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3年，刘义符即位仅一年，刘裕生前精心安排的托孤策略却彻底失控，所有预想中的稳固局面均被现实的波涛荡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需要回顾刘裕的托孤布局，展开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全新解读。
当我们翻开史书，可以看到刘裕在临终前所做的详细安排。422年，刘裕在弥留之际异常冷静而详细地部署了他的托孤计划。刘裕安排了四个辅政大臣，以确保幼主刘义符能够顺利继位，而政权也能够平稳过渡。这四人分别是：军方大臣檀道济、行政大臣徐羡之、傅亮和掌管禁军的谢晦。
以檀道济为例，这位被刘裕寄予厚望的将军被安排镇守广陵，带着一部分北府兵，随时关注建康的动静。这个安排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檀道济以武力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朝臣。然而，檀道济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忠心耿耿，无远志”呢？历史似乎给出了否定答案。
另两位辅政大臣徐羡之和傅亮，刘裕也给予了他们重要的信任。徐羡之不仅是刘裕的儿女亲家，还曾一度替代刘穆之受命刘裕重任，因此被安排为首辅，兼任扬州刺史。而傅亮则因为其高超的文化水平，被任命为中书监和尚书令，掌管机要事务。在刘裕的设想中，这两位大臣是行政上的绝佳搭档。
然而，最令刘裕头疼的无疑是谢晦，这位35岁的年轻人背景复杂、想法多变，因此被刘裕安排到地方上，避免其在朝廷中央搅局。但事实证明，谢晦远没有表现出刘裕期望中的“安分守己”。谢晦数年来累积了相当优势。这种复杂的背景和能力，使得谢晦多次影响刘宋的政局。
刘裕对重要地盘的掌控也做出具体安排。他特意提到龙兴之地京口，刘裕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京口要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因此，他安排自己的儿子刘义符接任，这从侧面反映出京口在刘裕心中的战略地位。同样，刘裕拆分荆州，成立湘州，也侧面反映出他对荆州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视。
刘裕还亲自撰写遗诏，明确指出中央政权和军权的集中性，强调宰相监管扬州，平时配备警卫防备刺客，强调一切权力须集中在建康，杜绝分权。在刘裕的指示中，后世如果有幼主，宰相应主政，而不能让外戚干政。刘裕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些布置确保权力的稳固交接，从根本上杜绝门阀士族的干预。
然而，刘裕的这一系列安排却终究被人性和历史惯性所打破。422年刘裕逝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设计便开始崩塌。首先，北魏的趁机袭击—一种慕刘裕作战方式的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刘宋的存续。面对突然袭击，刘义符和辅政大臣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局面迅速失控。
与此同时，刘裕所倚重的四位辅政大臣也各怀心思。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在权力的诱惑下开始勾结，引发了内部分裂和争斗。此种局面不仅未能保护刘义符的统治，反而迅速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檀道济虽镇守广陵，但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内部动荡，却无力扭转颓势。
刘裕的布局如此精密、详细，真的有错吗？可能他最大的失误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和权力斗争的无情。刘裕希望通过详细规划、算计人心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但他忽略了权力与利益面前人性的脆弱和善变。
纵观刘裕的一生，他确立了刘宋基业，但对于臣属的冷血无情也为后世种下了争斗的不和之种。檀道济这样的原始股功勋勋臣注定不会满足于平凡的角色，而谢晦等年轻才俊也绝不会甘心屈从在幼主之下。
刘裕临终前未能彻底清除的谢晦，恰是其托孤计划失败的一大原因。就在刘裕逝世后的不久，谢晦便策动兵变，推翻辅政状况，使刘裕归天前的美好蓝图瞬间破灭。而此次的变乱，也让刘宋政权进入了破碎的时代。
刘裕的所有策划虽然进行了细致考虑，但在血肉人心的种种变数之后，这一切仿佛成了泡影。归根结底，刘裕一生谋划只有一个关键：如何通过强权和细密计算让自己的子孙稳定延续统治。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刘义符、刘义康等后人并未按照他的预期实现江山永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