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因受周作人夫妻之气，携妻子朱安搬出豪宅八道湾，租住北塔胡同，和俞氏三姐妹做邻居
据鲁迅日记，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这个时期又忙又累又痛苦，兄弟仨人说好的一辈子不分家，没想到他刚把全家从绍兴迁到北京，住在八道湾才三年多，兄弟失和，鲁迅一气之下搬出了自己亲手打造的占地4亩的大豪宅，暂租住砖塔胡同61号。
如果你是家中长子长女，又是对父母、兄弟姐妹责任感很重的人，一定能理解鲁迅的痛苦、无奈和迁让，搬到砖塔胡同鲁迅就生了一场大病。
砖塔胡同61号有6间房，当时租住着俞氏三姐妹，北面三间空着，只有30多平米。介绍人许羡苏和俞氏三姐妹都是绍兴人，而且许羡苏和俞家大姐俞芬都是三先生周建人的学生，鲁迅也认识她们的父亲俞英崖。
许羡苏因刚到北京求学时没地方住，周建人便介绍她住在八道湾一段时间，许羡苏曾带着周母来砖塔胡同同乡同学俞芬家吃过饭，就这样，在鲁迅急需栖身之地时搬了进去。
大姐俞芬生于1899年，比两个妹妹大很多，母亲去世后，她带着两个小妹妹俞芳和俞藻来北京求学。刚来北京时，俞芬20岁，俞芳8岁，俞藻6岁。
鲁迅和朱安搬来时，俞芬24岁，俞芳12岁，俞藻10岁。这时候“鲁迅”的名号已经很响，俞芳记得，大姐提前给两个妹妹训话：“大先生一家就要搬来了，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以后你们不能吵吵闹闹，只能斯斯文文。”“不听话，小心我的扫帚柄！”
听大姐的口气，鲁迅大概有些“凶”，8月2日，大先生和大太太搬来时，俞芳壮起胆朝大先生鞠个躬，又朝大师母（朱安）鞠个躬，赶紧跑回自己屋，偷偷地往外看，一连几天，两个小姐妹小心翼翼。
几天后，俞芳发现大先生很注意她们两个小孩子，她在院子南面小土堆上种了一株“独叶芋艿”，大先生主动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的呢？”
俞芳说：“新叶出来了，又嫩，又绿，老叶不好看，我把老叶摘掉了。”
大先生蹲下来告诉俞芳：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以后不要把老叶摘掉了。
大姐站一旁，直骂妹妹“呆”，可大先生却微笑着对大姐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的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不能指责和呵斥。
从此，俞芳和大先生、大师母和太师母（周母）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亲密相处。俞芳活到102岁，她写下了《记忆中的鲁迅》一书，点点滴滴记录了鲁迅研究专家所不知道的一面。
“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这是大多数人知道的鲁迅，他学妇女骂街逗得俞家姐妹哈哈大笑
鲁迅喜欢小孩，有一次，俞芳削铅笔时，不小心把铅末弄到眼睛里了，她让三妹吹，吹也吹不出，越揉越疼。赶紧去找大师母（朱安），可大师母也吹不出，正好大先生下班了，他赶紧叫朱安弄些温开水给俞芳冲洗眼睛，最后，又告诉两姐妹如何保护眼睛。
两姐妹越来越喜欢这个无所不能，又风趣幽默的大先生。之后，遇到老师布置手工的作业、画画、签字之类的事，她们都找大先生帮忙。
有一次，大先生给她们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连说带比划，引得俞氏姐妹、朱安和周母笑弯了腰。
只见大先生两脚叉开，两手叉腰，边做边问姐妹俩：“像不像一把朝下的剪刀？”并且，边做边讲解：“相骂的双方都摆着这种‘剪刀’架势，互相抓住对方的缺点骂，骂得响、骂得快、骂得狠、骂得有力的得胜。”
“中年妇女居多，她们精力旺盛，阅历多，骂的内容丰富；年轻人阅历不够；老年人精力不足，气头也没有中年人急。”
“两手叉腰是为了壮气，两腿分开，重心低，站得稳。”
接着又比划了“壶瓶骂”，左手叉腰，右手向右前上方伸直，用食指指着对方骂。
两姐妹早已笑得前仰后合，鲁迅家的保姆王妈，俞家的保姆齐妈都忍不住笑了，大先生却还一本正经。
想像一下：这一幕发生在这个小院中间，顿时觉得小院很有生机，并不死气沉沉。
鲁迅比划完，总结一句：大概妇女平时在家里积在心里的怨气，要在相骂中发散发散吧。”他扭头问母亲是不是这样，老人家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熟悉以后，姐妹仨人常联合起来敲大先生的“竹杠”。有一次，敲来几碗桂花元宵，太师母、大先生、大师母、姐妹仨、潘妈（周母女工）、王妈、齐妈，每人一碗，这敲来的竹杠格外好吃。
当时，周母还住在八道湾，她只是偶尔来砖塔胡同住几天。周母一来，小院更热闹些，老人热情、开朗，爱读书看报，关心新闻、世界风云，大先生和周母很能谈得来。
周母一来，晚上，大先生坐在周母房间聊天，俞家姐妹也围过来听，朱安也坐在旁边听，听他们母子讨论新鲜事，周母有时会主动问朱安，想让她多说话，可朱安往往抽着水烟只听不说，既使说也说不到点上。
周母旧女性新思想，爱读书，带头剪发放脚，朱安旧女性旧思想，只想伺候好婆婆和丈夫拽着鲁迅
鲁迅母亲鲁瑞是位不平凡的女人，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可是靠自修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
她告诉俞芳，在她幼小的时候，她哥哥（或弟弟）读书，她站在旁边听课将近一年，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还曾问过俞芳姐妹。由于她好学，又有毅力，除了不会写，她能看报，能看章回小说，四大名著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周母的性格特别坚强，敢于和封建势力作斗争。
清末兴起天足运动，周母积极响应，很早就放了脚。鲁迅从日本寄信同时劝母亲和朱安放脚时，她早已扔掉裹脚布。
当时房族中有一老一小，思想顽固，老的诬蔑放脚的女人是扫帚星，要败家的，周母不理他。小的到处造谣，说她放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太师母听到毫不示弱，冷冷地说：“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
大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太师母遇到不平的事情，总是要斗斗的。
周母39岁守寡，很有主见，不论多难，她总鼓励三个儿子上进。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不是正路，学洋务，是“将灵魂卖给鬼子”，而周母不顾流言蜚语，想方设法张罗了八元路费，送儿子上学。
由于太师母爱读书，大先生经常给母亲寄书看，俞芳姐妹也陪太师母逛书店买书。而且，老太太专买新出版的章回小说，店员们都很惊奇，70多岁老太太竟然能跟上潮流。
反观朱安，同是旧女性，朱安却是旧思想，嫁给一个注重教育的大家庭，她没有像婆婆一样自学认字，鲁迅和婆婆都劝过她学认字，但她自认为年龄大了学不会，或者做饭不需要会认字，她在这个人人都是新思想的小院里显得格格不入。
大先生来客人时，她也端茶倒水，以礼相待，但有时不够得体，吃力不讨好。
有一次，大先生的学生常维钧来，天很热，扇着扇子还出汗，而她泡了两杯热茶，还送去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当点心。
客人很尴尬，大先生苦笑着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这件小事，给常维钧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年龄上看，朱安比婆婆小22岁，从思想上看，她比婆婆衰老、落后，思想保守，封建意识浓厚。
长此以往，婆婆屋里热热闹闹，朱安屋里冷冷清清，她要么在屋里吸水烟，要么在厨房忙家务，她不只是和鲁迅没有共同语言，和小院里的人及来的客人都没有共同语言。
朱安是个善良的人，她钦佩大先生的学问，常常嘱咐俞家姐妹不要吵大先生，但她无法意识到一个人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
她对俞芳说过：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这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女人能拽着丈夫的想法，宁可讨好着生活，也没想过改变自己，不缺吃穿，她甚至到死也没有意识到需要改变。
九个月后，鲁迅一家搬到了新买的小四合院西三条胡同，同一天，俞家三姐妹也搬了新地方。鲁迅在西三条住了两年多，1926年，女师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遭追捕、被教育部解职，他离开北京和许广平南下了。
鲁迅南下后，许羡苏住在周家，帮助照顾太师母和大师母，替周母和儿子写信。1930年春，许羡苏离京到河北教书去了，俞芳又接下了这个任务，直到1935年俞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鲁迅为什么听从母亲？他是愚孝吗？这大概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自己做主的大事
俞芳代太师母给鲁迅写信5年，写的有100多封信，基本上每月2封，收到大先生的回信也有100多封。
他在信的开头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他自称“男”字，写在右上角，特意写得小一些，信末“恭请金安”，署名“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27年~1936年，鲁迅最后在上海的10年是最动荡的10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白色恐怖。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犯我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又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的“文化围剿”首当其冲是鲁迅，一封信能发出去也是极不容易的事。
以下列举几条鲁迅向友人的诉说，这些他不会说给母亲。
“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卖买就停顿起来了。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
“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
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墨[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因周母读书看报，儿子诉诸报端的“骂战”常常让母亲担心，夜不能寐。1932年11月，周母病倒了，鲁迅接到电报，速回二字“即归”。这一次，他陪母亲半个月，也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
让人不免想起，1906年夏天，鲁迅在日本连续接到母病速归的家信。鲁迅匆匆赶回家中时，母亲却安然无恙，而一场已筹备停当的婚事正等着他扮演新郎。周母和俞芳也说起过这事，说朱家催得太紧才出此下策。
这大约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自主的大事，很多人疑惑他为什么不拒绝这门亲事？
鲁迅定婚时，他刚到南京求学，那些年，周家诸事不顺。祖父下狱、父亲久病、变卖田产、父亲病逝、小弟夭亡、他与二弟背井离乡，十多年来，母亲默默承受的忧伤、悲苦、辛酸、艰难，鲁迅看在眼里，他绝对不能用拒绝伤母亲的心。
曹聚任遗作《我与鲁迅》中的一段文字，最能反映鲁迅的心境。
1919年，鲁迅曾接到一位19岁少年写的一首新诗《爱情》，吐槽自己被父母包办的婚姻。鲁迅读后很有感慨，写下一段随想：
鲁迅是愚孝吗？我认为不是！他们的婚姻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而且是成千上万人。
鲁迅在和北京的通信中，提及朱安的较少。有一次，朱安生病，五十肩，右胳膊抬不起来，鲁迅信中写：现既特雇一人，专门服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
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应该是有亲情的。北京的家用钱每月100元，全由朱安当家开支。对朱安的娘家人以礼相待，他曾帮助朱安的弟弟朱可铭的儿子找工作，有时还寄钱资助朱宅。
朱安有一个弟弟，三个侄子一个侄女，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给朱家多次汇款，朱家给鲁迅也寄送家乡特产。
朱安的侄子朱吉人提到：“姑母对我们内侄很好，但有自卑感，她常嘱咐我们尽量不要去找鲁迅的麻烦。”
朱家有什么事情，鲁迅能出力的就尽量出力，并不袖手旁观。
朱安过着同时代中上的生活，既便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供养、众人关注、蒋介石也捐10万法币，这不是鲁迅死后还在变相供养吗？
朱安的贡献也必须承认：她默默地替周家三兄弟照顾母亲，她和许广平一起保护了鲁迅的藏书、遗稿、遗物，这贡献了不起。
有网友说：朱安赢了同时代90%的女人，这话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