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单纯从其资历、战斗经验和党政觉悟来看，没有任何问题。
基于这个背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非常了解新四军在敌后会遇上许多未知的危险和突发情况。
故而，中央在对新四军许多指示中没有明确规定部队应该怎么打或者往哪转移，给予叶挺、项英、周子昆等人上下活动探索的空间。
在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已经表明了态度，项英仍坚持己见。
毛主席考虑到自己和中央没有具体到南方地区视察，本着“特事特办”与信任同志的理念，不再全面要求项英完全按照中央态度照办。
比如，1940年1月19日，针对项英不同意调新四军干部到皖北，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
皖南既然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就同意不再调，你们可见机行事。
项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项英在皖南活动时认为，江南比江北资源丰富，还是革命老区，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放弃此地。
所以，他对新四军南方战略计划抱有坚定的信心，无论毛主席还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屡次让他调兵北上，他很难下定决心。
1940年秋冬的皖南，雨雪特别多，气候也特别寒冷。此时国内的政治气候同自然气候一样，正急转直下。
9月6日，毛主席就得到了情报，说蒋介石准备对新四军有行动，于是，毛主席就给新四军军部发去电报，说：
“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其具体做法是：
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
这封电报中，前面的周、叶，是指周恩来、叶剑英，后面的叶、项、胡服，是指叶挺、项英、刘少奇，当时，刘少奇正担任中原局书记，“胡服”就是他的化名。
毛主席在发完这封电报后不久，又给新四军发了一封电报，说的也更加明确：
“新四军皖南、江南部队，应当采取自卫原则，准备在某方攻击时，坚决还击之，同时应采取一切办法缓和国民党之进攻。
我方绝对不应先开战端，否则给顽固分子以口实，我政治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
但是，这两封电报都没有引起新四军的重视，项英仍回电说：
“军部困难北移。”
10月19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
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同时，致电新四军军部，明确要求新四军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可是，项英还是没有同意，回电说：
“新四军皖南部队短期内无法开动，如途中发生战斗，十分不利，反不如暂留皖南，胜利把握较多。”
和项英完全不同的是，陈毅态度坚决地去执行北移，带领的新四军第一和第二支队已经快速赶赴苏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顾祝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毛主席非常着急，再次给新四军发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开始北移，必须要在12月全部移动完毕！
可是，项英在12月下旬的几次发给中央的电文中，仍然强调，皖南困难，北移也困难，并反复请示中央该怎么办？
对此，毛泽东对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令项英等人震动很大。而且，在这个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他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希望能先发军饷，然后再北移，并给毛主席发电报说：
“我们的态度，不发饷弹即不开动。”
项英的一再拖延，让毛主席非常愤怒，就在12月26日那天，给新四军发去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文说：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看到这封电报后，项英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研究新四军的北移问题。叶挺也被邀请列席了这次会议。
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可供皖南新四军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北渡路线”，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
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况且，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是“东进”路线，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有利的方面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
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民党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我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我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
第三条是“绕道”路线，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
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
有利方面，如果部队能够迅速接近天目山山麓，沿山麓行军，地形有利；沿途可能会遭遇国民党第40师进攻，但是，江南新四军认为，这支部队力量相对薄弱。
不利方面，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都很不利。
在讨论三个路线时，叶挺主张实施第一或者第二路线，但都没有被采纳。
项英认为，第一、第二路线都过于危险，主张采用第三条路线。
最后，会议决定:
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
“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
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很显然，中共中央同意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的北移行动方案。
从元旦开始，部队知道即将要离开皖南北移，大家怀着对皖南人民的深厚感情，争先恐后地为老乡做好事。
有的用茅草为房东修缮房檐，有的拿起刨凿为群众修农具，有的抡起斧子为老乡劈木柴，军部宣传队还为群众演出了文娱节目。
群众也抬着肥猪，提着鸡蛋，抱着捆军鞋，热情地来慰问新四军。
当时，在皖南有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
除军直机关外，决定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
按照北移部署:
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
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
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1月4日，皖南新四军开始北移。这一天冬雨又飘飘洒洒落了下来，蒙蒙细雨中，皖南民众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为新四军送行。
新四军北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九千名新四军健儿，踏上了北移的征程。傍晚时分，崇山峻岭的皖南地区，寒风凛冽，细雨绵绵，天黑得像一口铁锅扣在人们头上。
新四军战士低吟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在风雨中踏上了征程。低沉而又有力的歌声，一路上响彻着：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
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
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到达目标！
然而，这注定了是一次悲壮的行程。
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就在叶挺、项英等人讨论北移路线时，在第32集团军总部也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围剿新四军。
因此，新四军一上路，就有国民党新7师、第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第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第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
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
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
1941年1月3日之前，这些国民党军迅速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状包围。
此外，在新四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还部署了层层兵力，准备堵截，皖北方面由李品仙负责布防，苏南方面由冷欣负责封锁。
这个时候，新四军无论是否北移，无论走哪条路线，都难以逃脱被攻击的命运。
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北移的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