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3年出生，来自河南北部一个农村。课堂上老师反复的教诲，让我从小立下信念，一定考到大城市去才有出息。

高考，考研。

我以综合分数第三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某211高校研究生，原以为迎接我的会是繁华都市、光鲜亮丽的工作。却不料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毕业后只找到了一份级别最低、规模最小，社区医院的工作，月薪到手刚过5000。

入职后，我被安排到临终病房，去处理濒死病人的心理问题。当时才20多岁，除了两个月实习期，几乎没有任何类似经验。

“濒临死亡，是怎样的滋味？

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癌细胞扩散，全身爆发痛，得有多煎熬？

单靠我一张嘴，怎么缓解心底的绝望？”

即便心里塞满了胆怯慌张，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病房。

没有大医院嘈杂和繁多的医疗设备，这里只有呼吸机、消毒机、心电监护等基础配置。病房里也安静得出奇，除了护工翻身擦洗喂饭，就是病人时而艰难的喘息声。

事先肚里存了一堆寒暄的话，可真的靠近他们，才发现不少病人已丧失了清醒的意识，根本无法交流。

我尴尬地在病房间来回转悠着，忽然瞥见了靠窗角落，一双紧盯着我的空洞眼神，似乎在示意我过去。

他的床头标签贴着65岁，肺癌晚期，全身消瘦不到90斤，脸颊和眼窝夸张地凹陷。

“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不舒服？”我试探性问道。

“好不起来了，谁不知道……都快死了。”他指着肿瘤凸起的部位，说这里是等死的地方。眼神又挪向天花板，泪水从眼角滑落。

简单几句交谈，就有股说不出的压抑，没过一个月，辞职的念头就涌出来上百次。

就在我还手足无措时，那位叔叔病情突然恶化，血压、氧饱和骤降，到了弥留之际。

当时床位医生提前叫来了家属，推到关怀室去做最后的告别，把我也叫了过去。

女儿哭到近乎晕厥，老婆使劲儿晃着他的肩膀，企图把他唤醒。

总得做点什么，我下意识抱住了痛哭的妻子，轻轻拍着她，提醒她尽量平静下来，才可能放心平安地走。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器官，想说的话趁现在说出来，这是他能听到最后的话了。”我曾在教材里看到这段话，脱口说了出来。

听到这些，妻子忍住悲痛，竭力憋出几句话。我站在一旁，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非常难受。

两个半小时后，心电监护仪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长直音。原本悬在空气的窒息感，倾泻成了崩溃的嚎啕，她们抱着变凉的身体，声嘶力竭。

那是第一次亲历病人死亡，没有预想的恐怖，只是猛然发现，生和死不可逆的距离，远得冰凉、可怕。

也是那次经历，让我发现，去解决临终病人的心理问题，远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

而我不该把自己保护得这么好，在远离他们的安全区，给一些不疼不痒的安慰。

再回到病房，还有些担心忧虑，比如怕说错话伤害他们，我也会拽着自己在病房“泡着”。

医生建议我不要急着解决问题，先从熟悉他们开始。等护工翻身喂过饭，我就拿着笔和本子，坐在他们身旁，用轻柔又慢的语速和他们聊天。

一来二去，我发现和他们相处其实没那么难，也惊讶于他们对我的敞开和接纳。

燕子阿姨会攥着我的手心，说化疗前曾有多漂亮，孩子刚上名牌大学，心里有多不甘；退休教师韩奶奶悄悄说早就想“走”了，怕女儿精神受不住才咬牙撑着，癌痛袭来，又是一声痛苦呻吟……

两个月下来，我建立了36份个人档案，记录了他们过往的工作、家庭、喜好和治疗历程，最重要的，是那些还未完成的心愿。

在医学上，临终患者的预计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现实中则因人而异，有的病人趋于稳定，能住到长达3年，也有危重患者，早上送进来，下午就没了。

在这里，生命就像流星，划过即灭，转瞬即逝。所以要做些什么，必须和时间赛跑。

那天下班，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病房里突然住进来一位身上置入了数根管子、又做了气管切开的病人。和其他病人不同，她的脸上写满了敌意，医护人员为她擦洗翻身，却被她愤怒甩开。

从老伴和女儿那里，我打听到她以前是厂里干部，性格强势，至今也接受不了患癌的现实。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每天查完房就蹲在她身边，问她过去的经历。

果然，聊起过往工作，她立马来了精神，暂时忘记了刺骨难忍的癌痛。又从工作聊到家人，她最舍不得的是两个女儿。

“正好后天就是感恩节，要不咱们一起筹划个惊喜？您只管‘吩咐’，我来执行。”

没想到她同意了，准备花束、贺卡，她用微弱的气声说着压在心底的话，家人趴在床头写在了信纸上。

感恩节那天，她眉间的阴郁一扫而光，吃力地从枕头下掏出两封信，她依然用气声说着感谢。也许那一刻，她体会到了被注视和关怀的滋味，在场的医护人员也红了眼眶。

一个月后，她在深夜走了。护工说她走得很平静，睡着时去的，就像很多老人都会在夜里“走”。

看着空荡荡的床位，不只是单纯悲伤，更有一种掺杂了复杂滋味的感受灌入心里，每次送走他们离开，都在教会我生命有多脆弱。

当然，也有遗憾。来病房服务的志愿者，打电话说她朋友的儿子8岁，已经是白血病晚期，希望最后能在安宁病房里度过。

我赶紧问了科室主任，被告知医疗设备没有儿童型号，即使入住也无法有效护理。那个小朋友就在等待的过程中，结束了年幼的生命。

自责无奈又揪心了好久。

褪去了第一年的惶恐和生疏，往后两年，我就好像长在了那里，迎接一个个即将终结的病人。

3年里，256次告别，也见识了各种心酸冷暖，因为闹着分家产而吵得面红耳赤，差点扬起胳膊去揍劝架的医生。也有因丈夫赌博、离婚十来年的夫妻，知道她没多少天了，又赶回来端尿擦身喂饭。

直到手一点点变凉，那双握着的手也舍不得松开。

由于我的岗位无法带来绩效，3年里，我的薪资始终没涨，但经历和见闻却意外地突飞猛进。陪伴病人的故事，被邀请上了更大的平台，站在聚光灯下、学术报告厅、写成案例论文，参加临终关怀国际会议。

又把临终病房的故事，带进小学、初高中的生命教育课堂，成了生命启蒙的素材。

我像变成了一条连接病房和喧嚣外界的管道。每次出去“有出息的蜕变”，回到病房趴在病床前讲起时，他们虚弱的脸上偶尔也会浮现出欣慰。

我似乎蒙着眼睛，歪歪扭扭，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就在我准备铆足劲儿，准备在病房一直干下去时，爷爷从老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我突然选择了放弃。

那是2021年5月，正在病房开晨会，爷爷突然打来视频。会议结束，我赶紧拨回去，竟看到爷爷眼里噙满了泪花，哽咽着说，“你奶奶不行了，就这两天。”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懵了！怎么会？年初回去还好好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抖个不停，慌张订了机票，跟单位请了假，行李没收拾，直接奔去了机场。

和一般家庭不同，奶奶于我而言是一大半的世界。7岁时父亲患丙肝离世，母亲随后改嫁。爷爷奶奶忍着悲痛振作起来，带着我还有患癫痫病的叔叔，过着艰难的生活。

后来上大学我一直往外飞，越飞越远，以为只要自己有出息，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心里总想的是他们身体还好，等再拼几年就回老家孝顺他们。

殊不知，我竟在他们最需要的这几年里，全部缺席。

奶奶出车祸、腰椎粉碎性骨折，爷爷肾癌后遗症，到了电话里就变成了“家里没事儿，一切都好。”直到两个月前，奶奶毫无征兆晕倒，救护车送进医院再没醒过来。

医生不忍心说，“身体各项指标都很糟糕，预计撑不到月底了。”

思绪拉回，等我奔到村口，看到灵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头戴孝布，奶奶的棺木就放在前方。爷爷满眼红肿坐在一旁，我抑制不住满腔懊悔，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但凡我有点良心，一开始就不会跑那么远。

从大城市回来，回到他们身边，已经成了我面前的必选题。”

奶奶的葬礼结束，我回上海提了辞职，领导并未做过多挽留，或许是知道我的苦衷。

一一和病人告别，回到老家，和爷爷一起为奶奶做了面照片墙，载满了这些年的思念。

也许，先照顾好家人，才是我这份工作最深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