才会有充足的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这一点，在营救冯骥时也是如此。
首先，李时雨借翻阅冯骥档案的机会，烧掉了冯骥的卷宗。书记官汇报此事，李时雨又假意责备。
没了档案，李时雨就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来到了看守所，面见了冯骥。
接着，李时雨支开了众人，让冯骥咬定自己不是共党分子，而是因为和人打架斗殴，被陷害入狱，最终李时雨才得以帮助冯骥脱罪，离开了监牢。
完成这两项任务，组织上更加信任李时雨，也赋予了他更大的使命。
1939年8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一伙策划建立汪伪政权，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为此，汪精卫迫切需要一批政治人士充充场面。其中朱晶华就负责到北方召集代表，北方局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是个打入汪伪政权的机会，就让李时雨前去接触接触。
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同乡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种地域情结应用在政治上，往往会和忠诚挂钩。
朱晶华对李时雨这个同乡很是欣赏，劝他去上海，到汪伪政权谋个职务。
李时雨则扭捏道：“我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去参加呢？”
朱晶华则表示：“现在你不是，不代表今后不是。
实话告诉你，我也不是国民党员，我不过是接受了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的。”
朱晶华的坦诚，让李时雨非常惊讶。
朱晶华又劝道：“从现在起，你就说是我介绍的。况且现在汪精卫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你。”
就这样，李时雨才抵达上海，参加了汪伪的“六大”。
会议期间，李时雨完整地将写下了会议记录，向组织探听汪精卫的态度提供了一手的情报资料。
会后，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委员，还亲眼见到了汪精卫，并透露了一些和日方签订的合约内容。
李时雨将这些都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头又发给了北方局。
掩护方法在敌营工作，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不然什么情报都无法获取。
李时雨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心得。总结起来，方法很简单：专业能力过硬，不贪污腐败，表现出一副色迷迷的样子，麻痹敌人。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正式成立，在中央政治委员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等50人当上了汪伪政权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能力很重要，要是李时雨不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他就无法接近核心层，也就无力套取情报。
关于这一点，李时雨很清楚。从天津来到南京，李时雨的法学背景就引起了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关注。
有一天，陈公博的美女秘书莫国康就向李时雨打去了电话，称要找他谈“立法”工作。
考虑再三，李时雨还是决定要见一见。
不过在此之前，李时雨还是和上级何松亭进行了沟通。
李时雨对何松亭说：“为了取得陈公博的信任，自己最好要故意露出一些癖好。我观察陈公博的意思，他让莫国康接近我，也有这个意思。”
何松亭赞同李时雨的想法，嘱咐李时雨一方面要给对方留下一个谦虚、诚挚的印象，一方面又要似是而非，表现出钦慕莫国康的样子。
几天后，李时雨见到了陈公博。对谈中，李时雨对法律问题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回答，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表白自己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早想追随陈公博，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陈公博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李时雨先回去等消息。
一天过去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叩响了李时雨的房门，迎面走来的正是陈公博的美女秘书莫国康。
她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很赏识你，说你是个有为青年。”
从此，陈公博完全信任李时雨，时常找李时雨商谈。
同时，李时雨和莫国康打得火热。莫国康本就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和李时雨姑且算是校友。
她对李时雨的才华也是仰慕已久，在莫国康的帮助下，李时雨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将立法院的上上下下全打通了关系。
打开局面后，组织上又给李时雨找了一个助手——孙静云，帮忙传递情报。
1941年4月，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李时雨跟着陈公博来到了上海，兼任上海保安司令秘书处处长。
次年1月，陈公博让他兼任清乡委员会执法队队长。
这一时期，李时雨向新四军提供了大量日军清乡活动的情报，挽救了许多新四军战士的生命。
在敌营工作，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李时雨精通人情世故，他位高权重，却不搞腐败，不贪污。
有些官员贿赂给他的金钱，他都一五一十告诉组织。
组织也很信任他，允许他留下一部分当作活动的经费。
李时雨就利用这些金钱，广交好友，开办酒会。
酒会上，风度翩翩的李时雨游走于各路美女之间，只打情骂俏，绝不越过雷池半步。
在回忆录中，李时雨解释道：这是最好的掩护，既能不引起汉奸们的怀疑，和他们一起纸醉金迷，又能从这些美女身上，套取一些行动的情报。
潜伏的时间越长，李时雨反而越来越慌张，颇有一副“再不收网，我就成了黑社会老大”的心境。
为此，李时雨将内心的不安告诉了孙静云。孙静云察觉到李时雨情绪上的变化，骑了七天毛驴，到了华北社会部见到了许建国。
许建国让孙静云转告李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不管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随着抗战的胜利，一同倒塌的还有汪伪政府。
李时雨又被律师“朋友”拉拢，进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收集到的军统所属区、站的指令、通报等文件内容以及受到军统迫害的名单都传递给了上海的地下党。
由于情报传递的及时，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方能安全撤离。
其实，从1937年开始，中央就为地下党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从第一条“隐蔽精干”就体现了地下党头一条使命，就是保护自己，将自己隐藏好，才是第一要义。
另外，苏联情报专家来介绍经验时曾说，可以用金钱、美色。
对此，李克农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以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可以用些金钱，但绝不会使用美人计。即便是金钱，也只是辅助手段。”
结语：纵观李时雨的潜伏岁月，就是靠交朋友，讲义气，办酒会，来获取敌人的信任，从而套取情报。
早在2500年前，《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就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李时雨“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据着优势。地下的较量，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心的较量。
退休后，李时雨和爱人将自己生平大部分积蓄都捐给了家乡巴彦县，成立了李时雨基金会，鼓励品学兼优的孩子能报效祖国。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灿烂的一生。
参考资料
《少将揭中共地下工作原则：不允许收买、色诱、暗杀》新华网
《红色特工李时雨的风雨人生》 博谈网
《敌营十五年：李时雨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