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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底，当中国甘肃省督军张广建奉命派代表入西藏的情报为英国政府官员所得知，立即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1919年12月23日，印度总督切姆斯福特接到驻锡金政务官甘波洛关于DALAI喇嘛通知甘肃代表将到达拉萨的消息后，即致电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认为所谓中国代表团只不过是中国边疆地方政府所派，目的是来拖延川边休战的。
1、贝尔进藏然而，到1920年1月10日，当甘肃代表李仲莲一行抵达拉萨后不久，正在中国内地的英驻华领事馆官员路易斯·金匆忙致函英驻华公使朱尔典，认为甘肃代表团抵达拉萨对英国十分不利，应劝说西藏人将代表团遣还，并立即派一名英国官员到拉萨去。
他毛遂自荐，愿意立刻从成都或印度出发至拉萨。2月，英驻华官员台克满也坚决主张立刻派员奔赴拉萨。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决定派遣一名官员赴拉萨。他们最后选中了原任英驻锡金政务官的“西藏通”贝尔。
因为贝尔最近几次收到DALAI喇嘛邀请他去拉萨的信函，信中请求贝尔说服印度政府，“迅速为解决中藏问题作出安排”。
然而，关于是否公开向西藏地方提供军事援助，英国政府内部争论十分激烈，因为1919年英国刚在国际有关《控制武器弹药买卖条约》上签字，向西藏出售武器弹药是违反条约的。
1920年7月22日，英国外交部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最后会议决定：
“寻求中国不进攻西藏的书面保证，假如印度政府认为这种书面保证会让西藏人相信，他们目前的状态是安全的，这就同提供了武器一样。如果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这些保证，那就可以让贝尔将保证送到拉萨…”
可是，英印政府对上述推诿的反应是，立即派一个英国代表团赴拉萨。
1920年11月17日，贝尔代表团抵达拉萨，代表团成员主要有医官肯尼迪中校等。
11月30日，贝尔首次拜访了十三世DALAI喇嘛，呈交了印度总督的信函，并提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欲派员攀登厄菲尔士峰（即珠穆朗玛峰）的请求。
此后，贝尔又多次拜会十三世DALAI喇嘛及四个噶伦，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1921年1月19日，贝尔向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呈交了一份重要的政府要求印度政府在各种事务上的帮助：
“(1)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西姆拉三方会议(1913一1914年)的基础上早日解决西藏问题；(2)为进一步训练藏军和提供武器弹药提供便利；
(3)为雇佣采矿师及从印度购买采矿设备提供便利。”
同年2月21日，贝尔接着又向英印政府呈交了一份比1月19日更为详细的报告。
贝尔在报告中极力夸大日本势力在西藏的渗透和增长，说：“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超然态度”，西藏就会在绝望中转向中国。
在报告中，贝尔还表述了他对西藏地位的看法，即“希望西藏拥有内部自治权，以最轻微可能的形式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作为印度北部边疆的屏障”。
1921年1月19日和2月21日贝尔致英印政府的两份报告，无疑对英国政府制定新的对中国西藏的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贝尔在拉萨的活动，也为中国驻英公使和在印度的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所侦知。尽管他们不可能了解贝尔在拉萨活动的具体情况。
但是，中国外交部总长颜惠庆仍于1921年3月26日召见英驻华公使艾斯敦，告之中国政府了解到贝尔在拉萨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及藏军在川边进攻的消息，表示希望贝尔不要与西藏协商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中国政府对之不能予以承认。
从1921年4月至8月初，在贝尔于拉萨频繁活动的同时，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和英驻华公使三方在贝尔上述两份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反复地讨论、磋商、策划。
同年10月至11月，即在贝尔离开拉萨前后，印度加尔各答和国际的报纸上，刊登了贝尔在帕里与西藏订约，西藏准备成为开放地域等报导。
2、续议藏约谈判的终结为此，中国外交部先后于11月初与英驻华公使交涉，并于11月4日正式以备忘录形式呈递英驻华使馆，声明中国政府同意在华盛顿会议后，早日开议藏约，对英国（包括英印政府）与西藏订立的任何协议，中国政府万难承认。
同年11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开幕。在会议召开前，贝尔害怕中国政府在会上提出西藏问题，因而于1921年8月20日和22日先后致函印度总督，建议“假如西藏问题在那里（华盛顿会议）提出来了，那么邀请西藏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似乎是必要的。没有西藏代表出席，西藏不愿接受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
然而，因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全力准备讨论山东问题，没有提出西藏问题，此事亦就此作罢。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英国外交部于1922年2月14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在华盛顿会议后，“尽早抓住适当时机迫使中国政府重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经过一番周密讨论、策划之后，英国政府最后采纳了印度总督的意见，即应尽力说服西藏接受一个让中国满意的解决方法，也就是满足于1919年5月30日中国民国政府所提出的妥协方案，以此来修改条约印度政府无疑更欢迎维持目前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对印度的利益有利。
顾维钧作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1919年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曾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不首先征求中国国会的意见（当时国会正处于休会期间)，他就无法作出什么决定。这样，中英关于续议藏约的谈判从此就基本结束了。
3、贝尔入藏对西藏社会的影响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英国派遣贝尔入藏事件，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这一事件具体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了解和认识得不十分清楚。
而当中国政府拒绝在一个月内重开关于西藏问题谈判之后，英国随即调整了自己的对藏政策，立即批准了贝尔提出的，包括供给西藏武器弹药在内的多项要求，扩大了英国在藏的侵略势力，对西藏社会，特别是西藏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直到30年后，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进藏之时，西藏地方部队的装束和装备乃至旗帜，都能看到英国军队的影子。
1920年11月，贝尔到拉萨后，利用自己与十三世DALAI喇嘛的关系，多次劝说十三世DALAI喇嘛将藏军由原来的7000人左右增加到15000名，目的是为了“抵御中国”。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三大寺及部分贵族的激烈反对。
贝尔又向十三世DALAI喇嘛献策说，军队应逐步增加，比如每年增加500人到1000人；主要从边远地区而不是拉萨附近招募士兵；征收很轻微的土地税等。
1921年1月，西藏官员扩大会议按照贝尔的建议，批准了扩充藏军的提案，每年招募500名——600名士兵，使总数达到17000名左右，喇嘛不当兵。
扩充藏军的现代化装备中最重要的是武器弹药，英国政府自1921年9月底批准贝尔的建议后至10月11日，贝尔致十三世DALAI喇嘛函中，通知英国政府已同意在今后的7年时间内分批向西藏提供：
10门山炮和足量的炮弹、20挺机关枪、10000支李——恩费尔德式步枪和100万发子弹，主要用于防卫。
而实际供给的情况是：
从1923年至1933年，分六批(1923年一批、1924年一批、1927年一批、1931年一批、1932年一批、1933年一批)，共向西藏出售山炮10门、机枪20挺、步枪10000支及若干配套之子弹、炮弹等。
如此数量的武器弹药，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甚至就在贝尔表明的相当有节制的规模内，也能在西藏装备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贝尔还通过英印政府派遣锡金的警察总监莱登拉(此人有藏族血统)于1923年9月中旬至拉萨，按当时英属印度的办法在拉萨建立警察组织。
西藏噶伦擦绒力主其事。
然而，此事却遭到三大寺及拉萨民众的反对，莱登拉也因身体欠佳，曾一度返回印度休养。以后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年训练，到1925年后，拉萨的警察也衰落了。
同时，无论从英国“帮助”西藏及十三世DALAI喇嘛改革的目的和动机来分析，都是为了武装西藏，从而在川边康藏战争中多得一些“领土”，以“自治”的名义将西藏变为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国”（实际上是“殖民地”的另一种说法)，最终也就会像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古“自治”一样，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4、军人集团与世俗贵族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西藏上层集团从1912年以来，逐渐形成的亲英的军人集团与西藏地方世俗贵族、僧侣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扩军备战，以擦绒为首的军人集团得到了重用，擦绒本人更是炙手可热，身兼藏军总司令（马基）、噶伦及主管造币厂、兵工厂等要职。他们效法英国的生活习俗，西装革履，喝甜茶，打网球，行握手礼。
西藏僧俗人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在1921年2月拉萨传大召期间达到了高潮，以致擦绒外出随身都得带着手枪和随从，害怕某个僧人从暗处袭击他。
在十三世DALAI喇嘛对进入拉萨的三大寺僧人预先警告和严密防范下，传大召法会总算是平安度过了。
可是，在3月初，却发生了西藏历史上军人集团与世俗贵族首次冲突事件。
西藏会议（即‘春都'）讨论关于扩建藏军的粮饷着落，增加有功人员和藏军代本俸禄——谿卡问题。
会议期间，因无军方代表参加，几名藏军代本闯入会址——大昭寺拉顶尼威寝殿，唤出仲孜质问。军方闯人会场质问，违犯例规，代表们十分愤怒，决定从色拉寺、哲蚌寺调集青年僧人，向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各派驻一百人；向每个仲孜住所分别派驻五十人担任守卫。
军方见此，十分惊恐，向藏军士兵发放了枪弹，双方对峙。
十三世DALAI喇嘛通过司伦雪康向西藏会议主持人仲孜和藏军军官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
之后，亲自签发布达拉宫大堪布、仲译钦莫等调查后草拟的报告，将参加此次事件的有关人员噶伦凯墨·仁钦旺杰降职为札萨，闯入会场质问的警卫团代本贤卡哇和代本崔科贬为一般仲噶尔，对其他有关人员也都予以惩处。
据说，十三世DALAI喇嘛得悉当时藏军司令噶伦擦绒也参加了此次事件，甚为不满。
5、哲蚌寺事件接着，在同年7月至8月，拉萨又发生了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喇嘛“反叛”地方政府的事件。
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是寺内最大、人数最多的扎仓之一，扎仓内来自四川康区的喇嘛人数最多，扎仓下属有24个康村。
因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洛色林及其所属丹吉林寺（即第穆呼图克图所在寺院)曾帮助过在拉萨的汉军，而且是反对1921年以来扩充藏军、增收寺院税收最为激进的寺院之一。
因此，西藏地方政府一直寻找机会对洛色林喇嘛实施“惩罚”。1920年底，洛色林扎仓内三大康参的强佐诉状。
1921年5月，阿绕噶波召洛色林三位管家到拉萨，随即逮捕他们，判处察江、普恰两个管家流放，并没收私人财产，另一名管家贡恰被释放。
洛色林的喇嘛们闻讯后，赶到拉萨，蜂拥在DALAI喇麻的住所罗布林卡，要求DALAI喇嘛接见他们，并释放两位管家。
喇嘛们与守卫兵士发生冲突，破坏庭院，一直到下午方离去。
十三世DALAI喇嘛一直强忍着，不动声色，因为如果出动藏军干涉，朝喇嘛开枪，将酿成三大寺僧众与地方政府的全面内战。
因此，十三世DALAI喇嘛只是立即召见藏军司令擦绒，一面迅速调集藏军至拉萨，一面命拉萨原有约700名藏军加强戒备。
洛色林的喇嘛们请求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果芒扎仓支持，遭到拒绝，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并扬言要进攻拉萨罗布林卡，惩办罪魁祸首大卓尼阿绕噶波。
8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调集了大约3000名藏军至拉萨，并包围了哲蚌寺，一场流血冲突危在眉睫。
此时，在拉萨的贝尔出于当时中英即将续议藏约的谈判，害怕因这次内乱给中国政府留下西藏不能“自治”的口实，遂极力劝告DALAI喇嘛和平解决此事。
到9月中旬，当孤立无援的洛色林扎仓交出11名肇事者后，西藏地方政府逮捕了约60名喇嘛，并给他们戴上脚镣枷锁，在拉萨街头示众，又下令在各地追捕在逃的肇事喇嘛。
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DALAI喇嘛还是较为宽大的，除了肇事的喇嘛受到严厉的惩罚外，其余哲蚌寺的僧人得到宽有，未加追究。
6、DALAI与班禅冲突的实质然而，这一事件的结果却是耐人寻味的。
它首先提高了十三世DALAI喇嘛的威信和声望，证明DALAI喇麻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冒犯了权威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其次，以擦绒为首的军人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立了大功，9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设宴招待藏军，让他们进入拉萨城内，至大昭寺朝拜。
擦绒因此立功，而重新得到DALAI喇嘛的重用和信任；崔科也恢复代本职位，也立了功。
也就是说，西藏亲英的军人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增长，他们与世俗贵族、寺院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深了一层。
尽管贝尔入藏后，英国在藏的侵略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贝尔代表团并没有有效地改变西藏的地位。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汉藏人民自古以来经济、文化的联系是万难割断的。
上述1921年拉萨出现的反英情绪和哲蚌寺僧人的“反叛”，就是明证。
这也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所说：
“即使在贝尔离开拉萨时，他也知道在西藏贵族中，由于对英国的图谋不信任，并由于传统联系和经济利益均在中国的缘故，因而存在一种日益增长的要同中国更加密切联系的感情。甚至在最热心与英国联系的支持者中，也很少有人希望西藏与中国政府完全决裂。”
上述1921年贝尔在拉萨时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十三世DALAI喇嘛采取平衡军人集团与贵族、寺院的策略，平息了即将引起社会动乱的事件，继续借助英国的侵略势力推行其改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贝尔离藏后不久，西藏的政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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