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一说，源自李鸿章。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因支出巨大，清廷有停建轮船的议论，李鸿章遂呈递《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认为“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奏折先是指出欧洲列强从海上闯入中国腹地，强制立约通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后又论及西人恃其坚船利炮横行中土，士大夫徒修章句之学但求苟安现状，故有裁撤轮船的动议，是因为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据说这份奏折得到了曾国藩的推崇，尤其对其中两句“大变局”的说法，赞叹不已，认为足以流芳百世。李鸿章对于妙手偶得之词也是颇为得意，在1875年（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又加以引用，“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特，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一直认为，故弄玄虚之语，无过于宣称自己在“下一盘大棋”。而“大变局”之说，后来居上，玄虚又胜一筹。“下一盘大棋”，已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大变局”之说，除了让人继续摸不着头脑，还有转嫁责任于客观因素的功效。
“大变局”可以是政治变革，也可以是经济变革，而经济变革常常跟随着政治变革。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延续历史，可以侃侃而谈“大变局”。其他古文明早已经在历史发展中或被同化，或被消亡，或被替代，没有了传承，也就没有了谈论“大变局”的资本。
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大变局”的事件并不多。细数起来，从上古唐尧虞舜的禅让制，一变到夏禹的家天下，又一变到周王分封制，又一变到秦皇郡县制，再一变到民国的共和制，都是政治变革引起的。其中的战国乱世、五胡乱华、异族称帝，虽然也是政治变革，但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没有因为他们的出现而变化，只能说那些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动荡。
李鸿章感受到的变局，是晚清封建集权制向民主共和制的变革，所以他有资格说这是“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遗憾的是，他在这个变局中，只起到了裱糊匠的作用，没有能力挽狂澜，兴国富民。李鸿章的功过评说各家有各家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大变局”一说，为他争取到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不但建立了亚洲第一的强大海军，为自己捞取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还借洋务运动中饱私囊，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只是这时候的他一定想不到，二十年后，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会在黄海一战覆灭。
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卫北洋水师司令部海军公所
曾国藩确实目光如炬，赞美“大变局”的话一点儿没有错，这句话确实流芳到了现在。现在依然有人热衷于“大变局”一说，到处引用的炉火纯青，但是气魄毕竟不如李鸿章，“大变局”的年限也从数千年、三千年降低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阿城在小说《棋王》里，有一段棋呆子王一生到象棋名手家里约战的描写，印象非常深刻。
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讶，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同学倨傲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
象棋名手自身有一定的实力，也有了一些虚名，但却为虚名所累，自己也不知道了自己的斤两，忽然被人指出了短处，便恼羞成怒，只能用道德品质来贬低他人。整天鼓吹“下一盘大棋”的人，可能就是类似于这个象棋名手，口头理论上屡有突破，但是下棋毕竟要看胜负，光有理论有什么用呢，于是整天“下一盘大棋”却从不见不出手，因为他知道只要一落子就会被打的遍地找牙，那样子实在不好看。
动不动就忽悠“下一盘大棋”，动不动就说赶上了“大变局”，目的不外乎为了掩盖不能把握时代脉搏引发的举措失当，或者将人为折腾造成的动荡归结于外部客观因素，却少来有内心深处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再看李鸿章的“大变局”一说，其实就是“大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