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1971年9月13日这个日子，因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而载入史册。
这一天，曾被捧上“副统帅”高位的林彪，由于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的阴谋败露，主要是指毛泽东主席识破了这个野心家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判断出林彪是个阴险的两面派呢？本文叙述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恰可为这段非常时期的历史做一注脚。
（一）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在北京，基辛格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
此外，还有熊向晖。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1962年，熊向晖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他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
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
1972年，熊向晖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基辛格秘密访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
随后，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
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于是，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接着，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二）
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这时已经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
他蛮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
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
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
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
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
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
王海容则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
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谈话。
（三）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
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
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她又转向主席说：
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
他怎么成了“老熊”了。
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
然后，他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
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
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
他回答：
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
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
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
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答：
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
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
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
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
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的回答得比较详细：
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做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
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
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
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
黄总长还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
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
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
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
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
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做检讨。
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
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
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回答：
没有。
因为，这些事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道：
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
“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
“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若是这样，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四）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
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
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
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
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
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
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
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
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
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
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
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10日晚，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
8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301医院，一共住院50多天。
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8月中，根据周总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让熊向晖也参加。
初稿完成后，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于9月7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关同志讨论，做了修改。
9月11日夜，周总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稿，直到清晨4时。最后，指定乔冠华、熊向晖和崔奇负责修改，14日交卷。
9月12日下午，他们几人在乔冠华家进行讨论。
13日下午，在乔家再次讨论、修改。不多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乔冠华叫走了。
过了一会儿，乔打来电话，说他回不来了，改稿的工作暂停。紧接着，熊向晖得到通知：
周总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
当天晚上，熊向晖得悉，这架飞机上坐着林彪和叶群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
熊向晖想起7月9日毛主席的谈话，才感到，那次表面上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寒暄”，其实是有深意的。
第二天，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研究中国驻蒙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报告说：
蒙古副外长约见许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一事提出抗议。
许大使向蒙方要求到出事地点调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复告许大使，速赴现场仔细检查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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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很快回电说:
已到温都尔汗，飞机全部烧毁，没有残留文件。
不久送回的照片证实，林彪、叶群等人确已粉身碎骨。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中央并要求有步骤地逐级传达。这时，熊向晖还在住院。
9月21日下午，也在该院住院的陈毅同志在军委听了传达，跟熊向晖做了一次长谈。他说：
这样的结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党内的隐患。
他还说，到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中央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揭发林彪。但是，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由黄永胜来传达。他还讲了不少林彪历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接到通知去听总参系统的传达。
他已知道内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说，黄永胜指定他参加。
熊向晖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开会地点。在一位副总长宣布有重要事情传达之后，过了一会儿，黄永胜才挟着文件包，匆匆走进会议室。他放下皮包，先问：
熊向晖同志到了没有？
熊向晖说：
到了。
黄永胜盯着他，问：
是不是主席在今年7月间，问过你庐山会议的事？
熊向晖说：
是的。
黄又问：
我犯了错误，你是不是对主席说你不知道？
熊向晖答道：
我的确不知道。
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
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我上了林彪的贼船。之所以上他的贼船，是因为我认为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上当了。
这个开场白，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大吃一惊，不禁交头接耳，以为自己听错了。
黄永胜要大家安静，开始宣读中央通知。大概是心虚的缘故吧，并不很长的文件，他念得颠三倒四，几次出错。
散会时，一位副总长问熊向晖：
主席找你谈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讲讲？
熊向晖说：
主席没有让我讲。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安：
这件事，他从未向别人说过，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
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总理说：
是我告诉黄永胜的。我对他说，7月间，主席就问了熊向晖，你们现在还不交代，我们等了快十天了。
总理又问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如实作了反映。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又召开类似规模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主席的决定：
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六）
两天后，叶剑英副主席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帅说：
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
叶帅还说：
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
他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惭汉李陵。
10月16日晚7时半，周总理在钓鱼台召集外交、新闻、公安、电讯等部门的有关同志开会，讨论接待将于10月下旬公开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
基辛格公开访华登上长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次，他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的。周总理同大家谈到林彪叛逃的情况，说：
主席讲，他们搞阴谋，熊向晖是副部长，也不知道黄永胜犯了什么错误。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当晚9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
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
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主席幽默地说：
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
他又连连地说：
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老人家接着说：
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
当晚7时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
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
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
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七）
1972年3月，中央印发了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端出了林彪的问题。
这个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香港和台湾的一些报刊全文刊载，有的甚至复印了原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99人的会议（原注：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在讨论这一文件时，有的部门不少人知道“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指的是谁。
熊向晖在一定范围内讲了这件事的经过。他说：
当时毛主席没有问叶帅，因为叶帅会看到这类文件，不会不知情；也没有问外交部的同志，因为他们和总参无关。
熊向晖非常钦佩毛主席的胆略、魄力和决断。他说：
在处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样一桩大事的时候，我原以为这应该是压倒一切的题目。而主席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做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确是主席的独特和伟大之处。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有关单位把熊向晖当作“抢救对象”，希望他写出自己的类似经历。
他曾考虑过，但没有动，认为如实写出来有很多困难，弄不好，还会引起误解或非议。
今年（1986年）春节期间，有位老战友对他说：
我们等着看你的回忆录哪。你快70了，身体也不好，再不写，难道还要带着这些材料见马克思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不久前，两位史学工作者访问了熊向晖，应他们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珍贵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记的情节。
这两位访问者说：
至少，这件事可以载入历史。
但是，熊向晖表示，要发表，最好取得旁证，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这又何必呢？尽管他没有授权，我也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不可发表的理由。
有些已出版的“纪实”可以胡编乱造，为什么有根有据的事情要留给后人去劳神呢？
即使当事人的记忆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开补充、纠正嘛。
总之，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不要留给后人，更不要留给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