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8月22日，江宁（南京）府校场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骑坐在高头大马上洋洋自得的检阅自己两年来训练的新军。

虽然这里因昨日的暴雨，地上满是积水，但并不妨碍马新贻愉悦的心情，在他治下的两江地区已走出太平天国战争阴霾，总体形势欣欣向荣。

他相信远在京师的慈禧已看到这一切，阅兵完毕，马新贻兴致不错，跳下战马在随从的陪同下，从侧门步行回府，道路两旁是列队的士兵和围观的百姓。

所谓“祸福在旦夕之间”，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刺客手持利刃直扑马新贻，马新贻躲闪不及，右胁中刀，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整个行刺过程发生太快，士兵们根本反应不过来，不过刺客也没有逃跑，于是众人一拥而上，死死将其摁倒在地，将其擒获，而刺客不仅没有挣扎，反倒自言自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等等。

但总督衙门的部下属官来不及拷问，七手八脚的将马新贻抬进府内，次日，马新贻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堂堂两江总督、朝廷一品大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被杀，这可是清朝立国以来二百多年头一遭，整个社会一片哗然，朝廷震惊。

清廷立即责令严查，一场隐藏在这背后多年的政治博弈斗争逐渐浮出水面。

时间拨回到六年前，1864年7月，天京（南京）城墙被大炮轰塌10余丈，湘军先锋指挥曾国荃率五万人从豁口处涌入。

此时城内太平军已坚守近半年，粮食早已耗尽，根本无力抵抗如潮水般的湘军，很快天京沦陷，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灭亡。

不过这支与太平天国对抗十年，由乡勇村民组成的湘军并非善类，成为南京新的主人后，其劣根性很快就显露出来。

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南京城陷入一片火海，所有值钱财物被抢劫一空，太平天国储藏的1800余万两白银全被私吞。

尤其是曾国荃的部队如脱缰野马，大肆掠夺，曾国荃本人更是将财宝一车一车的拉回家乡，买房置地，崛起为湖南一大豪强。

而这一切被湘军主帅，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看在眼里。

湘军的本质是地方私人武装，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挣钱，并没有太高觉悟，再加上长期以来缺粮少钱，对于南京的财富自然垂涎三尺，曾国藩无奈也无力阻止，干脆睁只眼闭只眼。

但同时清廷也盼着这笔财富，冀希望查抄太平天国来弥补财政亏空，可结果却大失所望。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

“破天京之时，一场大火烧得城内片瓦无存，只有一方印。”

换句话说，湘军把太平天国这块肥肉舔的骨头都不剩，慈禧太后和满洲统治集团自然非常生气，而且也不相信，但由于湘军势力太大，也只能隐忍。

满清中央政权与江南汉人地主势力的较量缓缓拉开帷幕。

此时的南京城里一片热闹，湘军战士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可曾国藩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他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眼下他节制四省军事，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地方势力，而慈禧一向阴鸷，太平天国灭亡后，自己自然成为朝廷心腹大患。

于是在湘军庆祝没几天，曾国藩即裁减湘军两万五千人，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遣散十万人，十五万湘军只剩三万兵力。

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让曾国荃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这样是自剪羽翼，自断双臂。

这个道理曾国藩自然明白，没有兵，自己就是砧板上的肉，可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成就晚清第一名臣事业，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要知道，曾国藩不仅是理学大家，也是腹黑高手，首先，他裁撤的只是湘军中的乌合之众，真正的精锐仍保留下来。

而且他的手下都留了下来，像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等，他们都已成为一方督抚。

其他湘军将领更是把持东南各省重要岗位，势力盘根错节，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经士地主阶级已经取代满洲权贵集团，成为江南地区的主宰。

其次，曾国藩裁撤了湘军，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留了下来，而且湘军水师还被转为国家正式编制，他们都是湘军的势力延伸。

虽然湘军没了，但其隐形力量还在，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了下来，曾国藩手上看似无兵，但慈禧却投鼠忌器。

所以曾国藩裁军的目的是做给朝廷看，让慈禧放心，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把命卖出去。

不过曾国藩还是低估了慈禧，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女人有着远超常人的政治手腕。

四年前她轻松除掉以满洲权贵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实现垂帘听政，这次自然不会轻易就范。

曾国藩盘踞江南十余年，且不说门生故吏遍布，他掌管的苏、皖、赣三省赋税占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慈禧看来，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得不除！

1868年四月，慈禧任命曾国藩兼武英殿大学士，八月调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是大清八大总督之首，地位最高，武英殿大学士是名义上的百僚之长，正一品。

曾国藩不降反升，让人不解，但这正是慈禧的高明之处，以重用之名将其调离盘踞已久的两江地区，以此削弱他的实力。

那么慈禧派谁去接替两江总督的位置呢？

这个人就是马新贻。

马新贻，回族，山东菏泽人，出生于1821年，历任安徽建平县知县、庐州知府、安徽按察使、布政使，后升浙江巡抚，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地方大员。

马新贻最大的特点是文官出身，未参与过军事，与湘军更毫无瓜葛，且素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闽浙风土地缘与两江相近，所以让马新贻接替曾国藩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慈禧要求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痕迹，但从当时的事实情况却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1868年六月，慈禧在养心殿召见即将上任的马新贻，谈话内容不可知，但马新贻出来后大汗淋漓，汗水浸湿朝服，满面惊恐。

之后马新贻没有按照新官上任的惯例拜见京城各达官显贵，而是匆匆离京，回乡祭祖，这样有违常理的举止，除有重大事务不会如此。

据说，马新贻祭祖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

“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

两兄惊恐万状，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看来马新贻自己也知道此去两江凶多吉少，要知道，两江地区被湘军视为私地，岂能轻易让步？

而自己一介文官，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南京，如入龙潭虎穴，只是君命难违，只能冒险一搏。

实践证明，慈禧没有看错人，马新贻刚一到任就以雷霆之势裁撤数万湘军，但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而是演变为地方黑恶势力，与官府勾结，无恶不作。

马新贻则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袁世凯的叔父）为营务处总管，一经发现这些散兵游勇骚扰百姓，为非作歹，立即就地正法。

同时马新贻又训练新兵两千五百人，严厉打击滋事犯法者，故湘军旧部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对于两江发生的一切，远在直隶的曾国藩洞若观火，却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慈禧对马新贻的行动自然满意。

然而千算万算没想到，马新贻竟然在自己家门口被刺杀身亡，就在朝廷愕然之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已在马新贻被杀的当天抵达天津，与曾国藩密谈一天，所谈事宜外人无从知晓。

不久“刺马案”戏文在两江地区上演，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很快马新贻就被宣传成了荼毒百姓、贪财好色的小人形象。

“刺马案”发生不久后，清廷发出上谕，命江宁将军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及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审讯。

经查明，刺客名叫张汶祥，原是太平军将士，后转投湘军，对刺马一案供认不讳，但行刺动机始终坚持仅是个人私仇，无任何幕后主使。

会审三人中，魁玉为满洲镶红旗人，其余二人也无湘军背景，慈禧的用意就是想查清此案，打击湘军汉族地主集团，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几天后，三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不久上奏:

“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建议以此拟定罪名结案。慈禧当然不相信三人的奏疏，只是她没想到曾国藩和湘军的势力竟如此之大。

虽然满洲贵族集团仍是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但八旗、绿营已不堪用，维系帝国统治的军事力量掌握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江南汉族地主手中。

通过这几番角逐，慈禧心知动不得曾国藩分毫，眼下两江地区人心惶惶，为了不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统治，慈禧只能退让，调曾国藩回南京坐镇。

但曾国藩却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以试探慈禧，慈禧心知肚明，当即下发不予批准的谕令，曾国藩这才拖延近三个月前去接任。

临行前，曾国藩觐见慈禧，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谈话。

慈禧: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是很奇怪。

慈禧: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马新贻办事和平精细。

简短的两句的对话却交代了慈禧对曾国藩等江南地方势力的妥协。

之后，慈禧命曾国藩审理此案，意图大事化小，同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一同复审。

郑敦谨素有铁面无私之称，慈禧想以此掣肘，防止节外生枝。

复审中，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蒙在鼓里的郑敦谨满腹疑惑，还私下问曾国藩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

“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一同参审的江苏候补道、马新贻心腹孙衣言按捺不住，愤然质问郑敦谨:

“背后主谋倘若能逍遥法外，天下将无畏惧之心，有何事而不为？”

此言一出，顿时捅穿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大小官员都不敢出声了，现场一片寂静。

郑敦谨这才恍然顿悟，明白此案不能再深究，一旦查出牵扯后台之人，不仅不能做出了解，甚至会让自己身陷囹圄。

于是仍按原拟罪名定案，所有参审人员除了孙衣言、袁保庆，均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

在结案奏章送达后，郑敦谨即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差，自己则弃官回乡，余生再未出仕，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也悄然离京，而慈禧对此案也不再追问，默许了江南汉族地主对两江地区的垄断。

当然，曾国藩也给慈禧一个满意的交代，不久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心肝被掏出后摆在马新贻灵柩前致祭，至此“刺马案”经过双方政治博弈和妥协后正式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