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了都要被火烧，就是火化炉，1000多度！”

我正在厨屋给母亲煮面条，亲戚的8岁儿子突然喊了一句。我又急又恼冲进屋，揪着小孩撵了出去。

此时，我的老母亲正躺在里屋床上，她已经84岁高龄，双腿瘫痪，耳朵却一点也不背。想到母亲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紧，看到母亲干瘪的手正攥紧被子，眼角滑出了泪。

我蹲下来抚摸她的头，感觉母亲浑身都在颤抖，心疼得不知该咋办。

童言无忌，却戳中了老母亲的痛处。临到终了，听到要进火化炉焚烧，谁不怕呢？母亲念想着要土葬的心愿，我该怎么去完成？

3个月前，大夫交代，回家后不用忌口了，顺着老人的心意，好好走完最后一程。

我哽着眼泪点头，跟随救护车一路把母亲接回了家。

把我们姐弟四个养大后，我们一个个都飞出了小山村。大哥去了广州做生意，二哥落户北京，进了大学教书，姐姐又远嫁到江西上饶市，我也常年在苏州奋斗打拼，买房成家，把根扎在了那里。

唯独母亲一直守着甘肃农村老家，不愿跟我们来到大城市生活。前些年父亲脑梗去世，二哥苦口婆心要把母亲接到北京，可母亲去住了俩月就说住不惯，吵着要回家，

“老头子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我走了清明谁给他上坟？”

拗不过母亲，二哥又跟着送回了老家。这些年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也不利索，给母亲买的智能手机几乎没打通过。担心出啥意外，一年总得飞回去三五次，陪她唠唠嗑。

直到年初，同村张大爷打来电话，说母亲在家摔倒了，我赶紧订了机票回去，把母亲从诊所接到了县医院。做了一通检查，医生说情况非常不乐观，“目前来看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小脑也有磕碰。”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医生叹了口气，“这老人啊就怕摔，身体零部件都老化了，做手术也扛不住，保守治疗还少遭点罪。”

正当我拿不定主意时，大哥也赶了回来，当机立断，说要把娘送回家，不想折腾得手术台都下不来。

医生进行了保守性治疗，又开了一大袋外涂药膏。看到我和大哥，母亲凹陷的脸颊咧开了笑。

跟医护人员打过招呼，救护车半路又拐到了父亲坟头上。母亲忍着疼，在父亲坟边抓了一把土，嘴里念叨着，“老头子，回家，回家了。”

不知道是听说了母亲时日无多，还是想托我和大哥办事，原来冷清的老院从我们回家后就挤满了人。看着他们一拨又一拨，嗑瓜子闲谈、摆弄我家物件，母亲还得强打精神跟他们说话，我十分不高兴。

母亲没了清净，我们也被拽着问这问那。就在我托词去厨屋给母亲煮面的间隙，突然听到一个小孩在里屋尖叫，“人死了都要被火烧，就是火化炉，1000多度叻！”

我顿时暴怒，火冲颅顶，大步跨进屋内，却看到远房亲戚的8岁儿子，正在母亲床板上跳来跳去。我一把伸过去，把小孩揪出了屋。他妈妈赔着笑脸，大嫂上前把他们撵了出去。

“你就不怕人家跟你断亲？”

“断就断，本来就不连心，走了我妈还清净！”大哥也恼得面红耳赤，本来想要电话的亲戚们，也没好气地搁下牛奶鸡蛋走了。

转头一看，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泪花，无声悄悄擦着，样子让人心疼！

兴许是猜到了涌进来一大帮亲戚，意味着什么。母亲不再像之前那样，老是念叨着从前的事儿，她变得沉默寡言，大半夜睁着眼睛也不敢睡。

不吃饭的时候，就盯着桌子上那把土，一声不吭。

那天我坐在床旁划拉着手机，母亲嘴里嘟哝了一句话，又像是自言自语，“现在都扔火里烧，不烧不行。”

我心里一颤，放下手机，趴在母亲床头安慰着，又给她翻了个身。

她年轻时一米六的个子，随着衰老萎缩了大半头。看着母亲干瘪的手紧紧攥着被子，那双恐惧又空洞的眼神，我的心又揪了起来。

往后几天，母亲食欲也大不如前，以前把稀面条绞碎能吃大半碗，现在顶多吃5、6勺就饱了。看着大哥在门外来回踱步，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我知道，他在跟我发愁同样的事。

跟大哥商量好，我俩拎了几箱烟酒，找上了村主任家里。兴许是我们的年纪比他还大些，村主任对我们倒也客气，还说我家人都有出息，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这些话我和大哥都没心思听，决定直奔主题，“主任啊，您也为乡亲们办了不少事儿，今儿想再拜托您一个事，成不？”

“我家老母亲快终了了，提到火化直掉泪，能不能直接跟我爸埋一块儿，也好做个伴。”

谁知村主任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反复掸着烟灰，为难地说道，“不是我不想帮啊，这国家统一政策，老早开始执行了，你去看看谁家人走了不火化的？”

始终没商量下来，我和大哥蹲在家门口，思索着还有什么法子。最终，我们选择编一个善意的谎言，直到母亲临终。

等母亲睡醒，我和大哥装作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趴在母亲床头大声吆喝，“妈，现在村里出了新规定，都能走土葬了。”

母亲愣了一下，脸上的褶子都在震颤，似乎如释重负。那天，母亲吃了将近9勺面条，睡得也更沉了。

母亲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嘴里念叨着二哥和姐姐的名字，有天她纤细松弛的胳膊，在空中来回划着，嘴里嘟哝着“妈，妈妈……”

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母亲的气息越来越弱，从医院带出来的氧气瓶也快消耗完了。我和大哥轻轻为母亲盖上被子，捂着她的脚，从温热一点点变凉。

等到天亮，我和大哥挨个儿敲响了亲戚的门报丧，他们并没有因为前些天的矛盾，而显得不乐意。我们常年在外打拼，对家乡丧葬习俗已经不太了解，就托村东头李大爷来帮我们归置。

正收拾遗物时，大哥翻出一个黑色掉漆的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母亲早就缝好的送老衣，还有一枚钱币和一根线。

李大爷一把抢过来，哎哟一声，“你娘这是把能想到的事儿，都做了啊，生怕麻烦你们。”

随后他一样一样指给我看，“这是锁口钱，人走了要放一枚含在嘴里；这线要拴在纽扣上，这样你娘去了那头，一路上才有钱花。”李大爷说着，声音里是夹不住的哭腔。

箱子底层，放着这些年我们寄回来的钱。不用数就知道，母亲压根没怎么花。

火化完，我们抱着母亲的骨灰，葬在了父亲坟头。我和大哥一人重重磕了三个头，即便做了能做的所有，依然心里有愧。

抓了一把土，锁上了门，这个生养我们，承载着一家人几十年回忆的老屋，也许再也不会打开了。

父母离去，余生只剩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