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知青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全国有超过1700万知青滞留在农村和农场，他们渴望回到城市，但当时的政策却让他们陷入困境。知青们不仅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条件，还面临着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70年代的知青
当时邓小平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明白知青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调配问题，而是涉及到城市工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问题。1978年2月1日，邓小平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他强调，城市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将知青推到农村。
3月28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邓小平的话为知青回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978年秋天，云南省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发生了一起悲剧，成为知青要求回城运动的导火索。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在分娩时难产，而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导致母子双亡。这一事件引发了知青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在景洪抬尸游行，要求改善医疗条件，并追究医生的责任。尽管西双版纳州领导最终答应了知青们的部分要求，但这一事件已经激发了他们对现状的反思，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70年代的知青合影
10月18日，景洪农场的几位知青起草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表达了他们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这封联名信寄出后，却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扣压，幸亏《中国青年报》社得知这一情况后，将此事上报给了邓小平。12月2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
邓小平的批示给了知青们很大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决定进京请愿要求回城。12月14日，景洪农场的知青们向西双版纳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上海知青丁惠民被推举为“北上请愿团”的总指挥。
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丁惠民（左）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但省委领导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示，要求知青们立即返回农场。
面对省委领导的严厉态度，丁惠民坚定地回应：“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请愿团近百名代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方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铁路交通中断，这一行动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北京高层的重视。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北上请愿团
1979年1月2日，丁惠民带领的知青请愿团抵达北京，他们撑着呼吁与华国锋和邓小平会晤的横幅在北京城中行走，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短暂的集会，分发传单。邓小平和华国锋没有直接接见知青代表，而是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
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对知青们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王震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你们要明白，国家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你们回去后，要继续努力工作，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央会认真研究你们的问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王震
丁惠民代表知青们表达了感谢，同时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会继续努力工作，但我们希望中央能够尽快解决知青回城的问题。我们相信，中央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久后，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不久以后，中央政府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前往云南。调查组在景洪举行公开会议，听取知青们的诉求，并承诺将推动知青回城政策的落实。
《中国青年报》发表有关知青问题的文章
1月下旬，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允许知青通过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方式返回原籍。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知青回城运动的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