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苏维埃革命胜利24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就宣称，苏联将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当时提到了赢得胜利的几个要素，其一是苏联已经抵挡住了德国的闪电战；其二是德国没有联合英美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同盟”；其三是德国人低估了苏联的实力。
在当时，斯大林认为前两个要素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德国人最忌惮的就是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所以在全力抵抗德国入侵的同时，他多次要求英国和美国尽早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哪怕从东线吸引走20个德国师，对于苏军来说也是巨大的解脱。
同时斯大林还有另一番考虑。虽然英国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宣布与苏联结盟，但是如果要巩固苏英以及苏美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们拉入战火中，否则与德国单独媾和一直可以作为英国人的一个可选项。这种担心并非多疑，在英国除了丘吉尔这样的主战派，也的确有以哈利法克斯勋爵为首的主和派。
那么斯大林有没有考虑过向德国求和呢？其实这种传闻一直没有中断过。
战争初期，有传闻说斯大林曾试图通过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斯塔米诺夫向希特勒发出过和平试探。这个传闻的可信度在于保加利亚既是德国的盟友，也和苏联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不过苏联内务部官员苏多普拉托夫提供了另一番说法，其实斯塔米诺夫是苏联特工，他曾奉命多次向轴心国阵营散布假情报。
还有一个传闻说，在1941年秋天，德国逼近莫斯科时，斯大林变得惶惶不安，于是开始考虑有条件投降。这种说法跟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的表现并不一致。而且斯大林也清楚，在一场如此残酷而且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任何投降的尝试都会自动葬送领导层管理这个国家的权力。
第三个传闻来自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拿出了一份1942年2月19日有斯大林亲笔签名的文件，上面要求德国人立即停战，接着德国军队要撤出苏联，然后苏德将共同对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犹太人”开战。事实上，斯大林在1942年2月正在考虑在这一年的年底之前打败德国，这说明那份文件是极有可能是伪造的。
第四个传闻将时间指向了1943年的夏天。在一本20世纪70年出版的《苏联的冷战之路》中披露，苏联和德国曾在那个夏天在中立国瑞典举行和谈。鉴于苏联当时正和英国和美国筹备第一次莫斯科外长会议，苏联连续在塔斯社上发表了两份紧急声明，反驳这些传闻。
斯大林肯定在战争初期和希特勒有过接触，最有可能向希特勒求和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但他应该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德国人打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战争，任何一个领袖都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束手就擒，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交给敌人。另外就算斯大林肯有条件投降，德国人也绝不会答应，反而会让德国人以为苏联已经坚持不住了。
和英美组建“伟大的同盟”则是斯大林诚心实意的。这个同盟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1941年冬，当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到访莫斯科时，斯大林就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军事方面，盟国何时开辟第二战场；政治方面，如何考虑战后的世界格局。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联自然是希望越快越好；关于第二个问题苏联希望英国能够承认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边境线。
1942年1月，斯大林下令成立外交文件筹备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亲自主持。这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内部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检查战后的所有议题：边界、经济秩序、欧洲和平与安全。这个委员会起初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随着1942年战局的恶化，斯大林对战后问题不再关注，委员会的工作也暂时停顿了下来。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斯大林重拾战后问题的兴趣。同时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表明，德国人在东线战场肯定会被打败，而苏联则会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实力的天平摆向了莫斯科，而伦敦和华盛顿则沦为“伟大的同盟”内部的扈从。所以丘吉尔和罗斯福也迫切希望能在战后问题上尽快与苏联展开磋商，达成相关协议。
斯大林乐见于美英的积极态度。在军事上，盟国越早开辟第二战场，就越能减少苏联的伤亡和损失。如果仅仅依靠苏联单独打败德国，即便最后取得了胜利，战后的苏联也不会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同时在政治上他更希望跟英国和美国保持团结，为欧洲至少实现50年的和平。
一起突发事件让“伟大的同盟”蒙上了阴影。1943年4月13日，德国对外公布消息，称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发现了多处尸坑，里面填满了被屠杀的波兰军人和平民的尸体。莫斯科方面回应称，这是纳粹的宣传伎俩，一定是德国人自己而不是像柏林所说的苏联内务部枪杀了这些波兰人。然而波兰流亡政府赞成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即成立独立的医学委员会对这些尸坑进行检查，以便弄清楚这些战俘是怎么死的。
苏联人被激怒了，《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发表了措辞强烈的社论，指责波兰流亡者是希特勒的同伙。4月21日，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去了一封抗议电报，强烈谴责波兰人对苏联的诽谤。四天后，苏联与伦敦的波兰人断绝了外交关系。
卡廷危机源于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东部，苏联当时俘虏并囚禁了数万名波兰战俘。这些战俘大部分根据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战时同盟条约的规定，在1941年6月之后被释放了。据统计，截至1941年10月，苏联累计释放了大约40万波兰籍公民，但仍有2万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不见踪影。苏联给出的解释是这些人逃跑了，已经各自设法离开了苏联。
实际上在1940年3月，苏共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一份决议，批准将这些人秘密处决。起因是内务部在试图改造他们时收效甚微，所以内务部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是“顽固的资产阶级敌人”，所以必须把他们清除掉。于是贝利亚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提交给了政治局，而政治局考虑到苏芬战争刚刚结束，作为苏联西部最重要的邻国波兰，一旦将这些人释放，势必会给苏波边境地区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允许内务部对这批人进行审讯，然后处决。
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详细地谈论过这个可怕的决定，但他对由之引发的难堪及并发症一定极为懊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波共当时正在和波兰流亡政府进行谈判，计划将波兰境内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德国人的占领。危机发生后，流亡政府以及他们领导的“波兰国家军”要求波共断绝和第三国际的联系，反对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指1939年苏联侵占的寇松线以东的领土）。波共无法承诺上述要求，导致谈判在4月底破裂。
和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的破裂，以及卡廷惨案带来的恶劣影响让苏联在外交方面陷入了被动，但也促成了另一个历史事件的成形。1943年5月6日，莫洛托夫找到第三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告诉对方斯大林有意解散第三国际。第二天，波共一位重要人物华西列夫斯卡娅会见斯大林，向其汇报与波兰国家军谈判失败的经过。当他得知波兰国家军指责波共并非爱国者，而是苏联的代理人时，最终促成斯大林下定决心解散第三国际。
其实早在1941年4月，斯大林就有解散第三国际的打算。一次他与季米特洛夫相约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后，斯大林就向后者流露出这个想法。在他看来，以联合“国际革命”为初衷的第三国际已经不适合局势的需要，“国际”的范围包含哪些？“革命”的对象又谁？很显然继续打着这样的旗号，反而成了苏联改善外部环境的障碍。
当然斯大林不会这样直白地告诉保加利亚人。他给出的理由是各国情况不同，由第三国际统一发号施令并不适合各国的战略和策略。解散第三国际后，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政策。
尽管是在闲谈时讲的话，但季米特洛夫还是立即召集第三国际支委会成员讨论如何对第三国际进行改组。但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件事被迫中断了，直到1943年5月，莫洛托夫重新提及此事。
5月21日，斯大林召开了一次战时为数不多的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第三国际的命运。会议形成的决议显然是以斯大林在会上的讲话为基础的，跟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的斯大林的讲话差不多。
1943年5月22日，《真理报》公布了解散第三国际的决议。决议强调，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差异，这就需要各国采取不同的策略。战争使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而第三国际不管怎么样也已渐渐地允许各国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了。到6月8日为止，决议得到了31个国家分支组织的赞成。两天之后，该组织被正式解散。
英美对苏联一直非常敏感，“约瑟夫大叔”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让他们产生遐想。1943年的夏天，斯大林将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召回，担任新成立的“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曾经救过斯大林的命，在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是和莫洛托夫并肩的外交事务领导人。李维诺夫是亲英派，因没能在战前和英国签署互助协议而被斯大林贬斥。
李维诺夫被重新重用是斯大林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决心与英美交好。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将苏联驻英国大使麦斯基召回，此举发出的信号是，苏联对苏英之间始终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一步感到不满。
作为斯大林的两个最重要的外交助手，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关系很不好，但实事求是讲，二人的能力都非常突出。莫洛托夫善于组织，李维诺夫则知识功底深厚，让其履新也预示着苏联正在将战后问题推进到实质性阶段。
李维诺夫回国后，很快就给斯大林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份文件中，他认为苏联应当“加入一个由美、英、苏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共同与欧洲轴心国斗争所引起的一般军事、政治问题”。李维诺夫说，这样的委员会能够使苏联人对英美的战略计划产生影响，并改变西方国家的政治舆论。
李维诺夫关于成立同盟国军政委员会的建议似乎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1943年8月22日，斯大林分别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在与正在脱离德国的各国政府的谈判中涉及的种种问题。我认为成立一个由三国代表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至今日，事情一直是这样的：美国和英国相互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而苏联只是作为第三方在一旁被动地等待把两个大国之间的一致意见通知它。我必须说，这种局面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又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写过几封短信，其中谈到了已经倒台的墨索里尼以及由巴多里奥组建的意大利新政府。在斯大林看来，既然要组建那个“伟大的同盟”，那么三巨头就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协商。但他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眼里，斯大林是打算跟英美抢夺胜利糖果，所以丘吉尔一口回绝了苏联插手意大利事务的要求。
此举没有激怒斯大林，他反而继续释放善意。意共在墨索里尼倒台后迅速成为意大利国内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斯大林在写给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信中，命令对方放弃和巴多里奥政府的对立立场，他说：“两大阵营的存在（一方是巴多利奥与国王，另一方是反法西斯的各党派）正在削弱意大利人民的力量。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希望在地中海有一个孱弱的意大利。为了加强对德国人的战争，为了在这个国家实行民主化，为了把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可以加入巴多利奥政府。在反对德国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意大利的斗争中，意大利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不仅仅是针对意大利，在1944年3月，法共领导人托雷兹也收到过类似的指示“党必须成为民族的领导力量，要作为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的政党表达自己的抱负，要不仅能够说服和争取自己的追随者，而且还要能够说服和争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细心的人可以产生横向联想，其实在1945年和1949年，斯大林在东方问题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1943年5月，美国大使戴维斯给斯大林带去了一封罗斯福的信。美国总统正式提出，希望美英苏三国领导能够举行会晤。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希望会晤的时间应该安排在库尔斯克会战结束后。同时他还建议应该让三国外长先谈，以敲定首脑会议期间的议题。
第一次莫斯科外长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作为东道主，莫洛托夫主持了这次会议。英国人带来的一大堆议题，包括：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建立同盟国内部磋商机制；共同承担欧洲的责任（这与各自承担责任相反）；波兰问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战后问题的协议；战后对德国以及其他轴心国的处置问题；对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政策；成立法国临时政府；在东欧成立联邦；伊朗；战后与苏联的经济合作。
美国人的议题也不少，包括：建立国际安全组织；如何处置敌国；战后重建；如何检查在战争过程中引起的政治经济问题。
苏联方面要高明得多，斯大林只给莫洛托夫布置了一项作业：盟国何时开辟第二战场。
第一次莫斯科外长会议最耀眼的明星是莫洛托夫。尽管议题众多，但在他的主持下，整个会议的进展非常顺利。会议期间，斯大林分别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英国和美国向苏联承诺，1944年春，盟军将在法国北部登陆。
1943年11月6日，斯大林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讲话中，对公众说：“同盟国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快到了。同盟国之间的联系及其军队的军事合作，尽管受到了敌人的阻挠，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加强与巩固。在这方面，这次莫斯科会议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就是有力的证明。现在我们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都下定了决心，共同打击敌人，而这会使我们获得最终的胜利。”
11月底，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先是乘火车前往高加索石油重镇巴库，然后改乘飞机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临行前，斯大林嘱咐随行的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必须每天汇报三次前线的情况。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斯大林和随即赶到的罗斯福一起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丘吉尔则下榻在附近的英国公使馆。
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举行了单独会谈。在这之后的几天，这座中东古城见证了一系列重要时刻。作为讨论战后问题的起点会议，整个德黑兰会议不仅奠定了日后的基调，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接下来我们以时间为轴线，碎片式地介绍一下三巨头谈到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即便放在80年后的今天也同样犀利。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第一次会晤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毕竟是第一次会面，性质上属于社交拜访。罗斯福先是询问了东线的战局，然后他表示打算把东线30～40个师的德军吸引走。斯大林在感激之余，表示战后苏联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大市场。当罗斯福提出美国对原材料需求很大时，斯大林当即表示苏联可以向美国供应。
第一次会面也提到了远东，罗斯福发现他和斯大林的观点很相似，他们都认为尽管中国人有优秀的战士，但像蒋介石这种人对他们的领导很拙劣。
谈到法国时，二人的观点就更一致了。斯大林说：“在政治上戴高乐不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代表真正的法兰西，而他当然是代表不了的。戴高乐并不理解有两个法兰西：一个是作为符号的法兰西，这是他所代表的；一个是真实的法兰西，它在通过贝当等人帮助德国人。戴高乐与真实的法兰西没有关系，这个真实的法兰西必须为它对德国人的帮助而受到惩罚。”
罗斯福赞同斯大林的观点，他还提出战后要“核查”法国人的殖民地，然后成立一个关于殖民地的国际委员会。斯大林表示同意，但他和罗斯福都认为，这个殖民地国际委员会最好不要涉及印度，因为那是丘吉尔的痛处。罗斯福还提出，印度不适合搞议会制度，采取某种从底层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也许会更好。对此斯大林说：“这就意味着要走革命的道路。在印度，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没有哪种势力或集团可以领导这个国家。”
28日当晚，三巨头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核心议题是“1944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法国的计划”。丘吉尔自然了解斯大林和罗斯福已经有过商讨，但他没有料到二人能够如此快地达成默契。当天晚上的会谈气氛很紧张，丘吉尔虽然原则上同意实施“霸王计划”，但他对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防御牢固的法国海岸是否明智感到怀疑，因而更赞成进攻轴心国的软肋（巴尔干）。
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加一把火，遂突然宣布：在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将加入远东的对日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其实算不上是个惊喜，因为在早先的莫斯科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哈里曼和赫尔透露过他的想法。但是它仍然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未来军事承诺，而这样的承诺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一直想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
关于战后德国命运的问题，三巨头的观点大体一致，都主张肢解德国。斯大林说，他确信只需要15～20年，德国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要维持欧洲至少50年的不受德国威胁，除了解除武装、经济管制和领土变化还远远不够。他和罗斯福都赞成将德国分割成几十个小公国，但丘吉尔认为只需要肢解成5～6个就可以了。不过三方都赞成将东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去。斯大林则借机希望可以得到东普鲁士的梅梅尔和柯尼斯堡，理由是苏联在波罗的海没有理想的港口。就这样，战后苏联得到了那片土地，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州，直到今天。
11月29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再次举行单独会晤。这次的议题是关于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计划。罗斯福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想法，这个组织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个由所有“联合起来的国家”组成的总的组织；一个由10～11个国家组成的执委会；一个由三巨头加上中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
斯大林坦言，小国家不会喜欢这样的组织（指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他建议成立两个组织，一个负责欧洲，一个负责远东。罗斯福告诉斯大林，对方的看法倒是和丘吉尔一致，不过美国是绝不会参加一个只有欧洲国家参与的组织。
斯大林继续追问，如果欧洲再次发生战争，美国是否会派出部队？罗斯福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些不快，他的答复是不一定，但至少会派出船只和飞机，美国更希望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出兵维持欧洲秩序。
话题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远东，斯大林提出战后必须在德国国内和周围占领一些要地，这种政策也同样适用于战后的日本。罗斯福说：“我们100%的同意斯大林元帅的看法。”
11月29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交锋仍在继续，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霸王行动”。丘吉尔一直在推销他的地中海计划，情急之下斯大林质问丘吉尔：“我想要知道英国人对‘霸王行动’是否有信心，还是只是为了让苏联人宽心才说说而已。”
第二天，二人举行单独会谈。丘吉尔仍然显得犹豫不决。斯大林说，红军在指望着同盟国入侵法国北部，所以他现在就必须弄清楚，这项计划是否会继续执行。如果它真的继续执行，那红军就能从多路发动攻势，把德军牵制在东线。
在当天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1944年5月将如期实施“霸王行动”，同时还将在法国南部发动支援性行动。通过情报系统收集的信息，斯大林很快就获悉是美国方面对丘吉尔施加了压力。
在这之后，德黑兰会议的气氛开始变得友好起来。丘吉尔还同意“苏联有权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借机提出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并说有必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管理制度修改得对苏联有利一些。斯大林还提到，要得到远东不冻的出海口，包括大连港和亚瑟港（指旅顺港）。他给出的理由是两个港口是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夺走的。
丘吉尔回答时再次说，“苏联需要有不冻港”。接着他又继续说，“世界的方向必须集中掌握在那些心满意足因而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的国家手中。我们三个正是这样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相互间达成一致之后，我们就能够认为自己心满意足了”。
丘吉尔提出应该说服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参战。斯大林持怀疑态度。但他承诺，如果土耳其参战会引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的话，苏联会向保加利亚宣战。这使丘吉尔感到相当满意，他对斯大林的承诺表示感谢。
在关于芬兰的讨论中，丘吉尔对苏联有关列宁格勒安全方面的需要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希望苏联在战后不会吞并芬兰。斯大林回答说，他相信会有一个独立的芬兰，但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将会对领土进行调整，而且芬兰人应该为战争的损失支付赔偿。丘吉尔提醒斯大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句布尔什维克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但斯大林挖苦说：“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成了一个守旧派了。”
1943年12月7日，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这件事被公之于众。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坐在会议建筑前的著名照片被刊登在同盟国的报刊上。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和美国是赢家，丘吉尔代表的大英帝国则收获寥寥。
陪同丘吉尔参会的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在他的任何讲话中，他从来没有犯过战略性的错误；他有着敏锐而可靠的洞察力，因而也从来没有错过局势中所有隐含的东西。”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的判断是，“斯大林很清楚他来德黑兰想要什么，而且他得到了”。斯福本人则认为，斯大林睿智、敏锐、幽默而且性格强硬。总统在私下里对心腹霍普金斯说，斯大林比预想的难对付得多，但他仍然相信，如果苏联的权利和领土要求得到适当的承认，还是可以把这位苏联领导人争取过来加入战后的和平合作的。丘吉尔的判断更加谨慎，但即使是他也在1944年1月写道，“我们从内心里对斯大林产生了新的信任感”。
德黑兰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对这次会议的决定有所调整，但整个二战战后秩序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的。斯大林说他已经是一个“守旧派”倒也十分恰当，因为我们又看到了昔日熟悉的俄国沙皇形象。就像我们一开始介绍斯大林时一样，如果你首先把他看成俄国人，那么对他的争议也许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