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道光皇帝办公室。

42岁道光皇帝正在批阅奏报，此时的大清虽然说不上是千疮百孔，但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道光皇帝不明白，他祖父乾隆天天是骄奢淫逸，六下江南，国库里依旧是有使不完的银子，而自己呢，天天是废寝忘食，勤俭节约，裤子破了都舍不得做新的，打个补丁继续穿，即便如此，国库依旧是入不敷出。

深秋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此时值班太监呈上通政司的奏报，这份奏报是两江总督孙玉庭发来的八百里加急奏报，道光看完奏报顿时是瞠目结舌。原来在四天前，京杭运河也就是漕运的重要枢纽在江苏省淮安府的高家堰发生溃坝，淹了周边四十六个州县，这还是重要的，关键在于漕运就此中断。

当初江苏巡抚衙门修筑高家堰堤坝，就是为了蓄积洪泽湖水，一方面是为了在旱季灌溉农田，另一方面就是在冬季大运河水量不足时开闸放水，便于粮船的运输。

清代的漕运有严格的时效性，每年农历五月夏粮要起运，农历九月秋粮又要运一次。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把江南地区的物资，尤其的粮食运往北方，保证粮食和各类生活物资运到北京，养活这座上百万人口的都城。毫不客气地说，漕运是清代朝廷在地方社会运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所涉区域最集中的一项国家事务，其地位极为重要，对运河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运河如此重要，自然也诞生了一大批依靠漕运维持生计的社会群体，包括运丁、水手、纤夫、脚夫、浅夫、泉夫、商人。而一旦漕运中断，不仅要引发物价暴涨，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

在此情形下，道光紧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长龄、文孚，蒋攸铦，穆彰阿等人商议此此事，经过商议之后，决定由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文孚为钦差大臣亲赴现场解决此事，因此除了追责、赈济灾民，最要紧的是怎么解决大运河的水量问题。

二十天后，文渊阁大学士文孚从淮安发回调查报告，除了追责、赈济灾民之外，对于最关键的疏通漕运的问题，文孚提出了“借黄济运”的解决方案。道光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当即批复同意，但问题在，文孚干了一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原因在于，此时是冬季，河流干枯致使的黄河水流量大为降低少，借黄河水补运河的缺水问题，不仅没有于事无补，反而将大量的黄河泥沙带进运河将河道淤塞，为此文孚只得上折子请罪。

在此情况下，两江总督孙玉庭上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江苏水系众多，尤其是运河沿岸河湖港汊众多，可以用大量水车把水“牵引”出来，再挖沟渠运到大运河里，提高运河的水位。两江总督衙门经预算，须耗资白银120万两。道光一向以吝啬著称，但这一次却很大方，命户部一次性全额拨款，由此也可见，道光对于漕运的重视，这这笔银子道光拿的是真心疼啊。

结果呢，干了一个多月，孙玉庭又上折：总督衙门预算错误，120万白银经费两远远不够，还需户部追加300万两白银。这下道光真急了，在他看来，孙玉庭作为两江总督，本身就必须确保漕运的畅通，可现在高家堰溃坝，我让你戴罪立功，现在呢不仅没有疏通运河，反而让户部进一步增加预算，简直就是岂有此理，于是道光当即将孙玉庭罢黜，由琦善出任两江总督。

可总督换了，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此时已经到了道光五年二月，距离溃坝已经四个月了，按照流程，每年五月，江南的夏稻收割之后，就该装船北上了。道光急得团团转，道光急，琦善更急，运河瘫痪，沿途6000多条漕船全都闲着，10几万漕工整天无所事事，工资还得照发，每天粮食的维护费用也是天价，再加上每天被偷被转走的粮食更是无法计算。

此时正在道光突然想起了时任安徽巡抚陶澍去年提出了海运粮食的提议，但由于风险太高，道光没有采纳，但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采取海运漕粮，毕竟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二月初五，道光下旨：“要江苏省大员们仔细研究，准备将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太仓州的漕粮改用海运”。

当时要想海运，只能雇佣大型商船，而征调商船却极为困难，漕运是每年的五月和九月，而这两个月又恰恰是商船业务最为繁忙的“旺季”。如果任由商船自由经营，就不能保证按时雇佣到足够的船。但从五月雇佣到九月，成本又太高了。

江苏巡抚张师诚为此想出了一好办法，就是强行扣船。让船主写下保证书，交了押金。如果不按时报到，押金不退，执照吊销，以后就别吃这碗饭了，可商船的老板们宁可赔违约金，也绕道去浙江或山东卸货。如此一来竟然导致江苏市场萧条，百业凋零，这马上就要到五月，征调的商船不够运漕夏粮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张师诚上折子，江苏商船雇佣困难，无法完成海运任务，请皇上收回成命，道光看到奏报之后，一道圣旨，张师诚被革职拿问。安徽巡抚陶澍调任江苏巡抚，推行漕粮海运。

这位未来的左宗棠的老丈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思考，在七月同商船的老板船主进行了“官商对话”，陶澍提出了如下的解决方案：

一、把时间从五月和九月，改为十二月到来年二月之间。这个期间是冬季，北方港口大多封冻，商船业处于“淡季”。

二、朝廷当场支付现银。

三、运输中，只要损耗在合理范围，一律不需要船主赔偿。

四、交付之后，商船可以自由行动，官府不干涉。

五、在此期间，商船可以运载其他货物，官府一律免税。

六、对于表现优秀船主，官府给予一定的奖励，贡献特别大的，官府还要奖赏官职。

陶澍给予的条件可谓是十分优厚，让商船有着优厚的待遇，老板们对此也十分满意，于是就接下了朝廷的单子，衙门给足了诚意，船东们的心也暖了。

道光六年正月，第一批100多艘商船起航北上。之后两个多月，共有1300多艘商船先后到达天津大沽口。所有粮食无任何损耗，而且节省运费36万两，道光看到奏报之后大喜过望，当即拿出20万两白银将多余的粮食购买入库。

为此在道光七年八月，陶澍满怀信心，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今后江苏的漕粮运输，一律改由海运。但道光立即回复：“今后还是以漕运为主”，海运比漕运方便快捷，成本也低，即便如此，道光也不敢如此，原因很简单，就是依附在漕运为生的人员已经多达一百多万人，而一旦改为海运，这一百多万人失业问题又如何解决，道光第一时间肯定想到了李自成。

实际上，在康熙年间就有“通漕旗丁、水手十万家”的说法。清代将军队划分为“兵、勇、丁、卒”四类，其中的“丁”指的就是负责掌管后勤、运丁也是士兵的一种。这是因为明清两朝所使用的漕运之法，都是由军队执行的军运，清朝直接承袭了明朝的制度。

按照清朝原本的设想，漕运的全过程应当全部由运丁负责，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却发现运丁的数量根本不足以应对堪称海量的运输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朝只能在运丁之外额外招募一批劳力，称之为“漕运水手”。

运丁们虽然过得是苦日子，但却是“公务员”身份。首先他们能够按时得到清政府发放的月粮、行粮、增贴等酬劳。其中月粮相当于工资，按月发放。行粮则是运丁得到运输任务出发时政府发放的补贴，相当于“差旅费”。至于增贴则是政府的一种奖励，相当于现在的“年终奖”。这些人一旦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再者，道光也担心商船不受控制，调动起来不方便；后者，除了造船花费巨大，额外还得组建水师保护船队，又是一笔高成本，而走漕运，船都捏在官府手里，沿途城镇也都有军队驻扎。安全可以保证，并且漕运途经许多城镇，不仅可以运粮食，还可以顺路运各种商品，丰富京都市场。改行海运，治河的官员就不会再考虑大运河的行船问题，用不了多久大运河就废了，将会造成严重洪灾。

道光虽然放弃了海运，不想三十年后，黄河在河南封丘县铜瓦厢出现大规模决口。带有泥沙黄河水冲进了大清河的河道，将北运河拦腰截断。大运河的北段陷入瘫痪，再也无法行船。在此情况下，被逼无奈的咸丰皇帝只能回头，重新搞起了漕粮海运。从此以后，“漕运”彻底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运河最终走向了废止之后。上百万依靠运河谋生的人员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盐枭、青帮等组织在运河废止之后大量出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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