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晚年，为标榜自己是“圣君”以及王朝盛世，在吏治上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方式，使得康熙末年官员的贪腐十分猖獗，这让当时还是皇子的胤禛恨之入骨。他自然不会恨老爹，而是恨那些科举出身，两榜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胤禛的眼里，这些人饱读圣人之书，却贪腐无度，实在是双面人。
胤禛无疑是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在此期间，他表现的低调内敛，一副与世无争的态度，但实际上却是暗中下手，为争位不手段，这也就养成了胤禛喜怒不形于色，为人深沉的性格。而登基之后，胤禛一改过去的含蓄的性格，变得十分苛刻和好杀，让满朝亲贵吃惊非小，而且为政苛猛。与康熙不同的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就看出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话显然有些调侃的意味，在雍正四年，胤禛给全国所有的督抚明发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其中最关键一点是：“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雍正素来对清官十分鄙薄。只要吏部或者有人举荐某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问：“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因为在雍正看来，有的人清廉也是无能之举，因此此人除了清廉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官员他肯定是不用的。
雍正在给督抚的上谕中提出了喜欢和重用什么样的官员，只有按照我的标准去干，才能升官。为此雍正还树立了四个典型：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干得罪人的活儿，尽管观察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好官典型。
既然有正面典型，也就有负面的典型，负面典型是查弼纳，杨名时、张楷与魏廷珍等几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说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意思就是这几个人除了清廉，不贪腐，在外界留下一个口碑之外，实际上对百姓没有任何益处、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雍正用人跟名声、口碑这些公议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咋滴；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从雍正提出这几个人仔细观察一下的会发现，受到雍正赏识的几个官员都不是科举出身，田文镜与杨文乾是监生出身。李卫不是叫化子出身，而是豪富出身，捐资买了一个员外郎，诺敏是勋贵出身。被雍正谴责的几个人恰恰是科举出身，其中杨名时是康熙三十年的进士，选庶吉士。张楷是举人出身，魏廷珍更了不得，康熙五十二年的探花，只有查弼纳是云骑尉世职出身。
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对科举官员的不待见，可问题在于，既然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表个态，皇帝说我错了，我承认就行，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可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于是，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向皇帝申诉。意思就是我当“清官”还错了。莫非让我当贪官。杨名时和雍正硬杠，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杨名时，字宾实，康熙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入值南书房给康熙当秘书。此后历任顺天学政、翰林院侍讲、贵州布政使等。五十九岁时出任云南巡抚。雍正三年升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四年转任兵部尚书，由于当时云南在打仗，所以仍以云贵总督管巡抚事。
应该说，雍正点名杨名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举个例子，如果有真的不待见他的话，就不在雍正四年二月让其升任兵部尚书，同年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可见雍正对杨名时还是比较赏识的。只是本着他“反听舆论”的思维作出判断：“大家都说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钓誉得来的好评”。事实上，雍正就随手拿他举个例子罢了。
在此之前，由于杨名时题奏时无意泄漏了密折密批，雍正对此十分不满，停止了杨名时密折奏事的权利。杨名时没有立马认错求情，而是等到好几个月后，才公开承认泄露密折的错误，恳求恢复奏折权。雍正这才原谅了杨名时，还给他升了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杨名时对于雍正的“批评”难以接受，实际上，只要杨名时像其他人一样默不作声的话，或许就没事了。可杨名时偏偏上书反驳雍正的指责。
果然，杨名时为自己申辩折子，让雍正勃然大怒，雍正一眼就明白了杨名时的意思，就是满腹牢骚和抵触心理。更是对雍正刚刚树立的四个督抚的不屑。可如此一来，就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看法：
“所谓清官，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在雍正看来，这些人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他们的，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就此，雍正对杨名时的厌恶之情由此而生。他训斥杨名时说，“朕说你两句，你听着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
也是活该杨名时倒霉，时隔两年之后，他又一次泄露密折的错误，在雍正看来，杨名时是故意的。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制度，只有写折子的和皇帝知道，秘密上奏给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本人。督抚大员凡有要事，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见后，再对外公布，雍正藉此牢牢地控制了地方的统治机构。
这个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密”，可杨名时无视雍正的保密制度，一再泄露密折。这一次，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于是下发明诏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雍正四年十月底，被雍正视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取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杨名时因题本误载密谕获罪，去总督职，仍署巡抚。第二年的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杨名时停职待查，十月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始在云南昆明会审杨名时。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查会，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污、亏空罪，具体来说就是收了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四批缎子，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依律判处绞刑，可雍正对此并不满意。
雍正并不是想要杨名时的命，而是要搞臭他的名声，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因为这才是杨名时最看重的东西。不得不承认的是，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因为他知道读书人就看重名声，而名声完了也就等于“死亡”了。
但杨名时什么罪责他都可以揽下来，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他一概不认，死都不认。雍正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件，看杨名时全家只凑出了两百两，在这种情况下，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未被降旨处死，因为他还在凑银子。最后雍正下旨：“留滇受审，待查实后另行处理”。
此后，杨名时在昆明居专治理学，悉心著作。乾隆继位后恢复名誉，奉诏入京，授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入直南书房。乾隆二年杨名时病故，算是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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