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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一面以上海为首及至全国各地的清党在展开，一面又在4月12日这一天，以张静江为首的8位元老，联袂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
1、4月12日：宁汉合流的起点在这个会议上，为了对抗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以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
4月15日在南京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会。
张静江继续做“宁汉合流”的工作，他又以南京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电促武汉的汪精卫来南京参加会议。
这份由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敦促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宋子文等重要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来南京参加政治会议的电文，实际上是对汪精卫在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国际支持下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的挑战，表明江浙沪财阀以及蒋介石、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是不认可武汉政府的。
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在联合了江浙沪财阀后，又取得了在华有重大利益的那些国家如英、美、日、法等国的支持，就即刻与共产党翻脸了，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事变是对付国民党外的政敌。
4月15日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这表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与汪精卫翻脸了。而4月15日另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可说是“四一二”事变的必然结果。
因为蒋介石一要对付汪精卫，二要对付共产党，就必须要有一个最高政权机构来统治和维持。
张静江在“促汪精卫等来宁”电文中所说的“开大会未成，改开谈话会一次”，那是因为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南京足足静候了三个小时。
可是到了16日这一天，会议人员还不够，谈话会还只能继续。至17日，由胡汉民提议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胡汉民任主席，张静江等10人为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4月18日，根据蒋介石、胡汉民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举行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典礼。胡汉民这位曾一度被国民党排斥在外的国民党元老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主席，钮永键为秘书长，蒋介石仍为军队总司令。
在南京的政治会议开过后，在一些地区，如上海、浙江等地开始成立政治会议分会。浙江省即刻成立了分会，下设民政，由马叙伦负责，军事由蒋介石负责，陈其采负责财政，教育由蒋梦麟负责，土地由周佩箴负责，建设由程振钧负责，司法由阮荀伯负责，农工则由朱家骅负责。
这时的浙江省分会实质上是为将来在浙江省成立政府打下的一个基础。
当时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也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拉拢各派力量，把一些国民党右派和北洋政客都捧上了政治舞台，如任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的市长。
2、张静江的“杀手锏”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和成立后，武汉的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他们举行会议开除了蒋介石党籍，并扬言要惩治他。但南京的蒋介石当时采取静观和不予理睬的态度。
汪精卫此时处于困境之中，因为他所依靠的苏俄共产国际派驻武汉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含糊不清，中共方面的陈独秀也缺乏果断与决心。再加上汪精卫原先想利用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唐生智在河南的胜利，和冯玉祥合力一举和蒋介石决战东南。
但冯玉样对汪精卫并无好感，不愿合作，并在蒋介石答应他每月提供250万元军饷的情况下，决心和蒋介石合作，反而致电汪精卫，促其“速决大计”与宁方（南京）通力合作。汪精卫那时最困难的是武汉物资奇缺，工厂停工，物价飞涨，财政陷于崩溃。这是汪精卫在武汉最头痛的事。
张静江是商贾出身，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汪精卫在此境况下，最要他命的是财政金融上的危机。
他在上海靠他的耳目，探询到上海远东银行是苏俄接济武汉的金融机关，因为当时苏俄的斯大林已答应支持汪精卫，并也通过此金融机关再给武汉300万至500万的接济，为“使武汉不向南京就范”。
在这样的时刻，张静江为切断远东银行作为苏俄接济的通路，于1927年7月16日从上海向南京发了急电：
总司令介石弟，伍外长梯云兄均鉴：
上海远东银行为苏俄接济武汉金融机关，此间不难封禁，请梯兄设法交涉发封，以绝后患，并盼电复。
张静江发给蒋介石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的电报，立刻受到了蒋的高度重视，蒋感到张静江从上海急电封杀任何给予武汉汪精卫政府在物质和金融上资助的金融机关，是在经济上彻底打垮汪的最简捷的方法，而且当时蒋单纯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举动，也颇引起外界舆论的非议。
所以，张静江提出在经济上和国外银行交涉，使汪精卫“很为难”甚至“一筹莫展”，张静江采用经济封锁的办法很灵验，使汪精卫感到“没有人支持我了”的危机。
再加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对他经济上“釜底抽薪”之后，由于物资的匮乏，再加上宋子文倒戈附蒋，从而彻底断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致使武汉政府内部发生了“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在内外交困下，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正式决定“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汪精卫终于与共产党决裂，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破裂。
这样汪精卫也和蒋介石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即认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企图（蒋也一贯坚持这一主张)。汪在武汉也下令开始清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3日离开中国，鲍罗廷也在这个月的27日离开了中国。
3、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策略随着如此这般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化，宁汉合流的步伐也越走越近，越走越快。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注意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代表军事的中间调停人——冯玉祥，另一个便是代表经济方面的，即代表江浙沪财阀的调停人——张静江。我们从当时他作为一个身有残疾的人，却常以最忙碌的身影参加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策划上就可见一斑。
如1927年7月9日和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创办上海劳动大学，同时又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中央研究院，6月17日，张静江还作为浙江省政治分会主席为减轻农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在浙江首先推出减轻佃农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即俗称实行二五减租法。
他又不顾身残之躯和浙江建设厅分勘浙赣、浙皖两铁路的路线。在政治上又与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烈钧、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这一年政治形势上最关键的6月19日赴徐州和冯玉祥谈判。
正当宁汉两方（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一方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走近而合流之际，1927年的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表了《辞职宣言》，这一石却激起了千层浪。
虽然，在这《辞职宣言》发表前，整个1927年的下半年的局势发展对蒋有多处不利，如在蒋下野前，从政治上讲，武汉方面汪精卫和桂系军阀中的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已频送秋波，日趋接近，蒋逐陷孤立。在军事上又正遭遇徐州惨败，使蒋受到重挫。
再加上武汉方面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东征步步紧逼…
以上这些确实是蒋辞职的主要原因。
对于蒋介石下野一事，从现有史料看，应该说张静江心中是最清楚的，在蒋下野前的半月，蒋批准了浙江省政府的正式成立，不再是以浙江分会形式出现。
张静江是当然的省政府主席。如果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史料来佐证一下，就不难看出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时而争权上马和时而退隐下野，都脱不出一个“权”字。
我们先从1927年4月12日那一天看，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后的那个晚上，当他回到迈多西爱路陈洁如夫人的住处，正遇上张静江来看他，他们两人有一段对付汪精卫的策略的对话，颇值我们玩味。
那晚，张静江一遇上蒋介石就说：“我看嘛，汪精卫恐怕对你这个握有重兵的总司令不放心！”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事的麻烦，对张静江说：“这也正是我的一块心病。”
张静江马上开诚布公地对蒋介石说：“为了革命的大业，我以为你应当退居幕后。”
蒋介石听了张静江的那两句话，似乎有些震愕，但张静江还是以“导师”和“革命圣人”（前者是蒋介石对他的称颂，后者是孙中山对他的敬佩)的口吻对蒋说：
“换句话说，你必须以退为进，先稳住汪精卫，进而促他举起分共的大旗，这才是上策。”
蒋介石听了张静江的话连连说：“难啊！…”
但张静江却对他开导说：“我看也没什么难嘛！汪精卫最怕什么呢？还不是怕你手中握有的数十万重兵，为了让他放心…你得先做个姿态给他看看嘛…”
蒋介石当时确实感到左右为难，他只能向张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姿态怎么做呢，而我怎么个做法能使他相信呢？”
张静江又指导蒋说：“这还不容易，由你先领衔发个通电，号召全体国民革命军官拥护他汪精卫嘛。”
“好！…”蒋介石终于开窍了，用双手重重地在书桌上拍一下，颇有些激动地说：“我…我怎么把这着棋给忘了呢？”
蒋介石在张静江这一晚上的开导下，第二天即拟就了号召全体国民革命军官兵服从中央、服从汪精卫的通电，并立即公布于世。
4、以退为进的奥妙时间往后仅过了4个月，在8月13日蒋介石又公开发表了辞职宣言，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张静江在4个月之前就教会了蒋介石的“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以及由张静江教他的“你得先做个姿态…”
从蒋介石辞职不到半年他重又复出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当蒋介石提出辞职下野时，张静江就和蒋介石一道，随后也马上联袂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元老人物同时离开了南京返回上海。
张静江的浙江省政府主席职位也交给了蒋介石当时的忠实追随者何应钦继任。
而且，张静江回到上海的生活和蒋介石返回老家溪口的生活一样，也过上了既逍遥又关心时局的双重生活。
下野后的蒋介石到处寻幽揽胜，四出游玩，常听当时的佛学大师太虚在雪窦寺的讲学。在清风明月、佛鼓梵音中蒋介石度过了正如太虚在诗中所描绘的“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那倘佯山林的生活。
在老家寻幽榄胜后，蒋介石为了自己和宋美龄的政治婚姻的成功遂去了日本访问。
虽然，张静江在蒋介石辞职下野的日子里，他也一同退出政治舞台，但他的退出仅是职务上的，他还在为蒋介石“退后而进”做积极的准备工作，这种为蒋日后的“进”而做的准备工作，既包括拉拢人际关系以及为蒋开展舆论宣传工作，还包括参加各派为政治角逐而召开的各种会议。
1927年的中国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各党派、各军阀、各国在华势力的代表，也包括共产国际的不同势力，纷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相互斗争并不断变化着，确令人眼花缭乱。张静江正是在这样的多方政治挤压下斡旋。
张静江在上海的忙碌活动由此入手，他像织布机上的机梭，织成经纬之线，去捕捉住宁、汉双方势力及各派政治人物，他还把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活动的各个动向裹得严严实实…
9月10日，那些留在上海的各中监委员都聚集在张静江武定路鸿庆里寓所商讨次日将召开的南京、武汉、上海三方面主要国民党负责人的谈话会。
他把各种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条分缕析地向聚集在其寓所的上海各中监委员们讲解。因为这次由三方人员参加的谈话会，实际上是要解决许多党派以及各自主张的联席会议的矛盾。
这里有汪精卫与孙中山刚逝世后分裂出来的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人物，也有桂系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和武汉国民政府军方面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总之各方面的情况是十分错综复杂的。
5、以退为进，如何“进”？蒋介石走了，留下的这些代表各方各派势力发生争执的众多明争暗斗的会议，还得要有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去参加，去窥测，去妥协，去斗争。
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三方代表负责人开谈话会于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伍朝枢、李烈钧、叶楚伧、程潜、褚民谊、邹鲁、张继、于右任、李宗仁、蔡元培、李石曾及张静江等21人。
这次谈话会上，推选了三方均可接受的谭延闿为主席。第二天（即12日）宁、汉、沪三方商讨了有关党务、国民政府及统一宣言三项重要议事。
三天的谈话会议的结果是上海和南京（沪、宁两方）（是代表了蒋介石的势力）一致反对汉方（即代表汪精卫方面），形势对武汉原国民政府大大不利，最后提出了三项议决：
一是宁、沪反对以三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召开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张静江早在致电汪精卫夫妇电报中曾指出任何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会议都是不合法的)。这次的决议不承认以往任何汪精卫所召开的会议，这样就没有了三届四中全会。
二是宁、沪两方提出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党部。这次议决特别提出了徐谦、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不能进入中央党部。
三是提出汪精卫应当引咎辞职。另外，孙科在谈话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
由宁、汉、沪三方国民党召开的谈话会议在上海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27年8月15日，三方人员共赴南京。
张静江虽身体始终不佳，但紧随这21人赴南京。16日即参加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开临时会议，这次会上同意孙科提出的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
这个特别委员会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推委员32人。
张静江代表蒋介石势力被推选为委员之一。这32人中，连辞职在野的蒋介石也被选入委员。
其中的原因是当时的孙科、程潜、谭延闿等人的屁股已从汪精卫武汉方面转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宁方（南京）来了，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已悄悄打破了汪精卫一向以自己为中央的“正统”地位。
32人中，汪精卫代表的武汉方人数已占少数，大权已转到宁、沪两方人员手中。汪精卫和陈公博等人眼看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便也不去南京出席会议了，汪精卫被迫于9月13日结束的谈话会后宣布自己下野了，尔后便第6次流亡国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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