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关注香港大学访问团

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外，1955年，还有一段值得记述的往事，这就是周总理关注香港大学访问团。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总理对香港问题的高度重视，如何为处理有关香港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而殚精竭虑。

（一）

1955年11月间，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广东省委称：

香港大学组成以布兰敦教授为团长的访问团，拟于12月14日到北京访问约两星期（其中有5人去沈阳几天）。

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状况，并与我科学界、教育界人士进行接触和学术交流（涉及文学、历史、法律、医学、农业、生物、物理等学科）。

该团共30人，其中有24位英国人，主要为教授，也有讲师和几位教授夫人，其中，大多数人对新中国不了解，少数人持有偏见。

另有6位中国人（包括该校病理系主任侯宝璋教授和夫人及与该校有历史渊源的陈丕士、陈君葆等）。

廖承志同志得悉后认为，这是香港首次派出这样的访问团，应予重视。

香港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而且，香港大学具有特殊地位，在解放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指定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与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联系。

代表团中，陈丕士是香港著名大律师，其父陈友仁是国民党左派，曾任外交部部长；侯宝璋是国际公认的病理学权威，陈君葆是香港文化界名人。

为此，廖承志直接报告了周总理。

不过，由于廖承志即将陪同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于是，周总理委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出安排。

（二）

12月1日，刘澜涛邀请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毅敏和该会秘书长张铁生、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简称对外文协）副会长兼党组书记阳翰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潘梓年、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等人开会，商拟了接待计划，要点如下：

（1）由对外文协出面邀请并负责接待；

（2）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分别洽商相当身份和相应专业的专家、教授同该团人员分别进行接触和交谈；

（3）参观访问时，由唐明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局长，对外文协理事）、方明（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陪同并领导翻译人员；

（4）内部设一领导小组，由赵毅敏、阳翰笙、黄华（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张铁生组成（赵、张不出面），下设联络组、接待组、汇报组，由阳翰笙领导，重大问题由赵毅敏决定；

（5）该团抵京时，媒体发简单新闻，消息中不使用“访问团”字样，记者对该团不采访、不发照片；

（6）安排该团住新侨饭店。

这个接待计划上报后，总理指示：

先照此办理。

（三）

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将周总理关于接待香港大学访问团的指示要点印发给有关部门的领导人。

内容如下：

（1）去年，我们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今年参加了万隆会议。

中、英之间已经交换了代办，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大使级会谈，这都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利于加速搞好我国的各项建设。

要通过同香港大学来访教授的交往，开展同英国教育界、科学界的交流，带动中英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进一步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

英国政府也可能借该团访问的机会，试探我们对香港地位的态度，对此，要心中有数。

（2）不把香港当作一个政治单位。对该团的英国人，以中英两国人民友好及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对待；对该团的中国人，一方面当成客人，欢迎他们来北京参观，一方面要他们做主人，帮助招待同来的英国人。

（3）避免谈起香港地位及复杂的外交问题，如果客人询及，可告以这是中国政府考虑的事。

对一般的政治性问题（如五年计划、中苏关系、宗教信仰、台湾问题等）凡已决定、已公布的，均可交谈。

如客人提出与我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以说理的方式，作简要表态，避免争论不休，注意求同存异。

谈话时，不涉及国家机密，防止“走火”，但不要怕“走火”而不敢交谈。

（4）根据客人的要求，安排参观游览，让他们多看事实（包括好、中、坏三方面），少讲或不讲抽象道理。

（5）客人访问学校或科研单位时，由相应专业、相当身份的人员接待，对本单位的情况先做简要介绍。

对学术问题可自由交谈。能用英语交谈的，不必经过翻译。客人如要到我科学家或教授的家中访问，只要被访问者同意，不加限制。

（6）客人如自行外出，不加限制（禁区自有警卫把关）。如客人的亲友或相识者到旅馆探望，是否接见，由客人自定。

客人可自由摄影，不准摄影的地方，应事先说明。

（7）增加熊向晖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不出面）。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熊向晖任主任，张铁生、唐明照、方明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各工作小组。

（以上各项请潘梓年和刘皑风同志分别向教育系统和科学院各有关单位的有关同志传达。）

（四）

紧接着，由高等教育部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分别提出，报经总理核定的与来访的香港大学教授、讲师进行接触、交谈的学者名单如下：

北京大学教授尚钺、冯至、严仁赓、杨晦、周一良、侯仁之、赵以炳（总理加上该校西语系教授俞大絪）；

清华大学教授陈世骅、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

人民大学教授孙敬之；师范大学教授彭飞；农业大学教授吴亭、娄成辰、周大征；

协和医学院教授邹金黄、张希钦；中华医学会方石珊；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部童第周、应用物理所施汝为、吴乾章、昆虫研究所陈世骧、经济所狄超白、历史二所侯外庐、历史三所刘大年。

由对外文协提出并报经总理核定与香港大学访问团进行接触的人员名单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曹禺；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燕京协和神学院副教授、中华圣公会会长赵复三。

（五）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北京饭店256房间。

12月14日下午，香港大学布兰敦教授一行29人（侯定璋教授到广州后，因事回港未来），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干部谭干陪同，乘火车抵达北京。

阳翰笙、唐明照、方明及陈丕士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陈依范等人，到车站迎接。当晚，阳翰笙主持欢迎宴会。

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在《友好往来》栏目登一则消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发），全文如下：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等二十四人，在十四日下午到达北京。”

（消息中未提同来的中国人，也未提到车站迎接的人及举行欢迎宴会的事。）

（六）

12月15日上午，接待组的诸华同志向我汇报，侯宝璋夫人提出的一个要求。

为此，我约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到北京饭店谈话，后又分别向领导小组成员商洽，迄午夜尚无满意的结果。

随后，我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同志联系。他说:

总理到毛主席处开会，暂时回不来，让我写一书面报告，交陈浩同志（总理的外事秘书）。

侯宝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我匆匆写报告给总理，主要内容是：

“香港大学病理学教授侯宝璋的夫人，随英籍教授来京，主要目的是探望其子侯健存。

经查，侯健存现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为该院肃反重点对象，该院已不准他自由行动。”

（略去该院负责人所说侯健存的“严重问题”。）

“侯夫人坚要与其子见面，主管肃反的××部不准，只让侯健存之妻刘冬生与侯夫人见面。

我感到这样处理不妥。我认为，即使对侯健存定罪判刑，也应允许其母探监，现对他并未定罪，建议该部允许其母子一见，该部不同意。

领导小组成员阳翰笙、黄华、张铁生均认为，应按××部的决定执行。

赵毅敏同志已休息，其秘书表示此类事应照××部的决定执行。

阳翰笙同志提议，可由老舍向侯夫人侧面解释，或派他人向侯夫人说明肃反政策。

但我感到，不让侯夫人与其子见面，将会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特此报闻。”

写完这一报告，已是12月16日凌晨1时。

很快，到凌晨4时许，我在北京饭店就收到陈浩派人送给我的特急件，是总理对我上述报告的批示：

“赵、熊、黄、阳：

应让侯健存与其母自由见面，不加限制，也不必要老舍等向她做任何解释，只有当侯宝璋夫人向我们询及肃反的情况时，才需要派人向她做解释。

此类事为何事先不向我报告？请赵毅敏同志抓紧这一接待工作，熊向晖同志遇事电话请示，不得贻误。

请赵即开领导小组会讨论和布置今后工作，并由熊报告各项待决问题。

周恩来 十二月十六日”

（七）

12月16日早上和晚上，赵毅敏两次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并于12月17日上午写一书面报告送呈总理。

当晚，总理派人将这一报告送回。内批：

“退赵毅敏、熊向晖两同志阅办。周恩来 十二月十七日”。

总理还对这一报告中，所提各项逐一做了批示：

（1）关于英籍教授、讲师的接待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提要求基本上可以满足，但下列各项拟婉言拒绝：

①霍克布伦克要求了解北京市城市规划，经询北京市委，目前尚无完整的计划，不便接谈。

②巴逊斯希望了解原子试验及高能核子物理学。科学院党组意见，不便接谈。

③吉丁斯要求参观气象设备。我们拟婉言拒绝。

（对以上三项，总理批示：“同意”）

④克尔贝要求与我高等学校建立长期交换资料的关系，拟请高教部党组考虑。

（总理批示：“可介绍高教部一谈，看他所提交换资料属何性质，再作决定”）

（2）关于英籍教授、讲师要求会见的人员：

①已做好安排的有：米勒尔会见萧乾（译文出版社）、杨献益（外文出版社干部）、袁家华（北大中文系讲师）。

②请总理决定的有：

（甲）狄里斯特里要求会见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涂表示该局属军委领导，为免涉及机密，不便接谈。

（总理批示：“可见。不涉及机密”）

（乙）米勒尔要求会见×××（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系该院肃反对象。

（丙）霍克布伦特要求会见×××（北京市设计院干部），×同美国的关系尚未查清。

（对以上两项，总理批示：“可以见面”）

③今后处理会见人员的原则：

（甲）已关押者个别请示解决；

（乙）在肃反中有问题，但未定案者，均可接见；

（丙）凡不经我们径自联系会见者，我们不加限制。

（对以上3项，总理批示：“同意”）

（3）关于与英籍教授同来的中国人的接待问题：

①请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宴请交谈。

②陈丕士要求见总理，建议总理约时一见。

③陈丕士提出回港后组织“中英友协”，我们认为不妥，不予鼓励。

④陈丕士要求拜访何香凝、李济深、傅作义、刘王立明；陈君葆要求拜访沈钧儒、柳亚子。拟请中央统战部联系安排。

（对以上四项，总理指示：“同意”）

（4）据闻英国代办处将举行酒会欢迎英籍教授，将邀我翻译人员参加。我们意见，我翻译人员婉言谢绝。

（总理批示：“可以参加，不要拒绝”）

陈浩函告赵毅敏、熊向晖：

“建议将此件打印出来，（连总理的批语也打印在一起）以备查考。打好后，希望给总理一份备查。”

（八）

12月18日上午，陈浩打来电话说：

总理从简报中看到，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到北大座谈时，北大有的教授故意回避问题。

总理说：

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有水平的，同外国人接触是有风度、有气概的，他们一般不会乱说话。

现在同英国教授座谈，有人不敢谈，故意回避，这是我们工作中有问题。

总理要你马上转告刘皑风、潘梓年，请高教部党组和科学院党组，重视这一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报告总理。

（九）

12月20日，布兰敦教授向唐明照表示，该团全体人员希望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赵毅敏随即书面报告总理。

12月21日上午，陈浩打电话问熊向晖：

简报上说，有五位英籍教授由方明陪同去沈阳访问，他们哪天回北京？

熊答：

23日晚上。

不久，陈浩又来电话说：

这些日子总理特别忙。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到我国访问，总理的日程排得十分紧。经过考虑，总理决定将一项排定的日程往后推，挤出时间，在12月23日下午两点半接见英籍教授以及同来的中国人。

去沈阳的英籍教授赶不上会见，只好抱歉了。

陈浩还说：

接见地点在紫光阁，请你们提出陪见人员名单，尽快报来。

经领导小组研究，向陈浩提出以下陪见人员名单：

楚图南、阳翰笙、黄华、老舍、吴冷西、周培源、俞大絪、赵复三。

午夜，陈浩来电话说：

总理对陪见人员名单做了增删，并说明理由：

（1）删去了老舍。总理说，老舍对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有意见。这次不让他陪见了。

（2）增加沈雁冰、丁西林、郑振铎、张奚若、曾昭抡、竺可桢。

总理说，竺是科学院副院长，其他5人是主管文教的部长、副部长。他们都是党外人士，请他们参加有政治意义。

（3）增加章汉夫。

总理说，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在香港办过《华商报》；增加雷任民。总理说，从简报上看，有几位英籍教授对中英贸易问题有兴趣。

（4）增加石志仁和刘仙洲。

总理说，这两位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让他们同母校的教授见见面有好处。

（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比较熟悉总理，但对总理居然记得石、刘二位毕业于香港大学深为惊异）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不显著的位置以《周总理接见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等》为标题，刊载下述消息：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三日下午接见了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北京访问的香港英籍教授布兰敦及其夫人等十九人，和同时来北京的陈丕士、陈君葆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抢，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俞大絪，中华圣公会的赵复三会长。

这是《人民日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刊登有关“香港大学访问团”的消息。

这条消息的标题、内容以及所占版面都是总理核定的，看起来平平淡淡，但却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竺可桢因病未到）。

1956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右一）在怀仁堂与港澳来宾座谈

（十）

12月22日上午，陈浩来电话说：

香港大学英籍教授12月26日离开北京，总理要你们在“圣诞夜”（12月24日晚）为他们安排一些活动。

经研究，赵毅敏、熊向晖当天函报周总理：

（1）由赵复三约基督教徒七八人请全体英籍教授等及同来的中国人吃烤鸭。

（据赵复三说，过圣诞节可以这样办）

（2）餐后，如他们有兴趣，由赵复三等请他们到男、女青年会参加宗教活动，并可参加天主教北堂的弥撒，或到个别教友家中吃茶。

以上由唐明照同志个别征求英籍教授及同来的中国人的意见，是否参加，由他们自行决定。

当天，总理批示：“同意”。

（十一）

12月23日下午，陈浩函告赵毅敏、熊向晖：

“总理定于25日下午7时许参加民主德国大使为格罗提渥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总理说，25日下午5时至7时，请对外文协会长楚图南为英籍教授等及同来的中国人举行一次送别酒会，总理要到场。这样，去沈阳的5位英国教授也可以见到了。

总理说：这个酒会要有100人左右，不请23日陪见的正副部长；要请竺可桢或科学院的一两位非党员副院长。

要把其他所有与他们有接触、有关系、有来往的人（包括侯健存夫妇、陈依范）都请上，还要请英国代办处的人，我们可以借此做些工作。

另外，请些熟悉香港情况的文艺界、贸易界人士。

在酒会中，要交谈一番，空气要轻松些。不发消息，不发照片。总理准备26日以后再专门见一次陈丕士、陈君葆等，同他们谈香港问题。”

经研究，在所知的熟悉香港情况的文艺界、贸易界和其他有关人中，请曹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冀朝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欧阳予倩（戏剧学院院长）、李桦、郑可（美术学院教授）、金宝善（北京医学院教授）、周珏良（外语学院教授）等参加酒会。

12月24日晚，总理打电话给我，要点如下：

（1）25日下午，楚图南会长主持的酒会，应在北京饭店举行。

（2）除陈浩讲的外，邀请翁文灏、傅作义、卫立煌。还要请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

（3）酒会应准备英国人下午吃茶时爱用的点心。会场两边摆些桌子和椅子，以便交谈。

我同典礼局余心清“奋斗”了好几年，他就是不肯在酒会上摆桌椅，他说这不符合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去年日内瓦会议，有的代表团举行酒会也摆桌椅，你也参加过。这次一定要打破常规。

（4）你和阳翰笙先到北京饭店布置、检查，让俞大絪也去，她熟悉英国情况，请她做顾问。

（十二）

12月26日，前来访问的香港大学英国人布兰敦教授等24人离开北京返回香港（同来的中国人续留一段时间），我的这一任务随之结束。

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我存留几份材料，尘封了40多年。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现检出略加整理，公之于世，为宣扬万古流芳的“周恩来精神”增添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