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3日，为纪念明治天皇的生辰，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宣布了一项“亚洲新秩序”声明，其基本的六个原则如下：东亚的永久和平；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联合防共；经济合作；创建新文化；世界和平。

这是一种日本式的“门罗宣言”，显示了日本人由来已久的统治亚洲的渴望，这种渴望曾体现在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准备的壬辰倭乱中，也反映于二十世纪初日本领袖们的泛亚主义思想中，更表现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所谓的“田中奏折”中。

对于那些因看不到胜利或和平的前景、因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生活日益困苦而沮丧不已的中国政客们来说，近卫的声明似乎提供了迅速解决事端的一缕希望。汪精卫与其它一些人一样，觉得日本的想法很有吸引力。

他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18日飞离重庆，前往河内开展一场和平运动。四天以后，近卫宣称日本决定摧毁国民政府，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亲善友好：日本将不仅不提任何领土或赔偿的要求，而且将把所有的割让地和租借地交还给中国，并废除治外法权；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议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日本一方决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敦促重庆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蒋介石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个主意，并劝说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随后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八项协议，包括承认满洲国及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以便于联合防共。协议的其它方面，包括承认日本根据一项“经济合作”协议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日本有权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务中指派顾问。

汪兆铭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五院制的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得到了“满洲国”、三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的承认，其他的西方国家都不承认。

汪精卫何以叛变投敌？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

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

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

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与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

周佛海

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

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