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因无后就抱养了堂兄濮王的儿子也就是英宗。仁宗驾崩后，英宗继位，随着英宗的亲政，自己亲生父母的名分也就自然而然被摆到台面上，最终造就长达18月的“濮议之争”

1、迟迟拖延的储位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

当年五月，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君主制下，立储题是最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议，以免疑忌于君主而身败名裂。范镇的奏议，引起朝廷震动。宰相文彦博责备他事先不与执政商量，范镇说：“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谋于执政，或以为不可，岂得中辍乎？”司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励范镇义无反顾，以死相争，并与御史赵抃先后上疏支持他。

仁宗把范镇先后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给中书，就是不表态，中书宰执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章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仁宗被他所感动，流泪请他再等三二年，还指望能自生龙种。

赵受益

嘉祐三年（1058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言者有过当，常指朕用张尧佐，必有如明皇播迁之祸。朕果用一尧佐，岂遂为明皇播迁乎？”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唐介接口说：“用尧佐未必播迁。然陛下若播迁，则更不及明皇。盖明皇有肃宗兴复社稷，陛下安得有肃宗乎？”仁宗“变色，徐曰：‘此事与韩琦商量久矣。’”

韩琦这时正与富弼并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与人相交却浑厚温恭，说到小人忘恩负义倾陷自己时，也辞和气平，如说寻常事。庆历年间，他与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上朝争事议论，下殿不失和气。为相以后，用人只据公议，所用之人未必谋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荐。嘉祐三年（1058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进言：应该吸取前代储君不立引起祸乱的教训，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太子。仁宗因后官有孕而迁延不定，但生下来的仍是皇女。

嘉祐六年（1061年）知谏院司马光也上了立储札，仁宗让他把奏疏交给中书，司马光请仁宗自己宣谕宰相。当天韩琦知道后让人传言司光，争取把建言立储的奏札送到中书，否则，他作为宰相，欲发此议，无从说起。

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列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直送中书。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臣等无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议，当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进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两人年龄相仿，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

高滔滔

庆历末年，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她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

当时宗实正在为父亲濮安懿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作准备。不料他先以父丧、后以生病相推托，不肯上任。韩琦向仁宗建议：“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忠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不豫”继位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驾崩，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宫。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后定议，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驾，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持之，或解其发，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赵宗实

英宗的身体确实大有问题。四月八日，仁宗大敛，他在灵柩前狂号疾走，“己卯、大敛，帝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抱持帝，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下诏，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

英宗病得不轻，性情也越发乖张，举止失常，对内侍毫无道理地说打就打。曹太后劝他注意自己皇帝的身份，他也往往出言不逊。双方左右都有人多嘴多舌，两宫关系逐渐紧张。

3、太后垂帘

太后很不乐意，向韩琦等诉苦，韩琦回答：“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很不高兴地说：“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见太后脸色骤变，其他人都为韩琦说话太重捏一把汗。韩琦依然正色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他知道，在这当口，有些话是必须由他来说的。

曹太后垂帘不久，司马光就上了一奏，重提刘太后天圣恋权负谤天下的旧事，希望她“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意在防止母后干政。其后不同场合，韩琦与司马光等朝臣一再劝说太后忍辱负重，容忍英宗病中可能有的失礼和无理。他们费尽心力地调和两宫，用心就在于不让太后作出废立的举动，造成政局的动荡。

十一月某日，曹太后派内侍送一封文书到中书，都是英宗所写的“歌词”和过失的举动。“琦即付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譬解道：“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参知政事欧阳修也说：“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岁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书生尔，若非先帝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她听出了弦外之音：英宗乃仁宗所立，倘不遵遗命，天下是不会听从的。

韩琦

他们再去劝英宗，针对英宗张口就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说：“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邪？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英宗若有所悟，两宫关系略有缓解。

即位后的大半年间，英宗身体时好时坏，到这年岁末，他已能够御殿视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经可以不知疲倦地处理政务。曹太后原对朝政并无兴趣，这时却无还政之意，似与两宫不和有关。

在韩琦等朝臣看来，女主垂帘乃迫不得已，久不还政更非盛世之象。台谏、侍从请求太后归政的章奏接二连三呈上来，迫使太后撤帘的舆论已到火候。

一天，禀事以后，“同列既退，琦独留，遂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当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仪銮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

一说，曹太后总把皇帝御玺放在自己宫中，英宗外出巡幸时，她也带上玉玺同往。韩琦就安排太后与英宗出外祈雨，回宫后他当即以民众皆欢慰、台谏有章奏为由，奏请太后还政。太后恼怒道：“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韩琦立在帘外，不撤帘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还政。

慈圣光献皇后

1、濮议之争的缘由

英宗亲政之初，颇欲有所作为，亲自点名把仁宗朝颇有直声的谏官唐介召入朝，让他权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弹击奸邪小人。但他似乎并不像《宋史》本纪称颂的那样，是什么“明哲之资”。他缺乏根据地怀疑人，认定在他立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发过不好的议论，就违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台谏弹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谏官傅尧俞奏弹蔡襄，遭到拒绝以后，还是把蔡襄撵出了朝廷。

英宗的生性固执集中表现在濮议之争上，这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为皇子时，正在为生父濮安懿王守丧。位居九五之尊以后，血浓于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

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2、朝臣的态度

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

欧阳修

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抃等，中书大权在握。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

台谏制度经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谏官敢言直谏的元气经仁宗一朝的涵育，正进入沛然浩荡的时期。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台谏官本来就有监督制约相权的职能，他们认为宰执固执皇考说就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

不过，台谏官对大臣的弹劾最终还需由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议中英宗与宰执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削弱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的力量。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御史范纯仁和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说他们“拒塞正论,挟邪罔上”，接下去的话也意气用事了，“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即便不砍头，也应该判刑。

到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态。诏书虽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但仍称其为“亲”，并把濮王坟茔称为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

吕诲‍

吕诲等见论列弹奏不被采纳，交还了御史敕告，集体辞职，还放出话来，声称与称皇考派“理不两立”。英宗召来了宰执，问他们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欧阳修也逼着英宗作出选择：留御史还是留宰执，唯听圣旨。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摇摆下倾向了宰执，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师。

出使契丹刚回朝的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

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赵宗实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确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辩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

不过，这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须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